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方方和格非的新小說

——談談方方和格非的新小說

付如初

790

2016-10-10

兩個作家，兩種典型氣質

最近，格非和方方的新書先後出版。在出版之前，2016年年初的時候，一南一北兩個重要的文學刊物先後刊出了這兩部長篇小說。《收穫》第一期發表的是格非的《望春風》，《人民文學》第二期發表的是方方的《軟埋》。兩個小說題材有一點相似之處，都是關注建國後的歷史：《望春風》寫大歷史在一個村莊中的投射；《軟埋》寫大歷史在一個家庭中的折光。時間跨度都很大，前者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寫到世紀末，而後者，則一直寫到了現在，兩本書都寫到了三代人。

除了寫作本身，兩個中國當代文壇重量級的作家也都有各自被關注的新聞點。

格非是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後首次出版長篇小說。而且，文學界大致有一種公論，認為格非是成功轉型的先鋒小說作家，也是越寫越好的作家，每有新書出版都值得期待。大多數他當年的同道中人，儘管後來也都筆耕不輟，但基本是吃「老本兒」，沒見出更高的文學水準。事實上，當代文壇有很多作家都是如此，初出茅廬之時的才華和經驗耗盡之後，就無法延續接下來的寫作之路，只能不斷地重複自己或者靠題材或者噱頭取勝。而格非藉助學術的滋養，藉助對小說技法工匠般的揣摩，藉助內心一種悠長綿柔的勁道，成功將先鋒小說略顯花哨的敘事圈套轉變成了講故事的技藝，而且日臻成熟。在同一批出道的先鋒作家群中，他是後勁兒最足的，也是在小說之路上走得最正、最紮實的。《望春風》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對方方來說，距離上一本長篇小說《武昌城》出版，也已經有五年。這五年期間，方方寫出了著名的中篇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因為關注一個農村青年的悲劇而廣受好評。之後，她開始捲入文壇風波。起因是她勇敢地站出來，在微博中爆料，某詩人為獲得某獎項進行賄選，之後，詩人反擊，控告方方侵犯名譽權。不久，方方又爆出湖北省作協評職稱有人違規的猛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新書《軟埋》出版的前後，法院的判決結果也出來了，方方敗訴。判決結果和真相，到底有哪些差距，目前還不明朗。無論如何，在「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觸目皆是，甚至我們自己都難逃其中的時候，方方的勇氣值得讚賞。尤其是她一方面應付官司纏鬥，一方面還能寫出長篇小說，更是讓人不禁感佩又期待——一個作家最終還是要靠作品安身立命，方方深知這一點。

當然，這些都是文學外部的因素，或許跟書的銷售有些關係，但跟文學品質本身的關係不那麼直接。具體到小說本身，兩部作品放在一起，給人最直接、最強烈的感受是：兩個不同性格的作家，完全不同的兩種創作氣質，同樣面對歷史的時候，所達到的效果是完全迥異的。這種氣質單獨打量的時候是作家的個性，但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竟會讓人驚呼其對文學品質的決定性作用。

如果說作家可以按照文學干預現實的方式，分為「直接派」和「間接派」的話，格非毫無疑問屬於後者，而方方屬於前者。格非從不試圖在文學和現實生活之間建立一種確鑿無疑的關係，他總是力圖在唯美的、或者現代主義式的歧義上下功夫，他的敘事道德和生活智慧，都集中在充滿唯美情調的憂傷上。而方方，則更體現出批判現實主義的氣質——她總是貼著生活本身，力圖用文學給歷史或者現實梳理出一種因果邏輯。從給人的閱讀感受來說，反而是男作家格非更細密陰柔，而女作家方方更粗獷陽剛。

《望春風》：「示弱」的文學

這是一本憂傷的小說，跟格非很多作品的氣質一樣。這種憂傷，跟格非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江南三部曲」一脈相承，是《人面桃花》里少女秀米的憂傷，是《山河入夢》里姚佩佩的憂傷，是《春盡江南》里譚端午的憂傷，都是有關「失去」的憂傷，一種詩意不可追的、悲觀無奈的憂傷，一種一個人甘願被故鄉的味道「哄騙一生」（魯迅語）的憂傷。不同的是，格非用一部《望春風》，濃縮了「江南三部曲」的全部時間跨度，同時，以儒里趙村這個小村莊的歷史，濃縮了烏托邦「花家舍」的理想色彩和真實面貌。

