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中國傳統的國家管理結構是三權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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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提問：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農耕文明這麼發達，為什麼沒有產生與之相匹配的政治文明？

任劍濤：農耕文明可以叫做分裂式的經濟文明。什麼叫分裂式文明？官方有一套控制經濟資源的強有力行政措施，國家權力方面是絕對主導力量。但農耕文明實際的財富貢獻者大多數是農民，他們是以家庭和家族為生產單位的，跟國家沒有關係，「皇權不下縣」。這就是一種經濟行為主體的分裂狀態。

秦暉教授曾反駁「皇權不下縣」，說不下縣納稅怎麼成功？我認為是皇權下縣，是皇權、官權委託紳權徵稅展現出來的。所以皇權並不直接下縣，縣官以下不到基層社會活動。這是費孝通、吳晗等學者寫《皇權與紳權》時特彆強調的，中國就是這麼個二元社會。而我特彆強調，中國傳統的國家管理結構是三權割裂的，而不是三權鼎立、分權制衡的。皇權，在宮廷里制定政策，是否能執行，根本保證不了；執行靠誰？靠官僚。皇權在官權那裡，就有一層過濾，而官權只到縣級，就是縣官一級。官權以下靠的是紳權。皇權、官權、紳權一割裂，跟基層社會的行動邏輯便不搭邊，國家管理的實際有效性大打折扣。

我們給國家算財富，說古代中國GDP很高。但這並不是一種政治經濟連貫運作的機制。所以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文明高度發達，卻沒有催生出有契約精神和法治行為的政治文明。為什麼？因為經濟跟政治在古代並不是勾連的關係，政治與經濟緊緊勾連是現代世界的特徵。因此，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並不自然催生出民主與法治。從現代世界出發，要求中華古代文明能把政治經濟勾連在一起，進而克服三權割裂導致社會不能連貫運作的弊端，那是必須的。但對我們的祖宗提出這樣的要求，未免有些苛刻。

英國能夠實現現代文明的突破，有其偶然性。但經由偶然催生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其他國家沒法拒絕。為什麼？因為它解決了其他文明形式都沒有解決好的經濟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重大關聯問題：第一，大家致力於經濟發展，勢必分享經濟成果，不分享，共同體就建立不起來；第二，共同體建構必須解決人類的權力來源和權力分享機制，否則其穩定性堪憂。很多地方沒有建立起現代政治文明、沒有可靠的契約精神，就是因為不問權力來源，打天下者坐天下。

提問：傳統的農耕文明，雖然生產力遠不如工業文明，那有沒有可能傳統農耕文明當中某些東西恰恰是工業文明所欠缺的？在傳統的農耕文明和現代工業文明碰撞過程中，傳統農耕文明中有沒有我們需要保護和珍視的東西，比如工匠精神？

任劍濤：從結構上來講，農耕文明在工業文明面前徹底敗下陣來，已經是一個既定的結論，我們沒有必要去為農耕文明唱一曲輓歌。生在一個農耕文明過於深厚的國家，我們常常對農耕文明有一種浪漫的幻想，比如你提到的工匠精神。傳統的工匠精益求精，一輩子做了一件精美絕倫的工藝品，但他僅僅是為了做貢品，並沒有拿來作為提升社會財富的普遍性生產手段。所以可能是你將之看得太浪漫了。

那麼，從功能或者要素上來講，農耕文明有沒有某些要素值得我們在工業社會當中緬懷、繼承呢？當然有。

第一，就是你表現的那種浪漫情緒，因為工業社會沒有給人太多的浪漫餘地，高速運轉的機器，緊繃的社會精神狀態，哪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可能？但這個「悠然」可以在農耕文明的背景下去想像。當然，農耕文明是不是真箇「悠然見南山」？除了陶淵明這樣的少數人，絕大多數恐怕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但這少數人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想像空間。

第二，則是你提到的工匠精神。古代中國那種製作貢品但精益求精的精神，對粗製濫造的低級工業生產、對於糾正當下掙快錢的社會風氣會有幫助。換句話說，農耕文明某些局部的工匠追求，對我們今天這樣一個眼花繚亂、只掙快錢的社會，也可能是一劑良藥。

第三，在某種情況下，農耕文明那種家庭的內在協作，能不能擴展為社會的廣泛協作？也是有可能的。當然大規模的陌生人協作，是不是可以直接來自熟人的內在協作，還可以討論。但可以給我們啟發，則是一定的。此外，還有農耕文明對於人情的重視，對於傳統習俗的看重，由血緣力量外生為一種社會動員方式等等，都有可能提供現實幫助。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先要把自己的農耕文明狠狠地摔在工商文明的鐵板上，然後再做冰涼即理性的籌劃。

（作者：任劍濤；編輯：鬍子華、張寧。此文為思享閑談系列「中華文明之經濟開拓」活動發言實錄。文中圖片皆系編輯所加，圖片皆來自網路。思享閑談系列活動由騰訊思享會主辦，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擔任總策劃，每月一期。）

作者簡介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個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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