杭州新項目揭幕之後，我們和建築師王澍聊了聊他的甲方和這個時代

知識 10-11

王澍說，這個時代讓他覺得有點無奈，那種「螳臂當車」的無奈。

2012 年，49 歲王澍成為中國內地首位獲得普利茲克獎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的建築師。如今 4 年多過去，「什麼都沒變」，王澍說，但因為客戶絡繹不絕，他通常只挑其中的 2% 項目來做。

於是得獎之後的王澍再度帶著新作品出現，成了一件大事。

在位於杭州西南角的富陽，「富陽三館」（指富陽的美術館、博物館、檔案館）離工程完結大約還有半年時間，但人們已經等不及想看了。2016 年 9 月 23 日的開幕式上人流過於擁擠，主辦方不得不在下午的主題演講上限流。幾位年輕的建築師從外省專程趕來，他們因為無法入館見到三館的設計師王澍，還和安保人員發生了爭執。

把王澍稱為」中國當代最受推崇的建築師之一「應該不為過。媒體在描述他時， 4 年多以前普利茲克建築獎頒獎詞還會被一再引用：「能夠喚起往昔，卻又不直接使用歷史的元素」。

他對瓦爿的運用在他過去的作品寧波博物館上產生了奇妙的效果，同時顯示了他在材料和建築方法的實驗性。這位自稱「很地方性」的建築師還時不時地受邀去國外參加展出，或擔任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在內的客座教授。

過去，中國的地方政府對王澍的設計有過猶豫，他們更歡迎國外的建築師來設計城市地標，比如雷姆·庫哈斯設計的「大褲衩」、安藤忠雄設計的上海陸家嘴的震旦博物館。但現在，他們也變得充分信賴這位受國際建築界追捧的建築師了。

許江是中國美術學院院長，也是王澍的朋友。他是那個最早認可王澍的建築特色、並有能力支持他讓設計落地的人，也是他對王澍的欣賞傳播到了杭州及周邊政府部門那裡。王澍目前的大部分項目都坐落在杭州和寧波。

這一回，富陽區政府拿出了一塊一面靠山、一面背山、佔地面積 69 畝的土地讓王澍設計三館。這是王澍做過的最大的項目。根據官方公開的數據，項目耗費了大約 5 億元人民幣。這在王澍過去的項目中也是不可想像的。過去，和工程耗時漫長齊名的，還有他的低預算。

王澍過去一直避免一件事的發生，避免讓他帶有地方性特色和傳統文化印記的建築看起來像是「國家主義的空洞象徵」。

現在，王澍得更小心這一點。富陽三館建在了富陽市的高架入口處，對面的公交站點是這座城市的「旅遊碼頭」。

知識分子

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王澍的建築。

許江邀請王澍來重建中國美術學院的建築學系，並把象山校區的設計項目交給了他。但這座充滿東倒西歪柱子的建築在一期工程竣工時還是被一些人認為難看極了，他們甚至希望能拆掉它。

即便在王澍獲得了普利茲克獎之後，人們開始試著去理解這些實驗建築，但一些建築師也還是攤了攤手說，王澍的那套做事方式「在商業地產里肯定是沒辦法起效的。」

王澍稱自己為「文人」「知識分子」。這首先體現在他和商業地產的關係上，稱得上涇渭分明。「知識分子面對社會是要發聲的。包括我們從項目的選擇開始，就是用這樣的想法，我們基本上會回絕大多數的項目，做極少的項目。」王澍說。

有一回，他還評價安藤忠雄設計的震旦博物館說：「我不認為給反動的開發商塗脂抹粉有什麼好的，我也不認為在一大堆樓盤前造一個小博物館表演一下有什麼好的。」

王澍只在 2000 年左右試過一次房地產的項目「錢江時代」。這是他唯一一次的商業項目，隨即他便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無法接受商業開發者的利益驅動，和搖擺的性格。他們通常在前期表現出一些冒險精神，但最終還是會要求王澍和自己一起妥協。