在這裡，有關革命、理想、傷害和愛的秘密，有關「人」的秘密，都隱藏在一個孩子所不能知道的生活背後，隱藏在每天悄無聲息地流逝的時間背後，等被發現的時候，已無可挽回。哀悼一個村莊的逝去，是《望春風》的顯性主題，而哀悼隨著農耕文明逝去的倫理秩序，哀悼世道人心的日益荒蕪和野蠻，才是這個小說真正的內在肌理。青山綠水鄉愁，在《望春風》里遍尋不著，「只有春風在那裡吹著」。

小說充滿著典型的格非式的氣息，一種霧氣籠罩、水氣氤氳的江南村莊氣息，一種故事和歷史、人心和現實之間似有若無的氣息，一種憂愁而唯美的氣息。在這種氣息之下，甜蜜從來不曾濃烈，苦難因而也顯得不那麼激烈，悲劇彷彿與生俱來，因而對一切製造悲劇的因素，作者都無力疾言厲色。

故事開頭，「我」跟著父親去一個叫半塘的小村走差——給一家人算命，順道把這家十五歲的女兒春琴介紹給農會主任、吃百家飯長大的孤兒德正做老婆。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村莊，新舊還在交替之中，婚喪嫁娶卻一如既往。

應該說，在做算命先生的鰥夫父親忽然弔死在村頭的破廟裡之前，他在「我」眼裡都是可知的，更是可親可感的；周圍的人和世界也是可知的。父親會明確地告訴他，餓了去哪裡吃飯，哪個人可以信任，哪個人會有什麼樣的命運，能活到多少歲。有父親在，村莊沒有秘密，生活也沒有秘密。然而，隨著父親的死，一切彷彿都變了，人還是那些人，村莊也還是那個村莊，但人情冷暖和世道人心卻不再簡單。

於是，「我」發現了，原來合作化運動中自殺的趙孟舒是個彈奏古琴的高手，我黨的高級將領陳毅都聽過他彈琴。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國民黨，一個死在淮海戰役的徐州戰場，一個隨國民黨敗退台灣。被戴上地主帽子之後，他決心誓死不踏新政權的土地。於是，「我」發現了，平常最愛講故事、逗小孩的獨臂外鄉人唐文寬，居然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於是，「我」發現了，原來「我」還有一個改嫁高官的媽媽，千里之外的她居然是造成父親死亡的「真兇」。於是，「我」發現了，一向跟著階級鬥爭跑的梅芳、「我」最討厭的人，居然有一天會辭職，還會說出這種讓他回味一生的話：「我以為自己沐浴著時代的光輝，其實一直生活在恥辱之中。還不如一條狗。」……

格非喜歡揣摩「秘密」，一個人的秘密，一個村莊的秘密，一段歷史的秘密。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秘密，世界充滿了秘密，而這些秘密有時候會成為愛的理由，有時候又會變成恨的原因，甚至，整個世界之所以是它所是的樣子，都是因為它充滿了「秘密」。很多時候，人都不能破解世界的秘密，也不能破解自身的秘密——一個寫作者帶著這樣的眼光打量世界，打量人，會不由自主地「示弱」，會不由自主地小心翼翼。

因此，在格非的小說里，從來看不到顯性的、確鑿無疑的因果，也從來看不到主人公起而改變命運的志氣。他總是一個弱小的、卑微的、猶疑的和隱忍的角色，在命運面前，他被動無奈。格非的小說是一種徹徹底底的「弱者的文學」，在弱者隱忍的眼淚中，他托寄一個寫作者全部的理想和批判。一如地主趙孟舒的古琴上寫的「春風望野闊，秋痕入夢遙」；一如那首悲到極致的詩：

「我朝東邊望了望。

我朝南邊望了望。

我朝西邊望了望。

我朝北邊望了望。

只有春風在那裡吹著。」

故事的結尾，親情倫理、長幼尊卑、鄉情義氣彷彿都隨著被拆遷的儒里趙村蹤跡難尋了，而「我」和春琴，兩個步入老年的苦命人，寄居到父親曾經弔死的破廟裡，追憶往昔。「我」開始給春琴寫《望春風》的故事，咽下故鄉已死帶給他的滿肚子的悲觀和絕望，暢想儒里趙村重新「人煙湊集、牛羊滿圈、四時清明、豐衣足食」。整部小說彷彿一曲哀傷的樂曲，在極度壓抑之後，突然出現了一個高亢的結局，然後，在這種充滿了烏托邦色彩的想像中戛然而止。

有人說，「童年記憶是詩意的謊言」，文學又何嘗不是！「時代在變，撬動時代變革的那個無形的力量也在變」，而「故鄉的死亡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故鄉每天都在死去，那麼，文學除了記錄和暢想，除了釋放內心的「詩意」、理想主義的「謊言」，還能做什麼呢？

