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東西」不是別的，只是一台割草機（Lawn Mower），後面掛著一輛拖車（Trailer），「一路到這兒」也不算是個很短的距離：240 英里（約合 390 公里），萊爾與阿爾文是兄弟，這一年萊爾 80 了，阿爾文也已經 73 歲了，但是他們在這段對話之前，已經整整十年沒說過話了。於是這兩句對白，便已囊括了《史崔特先生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這部電影的主要情節。這是一部對白極少的作品，少到當你看著大段的航拍鏡頭、欣賞遼闊農田上金色的麥浪與熾烈的夕陽、感受突然來臨的暴雨，看著天上璀璨的繁星時，甚至會忘記自己正在看一部電影。「他肯定連格羅托(Grotto of the Redemption)都到不了。」 —— 雜貨店夥計阿爾文·史崔特（Alvin Straight）住在愛荷華州（Iowa）的勞倫斯（Laurens），這個參加過二戰與朝鮮戰爭的老兵出生於 1920 年，到 94 年的時候，他已經 73 歲了。這時阿爾文的身體狀況非常差，在一次摔倒於自己家中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後，被同住的女兒羅斯（Rose）要求接受醫生診斷。縱有千百個不情願，阿爾文還是拗不過女兒，就診後被醫生責令馬上戒煙，在拒絕使用助行器（Walker）後，醫生給了他另一根拐杖。回到家，當羅斯問起醫生診斷時，他卻不願女兒擔心，只道：「醫生說我會活到一百歲。」晚上，就在他和羅斯靜坐屋中，望著窗外的暴風雨時，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原來阿爾文遠在威斯康星州布盧里弗（Blue River Wisconsin）的哥哥萊爾經歷了一次中風。此時的阿爾文因為視力衰弱，已經無法失去了駕駛資格。但這個頑固的老頭卻沒有因此打退堂鼓，他做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決定：駕駛家中的割草機，前往布盧里弗看望萊爾。周遭的老朋友們覺得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這老頭一定是瘋了；羅斯雖然同樣感到不可思議，卻也深知他的脾氣秉性，一旦決定了的事情，沒人能夠勸得動，便只隨他去吧。在自己動手焊接打造了一輛拖車，採買了大量的水和熏肝香腸（Braunschweiger），並準備好了必要的工具如爪鉤(Grabber)等之後，阿爾文坐上割草機，朝著 240 英里外的布盧里弗出發了。第一次嘗試很快就失敗了，他家這台已經用了多年的割草機剛出發不久便壞在了路上，所幸一輛校車將阿爾文送到附近的鎮子，他叫來救援，將割草機和拖車一起拉回了家。但一次失敗並不能阻擋這個老兵，他掏出積蓄，買了另一台 66 年出產的割草機，再次踏上旅程。「我給了他們每個人一根樹枝，然後說『折斷它』，這當然很容易。隨後我說『將他們捆到一起，再試著折斷它』。這會他們便做不到了。這時我說『這一捆樹枝……便是家。』」 —— 阿爾文阿爾文的旅程開始後，會在路上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發生各種各樣的故事，有些是關於「家庭」的，有些是關於「衰老」的，也有些是關於「戰爭」的，在與這些人的互動中，阿爾文的形象也漸漸從一開始那個躺在地上動不了的暮年老人，變得鮮活起來。觀眾們逐漸了解了這個人的性格、過去的經歷，並在這趟旅途的終點感受到這名普通人的偉大之處。旅程開始不久，阿爾文便遇到了一個在路邊等待搭車的女孩。在晚上駐紮之後，仍未搭上車的女孩來到阿爾文燃起的篝火旁，歷經七十餘載歲月的阿爾文在簡短的幾句交談後，便清楚了她的故事：意外懷孕離家出走，於是便有了上面的那一段話。為了鼓勵她，阿爾文給她講了一段自己女兒羅斯的故事。因為有些結巴，羅斯被很多人認為智商不佳，二由於保姆的一次失誤，家中失火，她的次子被燒傷，政府也因此剝奪了她撫養孩子的權利。每天晚上，羅斯都會一邊看著窗外嬉戲的兒童，一邊思念自己的孩子。阿爾文並沒有對這個女孩做什麼說教，他只是將自己女兒的經歷分享給她，讓她能夠切身感受到父母對於子女那份永遠無法磨滅的思念之情，女孩當然也感受到了羅斯故事之下的寓意。