對資本的抵觸讓王澍看起來像是個憤世嫉俗的人。他賭氣似的把工作室的名字取名為「業餘工作室」。這部分也是因為王澍沒有建築師執照。但這間原本只有 6 個人的工作室在過去幾年還是多了一些人，一些中國美院的學生會以學習的名義來幫忙。接項目的頻率也從一年一個增加到一年兩個。

不過，王澍在 9 月的採訪中稱，工作室從不參與設計比稿——這是現代建築師制度下拿項目的主要方式——「只是在西湖邊喝著茶」，等著人來。

理想的甲方

王澍等來的相對理想的甲方，通常都是政府。

在富陽三館的開幕式上，王澍把自己和富陽當地的政府擺在一起，和地產開發商站在對立面。他說，這塊地如果拿去做房地產，十億都不止。所以他「佩服富陽的領導」，願意「把這塊一面靠山、一面背山的地拿出來」做公共建築。

很顯然，王澍也無法全然避免公共建築涉及的政治層面。說穿了，這些「龐然大物」總是被用來記錄重大事件，並建立眾望所歸的地方、國家形象；而同時，誰又能不計成本地在時間和資金上投入，並幾乎不可能臨時撂攤子？

答案再明顯不過了。就像福斯特建築事務所 (Foster + Partners) 的創始人諾曼·福斯特意識到的那樣，這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但主導的那一方「從來都不是建築師」。

但王澍認為，自己在和政府打交道時同樣強硬。

「你會預料到有這種（國家主義的）企圖，所以一開始，通過設計讓他的企圖實現不了。當然我還有另外一條，永遠都是說在前面的。如果中間出現動搖，不按照我一開始的設計想法往下執行，我是可以隨時走的。我根本不在乎一個項目，對我來說，我可以不做的。我是個業餘建築師，我可以隨時回家的。」王澍說。

王澍最近喜歡舉的一個例子是他在富陽的另一個項目，富陽西南方向的郊縣「文村」的民宅改造。王澍在不只一個場合強調，這個項目是他和富陽當地政府談判得來的。他轉述當時的談判詞說：「除非讓我改造文村，不然我不接富陽三館的設計。」

文村的改造被王澍稱為一個「鄉村城市化」社會試驗。顯然，他的興趣不只在建築。他在文村的新村重新設計了 24 棟樓房，這些樓房簡潔硬朗，去除了鄉村別墅通常帶有的「美式田園風」，並帶有王澍認為中國人生活必需的院子。但現在，王澍發現，一些村民搭上玻璃，把院子重又變回了一間房，而城裡去的裝修公司，則「想要在那兒大幹一番」。

王澍無法阻止這些事的發生。他比較了這場社會試驗和公建項目之間的區別：

「我做三館只有一個甲方，做文村，有一百個甲方。非常麻煩。你需要有點兒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的心態，才可能去做。如果是以一個設計美術館的建築師的心態，根本沒法兒面對。」

「就看你怎麼用他們」

大多數時候，建築師王澍都能成功說服政府這個甲方。在寧波美術館館動工前，規劃部門認為公共建筑前一定要有大廣場，但王澍還是讓管城建的領導對他的「大院落」設計點了頭。2004 年確定了寧波博物館的方案之後，業主對瓦爿牆一直存有異議。但很快，王澍就讓「業主、監造單位和施工公司都感染在一種新創造的激情里。」

等到寧波滕頭案例館的時候，「寧波的領導就要求必須用博物館成功的瓦爿舊磚和竹模混凝土」。

這些故事被記錄在王澍最近出版的新書《造房子》里，這本書是他過去十多年的舊文集結。

在富陽三館開幕式結束的當天傍晚，王澍的太太陸文宇聽說，富陽美術館將會改名為杭州市美術館。一位政府官員在參加了開幕式之後做了這個決定，這意味著，這座美術館可以在更大的領域發揮影響力。

