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威望為何在幾月內一落千丈？

抗戰勝利，確使國民黨得到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曰政治資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國民黨的威望卻一落千丈，並就此埋下了幾年後失敗的禍根。何以至此，的確令人深思。一切，都源於對「敵產」的接收。

雖然國民黨一直採取種種辦法鎮壓異黨，但以共產黨為主要代表的他黨一直未被其消滅。而且，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越來越嚴重，要求全國各黨派團結起來共同抗戰的要求、呼聲越來越強烈。1936年年末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國共再次合作，也為中國結束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政治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停止了對異黨的鎮壓，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他黨派實現了局部合作。國民黨釋放了一些被捕入獄的共產黨員和一些因反對蔣介石而被捕的民主進步人士，允許各地成立抗日救國團體，放鬆了對新聞出版物的查禁，《新華日報》等共產黨報刊可在國統區公開合法發行。特別是1938年7月，國民黨邀請各黨派人士「共商國是」的諮詢機構國民參政會成立，更表明國民黨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響和衝擊，已開始做一些調整。

雖有此種種變化，但國民黨並不想放棄一黨獨裁的基本政治模式。所以，它雖未明言，卻實際拒絕了中國共產黨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因為這一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黨獨裁專制的徹底否定。抗戰勝利後，在國共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共產黨仍把反對一黨獨裁專制、爭取民主政治作為談判的重要內容。

以後的歷史表明，這可能是歷史給國民黨提供的最後「一線生機」。然而，國民黨被抗戰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將這難得的歷史機遇白白丟掉。

1945年8月10日，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普天同慶。這是百餘年來，中華民族在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為先導，百餘年來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已基本廢除，租界已經收回，領事裁判權被廢除，被日本強佔半個世紀的台、澎列島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在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躍成為世界「五強」之一……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萬分，也不能不使國民政府、國民黨的威望突然高漲，達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戰勝利，確使國民黨得到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曰政治資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國民黨的威望卻一落千丈，並就此埋下了幾年後失敗的禍根。何以至此，的確令人深思。

一切，都源於對「敵產」的接收。

日本的失敗，使國民黨突然面對一筆巨大的財富。按說，對敵產的接收，應是代表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接管淪陷區敵偽政權全部政治、行政和軍事機關及一些敵偽所擁有的公、私產過程。具體說，要對工廠、公司、辦事處、倉庫、住宅等查封清點，查清財產有多少、屬誰、來源等，該沒收的沒收，該還原主的歸還原主。接收應有統一機構和嚴格的規章制度，但國民黨的接收卻是多頭齊下、互相爭奪乃至發生衝突，誰先搶到就是誰的。

如1945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敵偽機關及資產接收委員會」，但10月又成立了「不動產處置委員會」和「敵偽侵佔平民工商企業處置委員會」。以後各種有關機構越來越多，如第三集團軍、海軍總司令部、國防部、經濟部、糧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辦事處」負責接收工作。各機構代表不同集團的利益，各有各的後台，根本無法統一。一些部門將敵產貼上封條，另一些部門來後撕下原封條，換上自己的封條。有時竟然架起機槍，武裝相向。在許多地方只能靠日、偽軍維持秩序，甚至誰只要有一兩桿槍，就可以軍管之名橫行，以搜捕賣國投敵分子為幌子，搶佔房產、強行抓人、「接收」各種財富。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不健全的有關規章，實際上完全無人執行。如1945年8月底，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偽政權登記、註冊的土地契約全都無效，但遲至一個月後才公布「清理敵有土地專門條例」。這一個月的空白期使許多「接收者」鯨吞大量土地，後來者自然也不甘心，致使這個專門條例只是一紙空文。

敵偽的許多財產其實是掠奪中國公民的私產，理應歸還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種理由拒不歸還，甚至將其盜賣。金融穩定是經濟穩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許多接收大員卻正是金融投機的推手。日偽投降，使淪陷區使用的偽幣作廢，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內向淪陷區投放大量法幣，所以一時還不能不繼續使用偽幣，而其「身價」自然大為貶值。不少接收大員隨身攜帶大量法幣進行黑市兌換，同時有關利益集團居然故意推遲確定法幣與偽幣的兌換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劇金融動蕩。

軍隊、海關、警察利用手中特權，以接收為名大發橫財更是便利。湖南嶽陽是敵偽遺留物質最多的城市之一，國民黨某軍接收時將日軍所建不少工廠的機器全部變賣一空，每天黃昏宣布戒嚴，將各種變賣物資轉運到外地。安徽蕪湖警察局局長和下屬監守自盜，把倉庫內的大米賣到外地。當時白糖緊張，屬專賣物資，上海閘北警察局局長夥同他人將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賣掉。據統計，北平被接收的敵偽財產入庫率不到五分之一。全國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勝利者的接收，就這樣成為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漢奸的妻妾）都是接收大員巧取豪奪的對象，被人戲稱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句民謠，直觀生動地說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變。國民黨一位負責接收的要員也不能不承認此點，他向蔣介石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有人意識到，這樣的接收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當時即有輿論，稱這種「光復」是「勝利的災難」。

此種情況，國民黨最高層當然完全清楚。在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提出國民黨要「革新」，宋子文承認自己當時是負責接收的行政院院長，因此「不能辭其咎」。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政治報告決議案》則明確提出許多「革新」的要點，第一項即「多年以來，官商主義早已構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結果所至，官吏不知責任為何物，對於主義政策，不知尊重。此種弊害，在勝利以後，尤完全暴露。複員時期各種工作，多無準備，而一部分接收人員，敗破法紀，喪失民心，均為平素漠視主義、不知尊重國家制度之結果。」此決議列舉的幾十條「改革措施」其中一條即「清查戰時暴利之財富，課以重稅；清查不法接收人員之贓產」。《中央日報》在《革新運動的綱領》中列舉四條綱領，其中第二條即：「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並進一步闡述說：

談到實行民生主義，那就必須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資本的鐵拳。這鐵拳當然是從黨內打起，然後再打到黨外。我們應該查一查：黨內的官僚資本家究竟有若干？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是「國難財」的累積，還是「勝利財」的結晶？是化公為私的贓物，還是榨取於民間的民脂民膏？

提出要「實行一次大掃蕩的運動，從黨內逐出官僚資本的渠魁，並沒收其全部財產，正式宣告官僚資本的死刑」。稍後，《中央日報》又發表題為《向官僚資本主義宣戰！》的文章，主張甚至要用調查、告密、陳報、清查等方法儘快查明「誰是戰時暴利者」、「誰是不法的接收人員」。

這些決議、文章的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氣凜然，但歷史證明這些其實都是「滿紙荒唐言」，根本沒有其實也不可能實施。孔、宋家族是公認的最大的官僚資本，誰敢動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團是此時的國民黨無法克服的頑症，因為它在黨內堅持領袖獨裁，對外拒不接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提出的以聯合政府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無黨內民主更無黨外力量的制約，突然面對巨大財富，它就會無可避免地更加腐敗，加速其走向失敗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盡的國民黨，在隨後的大決戰中註定要「在劫難逃」。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得到的那筆堪稱豐厚、至為珍貴的政治資本，就這樣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質財富所吞噬。政治財富與物質財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後者吞噬前者，此誠國民黨的悲劇，更是歷史的弔詭。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歷史，不是沒給國民黨機會，而是國民黨自己一再拒絕了歷史的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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