《軟埋》：「強者」的聲音

跟格非充滿唯美格調的弱者之思完全不同，方方總是以下筆「狠」見長。單看她那些小說標題就可見一斑：「出門尋死」「萬箭穿心」「空無一人」等等，這一次是「軟埋」——人死之後沒有棺槨，直接埋葬。

在以往的小說中，方方總是將生活之於人物的酷烈寫到極致，將命運之於人的無情寫到極致，她也從不避諱某一個階層、或者某一類人生活在時代中必然要面對的現實和命運。在這樣的生活和歷史面前，人物或者只能堅忍地順從，或者更為劇烈地反抗。於是，方方就會寫下一個個慘烈的故事。在她眼裡，文學從不跟唯美沾邊，人物的悲劇也無從迴避，就像歷史和現實的某種真相一樣。文學在這樣「刻骨的真實」面前來不得任何一廂情願。

《軟埋》從一個獨居老人丁子桃開始寫。她一九五二年失憶，之後嫁給救了她命的吳醫生，生下了兒子青林。有意味的是，丈夫去世之後，她非但不悲傷，反而如釋重負。

兒子青林賺錢之後，給她買了別墅。在她走進別墅的一剎那，記憶開始毫無預兆地復活，同時，地獄之門也為她打開了……幾乎是不經意間，方方觸及到了一個階層，一個被「革命」的車輪碾壓而過、拖了時代後腿兒的階層，在新政權建立之後的「原罪」意識。某種意義上，這種意識是理解建國後很多問題的核心所在。

原來，丁子桃的名字是胡黛雲（父親希望她兼具黛玉的聰慧和湘雲的爽朗），父親曾和公公陸子樵一起留學日本，回國後，公公參加辛亥革命，從政多年之後歸隱鄉里；父親則子承父業做起生意，平日里呼朋喚友，附庸風雅。鄉紳階層，在現代中國曾經真實存在，他們的發家史或許見不得光，但成功之後卻也配合政府，德威鄉里，澤被四方。後來，隨著新舊政權的更迭，尤其是土地改革之後，這個階層的處境岌岌可危。

小說里，黛雲的娘家慘遭批鬥，父母和哥哥均死於非命。而婆家，原本因為支持革命，幫助剿匪，可以免遭批鬥，但偏偏主持批鬥的是婆家的養子，舊日的仇人。大政策在具體的操盤手手裡，由此開始改變方向，公公自知全家難逃屈辱，下令集體服毒，留黛雲和兒子釘子保留香火，黛雲負責將全家軟埋之後逃命，去香港尋找丈夫。一切都按計劃進行，在幾近瘋狂的慌亂中，黛雲帶著兒子出逃，然而兒子溺水身亡，黛雲卻被救起，從此失憶。

而隨著她的記憶被喚起，她的兒子青林也陰錯陽差地開始了「尋鄉」之旅：他遇上了老革命劉政委，遇上了當年的鄉親，遇上了老宅，當然，他遇上的更是自己從未知曉的家族隱秘和歷史——原來，父親也是九死一生的地主子弟，而父母雙方，終其一生都沒有向對方透露過任何過往。他們終其一生都遮掩著自己的來路，彼此防範，所以，才會有一方死去另一方如釋重負的描寫……

顯然，選擇這個題材和具體的寫作過程中，方方都意識到了某種風險。文學畢竟無法做到對歷史的完全發現和全面解讀，甚至，面對大歷史，有很多文學想像因其不夠理性和客觀，會顯得膚淺幼稚。而且，歷史的法則和文學的價值觀，常常相悖——黑格爾所謂的「惡的辯證法」，所謂「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恩格斯語）等等，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所以，為了避免歷史觀上的刺激，或者為了避免如此慘烈的悲劇所造成的刺激的審美效果，方方並沒有將悲劇直接歸咎於時代，她甚至具體到了人。而且，在書中，她一再強調，一切都是「事出有因」，個人恩怨，乃至大戶人家的婦姑嫌隙都是悲劇的成因之一，沒有人是完全的受害者，沒有人能完全置身這慘烈的悲劇之外——丁子桃在地獄裡的步步深入，即是證明。同時，方方也一再借人物之口強調：忘記是人最好的本能，忘記才能更好地活著，「時光漫漫，軟埋了真實的一切」，於是，世上沒有一件事，「會有它真正的真相」，即便是至親至愛的人，也難以洞悉；於是，人唯有放下，才能堅強，才能活下去。