陸文宇某種程度上是王澍的代言人和經紀人，她大笑著說：「喏，有點時候政府還是會做好事的，就看你怎麼用他們！」

在得知這件事後，一位富陽本地的美術館員工對陸文宇連連作揖，說，富陽有福氣了，你為富陽做了大好事。言下之意是富陽會因為這些房子而變得出名，而名聲也許會帶動更多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一切，終將歸結於王澍心懷警惕的資本。

Q = Qdaily

W = 王澍

Q：你設計的大部分都是公建項目，如何處理和政府機構這個甲方的關係？

W：我一般和政府打交道的態度都很強硬。我強硬的目的是為了把事兒做好。因為很多他們的初衷都挺好，但你要知道，建築沒那麼簡單。有時候請我，是自找麻煩，我是帶麻煩來的。我的設計你接不接受是一回事，施工的時候如此麻煩，一般人都承受不了。所以你真的想找我做，你真的想找我做嗎？我都要問這個問題，你真的準備毫無保留地支持我，至少四年嗎？中間是不能動搖的。因為中間有各種原因會導致你動搖。我都是這樣來問的。

Q：接觸過的政府官員，他們都在意哪些東西？這些年有什麼變化？

W：我基本上用這種方法，篩選還是很成功的。基本上經過我這樣的追問，都還是蠻堅定的。

Q：那為什麼你現在大部分的公建項目都是在南方，而不是北方？

W：不完全是，北方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做法特殊，有時候材料的使用，工匠的使用，其實現場操作的量特別大。你像北方，特別遠的項目，一個是我們對那個地方的了解不足夠深。再一個，確實是中間不太方便。所以，我是一個真正……我想問題是按全世界作為尺度來想的，做事情是在一個不大的地方做的。我是個很地方性的建築師，偶爾會在外面做一下。

Q：寧波博物館設計圖之後和業主有過爭執，富陽的這個項目如何？

W：這個項目在這一段可以說是特別的順利。我拿出的方案，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意見。這時候就是我們專業的部分了。我們怎麼樣用技術實現了。

Q：這種情況很少見嗎？

W：也不算少見。但一般來說，我的項目都比較順利。因為我對項目和甲方都經過仔細的篩選。一旦答應，就是承諾。我不想承諾。

Q：你強調過，「基本建築觀念和原型出自地方性的根源，而不是出自國家主義的空洞象徵」，但這種矛盾應該還是經常存在，大家在意的東西不一樣，你會擔心嗎？

W：你會預料到有這種企圖，所以一開始，通過設計讓他的企圖實現不了。當然我還有另外一條，永遠都是說在前面的。如果中間出現動搖，不按照我一開始的設計想法往下執行，我是可以隨時走的。我根本不在乎一個項目，對我來說，我可以不做的。我是個業餘建築師，我可以隨時回家的。我不像專業建築師，必須一直工作的。

我覺得一個業餘建築師最好的地方在於，我隨時可以走掉。我大不了就西湖邊喝茶嘛。

Q：工作室現在還是 6 個人？

W：現在好像多了兩個。工作室人現在多也不是很多。基本上現在項目是不斷的，因為一個項目的時間都很長，所以一年的周期的話，總歸會接新的。我除了一個不大的工作室，正式的大概有八個人吧，剩下的還有學生，因為他們是在我這兒學習的。

Q：需要有持續的項目？

W：當然。建築師這個工作其實是很苦的，做上去之後，基本就跟農民種地差不多。中間有很多時候是枯燥的，一個項目四年五年，你得熬啊，有的時候連我都會堅持不住，熬不住。太累了，這個實在太累。像這樣一個項目，很大的項目，你說如果有一個很大的團隊，大家互相信任。我們實際上是不多的人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那這樣的話就會導致，實際上是非常疲勞的。

Q：現在一般來說是幾個項目同時在進行？

W：現在比以前多一點。以前一年做一個，現在一年做兩個，到第三年就會重疊成 6 個，第四年就 8 個。所以你別小看一年做兩個。因為我們做法不同。像三館的圖紙，我們從第一年開始畫起，一直畫到這個月的月頭，才把最後的圖紙出去。你讓哪個設計院，做個項目花四年時間？

一般一年多圖紙肯定就完了，哪裡像你們這樣工作的。一般國內建築師為了做得快，設計的深度根本達不到，交出去的圖紙根本沒畫完，大家也接受沒畫完，最後就造成這樣的東西出來。我們只是用一些超常的努力，完成一些在中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Q：「業餘工作室」的「業餘」又是什麼意思？

W：因為我希望我做建築是有樂趣的，不是一個只以實際的、現實的目的作為目的的建築師。只有真正那種業餘愛好的人，才真的熱愛。……我一向是用一種非常消極的態度，堅定地面對現實。

Q：這次的項目有親自到工地上嗎？

W：當然，很多問題都要在現場非常準確地解決。我的助手已經被我培養得很厲害了，但還是有相當多的問題不敢，因為經常發現，處理了之後是錯的。所以基本上是，要麼他們把處理的意見告訴我，我不到現場能判斷，直接把意見給出來。我自己判斷不了，就必須要現場。

Q：滕頭檔案館的時候，你說，很欣慰，你可以不用再去工地了。

W：要看用的方法。比如世博會滕頭館的工匠都是在寧波博物館很熟練的。這次不一樣，按照我的說法，這次是皴法跟著山勢走，這個變化是工匠無法操作的。這種變化包括我的助手，到現在都經常把握不住。光屋頂上的變化，我就來過好幾趟，一遍遍地講，過兩天，發現工匠還是聽不懂，還得再來，再講再來。讓他們看天上的雲彩，反覆地看，到他們最後有一天，好像差不多，不完全達到要求，但已經盡了最大的力。有的時候，其實不明白這個標準是很自然的，因為這個標準本身是有一點含糊的，我只能說，我比別人更明白。

Q：當它出現的時候，你會知道它在？

W：對對對。

Q：怎麼看待物料的使用？比如文村的改造，你使用了文村當地的特色物料。

W：那當然。這次美術館和文村是一對兒項目，所以特彆強調他們之間的……（呼應？）對。我就是想讓農民到這兒看了之後說，誒，我們家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家是博物館級的。大概是這個意思。

Q：強調本地的物料是必要的嗎？還是說，只是這個項目。

W：一個東西，你一定要幫大家的感情、情感建立起聯繫，它才能深入人心的。當然不能簡單地說本地，其實本地有這個素材，但沒有任何一個民居上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使用，這種使用的方法也超出了一般民居的範圍。所以既是本地的，也不是本地的。

Q：你和艾未未合作過一個可樂房子。當時你說，希望房子造好之後，學生能住進去，但結果沒有，你有點遺憾。

W：也不能強求。我一直希望學生敢於去體驗。不要把它變成……我們現在的建築師很容易出的一個問題是，建築是給別人做的，也不是自己的生活。所謂的專業也是指這個。這些東西都和你隔著。這時候就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出來，根本就不了解別人的生活，跟別人的東西都是隔開的，你憑什麼這樣操作別人的生活。這樣是很危險的。為什麼我說我是業餘的，業餘其中有一條就是，我對專業的危險性是有自覺的。我知道這個專業有危險。這個城市的破壞，建築師要負很大的責任。傳統的破壞，建築師也要負很大的責任。不能把自己撇得那麼乾淨。當然，我可以自豪地說，這裡面沒有我。因為我從一開始我就不參與這些事情。我從始至終很清楚地在做我該做的事情。

Q：這是你一直在警惕的東西？

W：我從畢業開始就沒做過，我們一般建築師做的那一切。

Q：這是你當時就意識到當代建築最大的危機所在？

W：對，我研究生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很少有人讀過，但很多人知道。叫《中國當代建築的危機》，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當時說的話，和我今天說的話沒什麼區別，我只不過把我當時說的話都兌現了。我一直覺得說出來的就要做到。

Q：做建築師有什麼讓你特別無奈的事情嗎？

W：我是覺得這個時代讓我有點兒無奈。不是建築師讓我。這個時代你可以看到，我在做的事情有點兒逆潮流而動，現在有點兒螳臂當車的感覺，堂吉訶德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