彷彿，關於「軟埋」、關於「真相」，關於探究真相的努力，方方的這一番感喟既是書中人物的，也是她自身的。但無論她如何思辨，如何在忘記和記錄之間猶疑轉圜，她的小說帶給人的審美體驗都是鏗鏘有力的。這種力度，甚至損失了某種韻味和餘響。正如她整個小說的結構，就像搭在一起的一個預製板房子一樣，為了突顯核心和主題，她難以顧及情節上的漏洞和瑕疵：比如，劉政委和青林的錯過明顯太過刻意；比如，吳醫生的日記應該達到的更深層次的關於「原罪」的理解，反而沒有，只造成了情節上不必要的重複和完全滯後的懸念破解等等。

跟格非情節上嚴絲合縫的木榫結構不同，跟他精雕細刻，甚至不惜讓人物內心永遠長不大的耐心細緻也不同（《望春風》里，「我」的聲音從少年直到老年，幾乎沒變化，這幾乎算作這個小說唯一的美中不足），方方倏忽來去，虎虎生風，她抑制不住內心的澎湃，控制不住筆端的激情，自然就難以捕捉最微妙、因而也最綿遠的細節。因為力道都清晰可見，所以，她即便在最沉靜的時候，也像在吶喊；就像格非即便在最激越的時候，也不像在控訴一樣。大作家的寫作，想要有所突破和掘進，如何選擇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所有的寫作最終都通往個性，真是文學至理。

「故鄉」的文學含量

作家的寫作當然是個性化的，或者說，寫作到最後，就是在寫性格，寫見識，寫格局。但儘管如此，面對方方和格非的新書，還是會忍不住讓人思考文學的本質和功用。在面對歷史或現實的時候，文學無力找到真正的真實，只能力求做到自己的真實，即「文學的真實」，那麼，這種「二手真實」真正的功能到底是什麼？提醒不要忘記，還是哀嘆斯文遠去？這些提醒和哀嘆真的重要嗎？在往往超出作家和讀者預期的真正的「真實」面前，一部作品的文學匠心還重要嗎？文學面對殘忍而令人悲傷的現實，是直接坦率一點兒更有力，還是含蓄深沉一些更有力？文學不只有「為人生」和「為藝術」的差別，即便是都「為人生」，也還是千差萬別。

天地不仁，人生實苦，原本是世間法則，但苦難必得慰藉又是人性的要求。不然，人類也不會有文學、藝術乃至宗教信仰這些苦難的撫慰劑。而一個對苦難體會至深的作家，必然也是最渴求慰藉的作家。那麼他是該帶著讀者去藝術的烏托邦中尋求慰藉，還是該帶著讀者去思辨歷史和現實、探求真理？或許，世世代代的作家都不能為時代問題提供任何答案，他們只能為這些沉重的、難以解決的問題而內心充滿悲哀，一種對人類的苦難富有崇高使命感的悲哀。正如英國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所說的：藝術是一種消極的才能。這種「消極才能」，曾在鄉土中國綻放出魯迅、沈從文、廢名等一批人的「故鄉之花」，如今，「鄉土中國」日益變成「城鎮中國」，尋找「故鄉之花」似乎變得更為迫切。

看得出來，面對歷史，兩位作家都在盡最大努力地避免簡單化的判斷，不只是出於創作安全的考慮，更是出於文學不犯歷史幼稚病的審慎：文學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控訴，但，所有的寫作，又都有一個立場和角度，或者說有一種「寫作的道德」。或許，作為讀者，面對方方和格非這樣帶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寫作，這樣真誠而誠懇的寫作，已經無需探討這樣的問題，只需在審美上見仁見智即可。與此同時，我們的慶幸卻完全可以一致：他們都在寫，都在嘗試著推動同類題材往深處、往遠處走，都在觸碰一種更為深刻的苦難，表達一種更為刻骨的悲傷，而我們終究是都看到了。

他們不約而同地在寫「故鄉死去」，這個故鄉既是現實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文化的，也是倫理的。他們不約而同地忽略江山社稷，關注世道人心，寫它們隨著歷史或者時代而變化。同時，他們也不約而同地在寫人性永恆，無論是選擇「軟埋」還是選擇記錄，無論選擇絕望還是選擇烏托邦，無論故鄉是破敗還是復甦，無論未來之路是明還是暗，人都永遠不顧一切地向著故鄉走去，像永遠向著母親走去一樣。

惟其如此，春風過處，即便是墳墓，也寓意著溫暖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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