次日清晨，阿爾文自拖車裡醒來，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留在地面上的，正是阿爾文口中提到過的：那以繩子拴起的一捆樹枝。在經歷了一次驚心動魄的剎車失靈後，割草機的傳動裝置出了問題，阿爾文的旅程也不得不暫時中止。雖然不得不接受了好心人的收留，阿爾文仍然堅持為自己的長途電話付費，找羅斯要來了社保支票以支付修理費用，並拒絕了收留他的鎮民丹尼·賴爾登（Danny Riordan）駕車送他去哥哥家的邀請，堅持自己獨自完成這趟旅程。也許在他眼中，這漫長的旅程所代表的，是他與哥哥之間的感情，在經歷千辛萬苦走完它的同時，也便找回了與萊爾之間那曾經親密無間的兄弟之情。這也是為何在與為他修理割草機的奧爾森（Olsen）兄弟砍價的時候，會順帶以自己和萊爾之間的故事，點醒這兩個意氣用事無法和平相處的兩兄弟。除了家庭，二戰老兵的身份也是構建阿爾文這個人物的一個重要層面。勇敢如他，敢於選擇別人想都不敢想的旅程，一路露宿於荒野；倔強如他，不願接受他人恩惠，甚至打一個長途電話都要留下話費；火爆如他，在古董割草機把他撂在半路後，點上汽油一槍將其引爆。但在談及關於戰爭的記憶時，他才真正流露出脆弱的一面，在與同樣經歷二戰，並因失去戰友的慘痛經歷而選擇以酗酒度過餘生的老戰友交流時，他提到了自己曾經誤殺戰友的事情。戰爭不僅從精神層面摧毀了這些老兵的意志，也以其混亂無序將自己的殘酷與荒謬刻入了這些老兵的生命。而阿爾文卻並沒有選擇以酒精來麻醉自己，在坦然說出這段無心犯下的罪行後，他對自己過去的坦誠也應當會給這位戰友以鼓勵。在經歷了最後一次引擎故障後，阿爾文終於來到了萊爾的房前。在喊了數聲之後，萊爾終於拄著一個助行器走了出來。在看到阿爾文後，他愣住了，看到他身後的割草機和拖車，便有了本文最初的那段話，而這也是整部影片最後的一段話。十年陌路的恩怨就此一筆勾銷，兩人一同抬起頭，望向兒時曾經無數次一同數過的那布滿繁星的天空。阿爾文：「變老後最糟糕，就是你還記得自己年輕的時光。」衰老是整部作品無時無刻不在觸及的一個話題，駕駛割草機旅行 240 英里這一壯舉本身便是建立在阿爾文衰老到無法駕車這一事實基礎上的，而如何面對自己的衰老，如何面對衰老的他人，則是這部作品所討論的另一個主題。觀眾最初對阿爾文的所知甚少，而且幾乎都是負面的感受：他隱瞞病情、不願戒煙、不聽他人建議，踏上一段形同自殺的旅程。也許你不止一次想用「老糊塗」這個詞來形容這個老爺子。但隨著旅程的展開，隨著他與旅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人互動，你會漸漸開始重新認識這個人，看到他對其他人生活的啟迪與幫助，了解他那隱藏在衰老軀體之下的智慧、情感、經歷。在這段旅程中，他被從一個看似缺乏存在感與生存價值的老頭，還原成了一個經歷了無數患難，卻仍然保有真誠、勇敢、熱愛家庭、富有同情心、對生活充滿熱情的普通人。面對衰老，我們都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恐懼。但看到阿爾文，也許你會明白，衰老並不意味著一個人也同時會喪失尊嚴、失去理智，它也同時意味著你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對這個世界擁有了更為清醒的認知，在付出青春歲月作為代價後，你收穫了一份年輕時永遠不可能擁有的睿智。雖然像阿爾文對途中遇到的參加橫貫愛荷華州自行車年賽（RAGBRAI: Register"s Annual Great Bicycle Ride Across Iowa）的自行車選手說的那樣，衰老後最為痛苦的，是對年輕時自己的記憶，但也正是這份對比讓阿爾文更加清醒地懂得了何謂生活，以及在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在一次紮營時，阿爾文與居住附近教堂的神父談到自己與萊爾之間曾經的齟齬，說道：「憤怒、虛榮，你將這兩樣和酒精混合到一起，就能讓兩兄弟十年不說話。啊，那些讓我和萊爾發瘋的事情……都已經不再重要了。我想要和解，我想和他坐在一起，看星星……就像我們很久之前一起做過的那樣。」也許只有在臨近人生的終點之際，人們才會放下那些無關痛癢的小事，記起對他們而言最為重要的事情。催動阿爾文走上這條路的，並不僅僅是萊爾突發的病情，更是想找回失落已久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這也正是這部影片最為動人的原因。本片導演大衛 · 林奇的影片風格一向以黑色、暴力為主，結合超現實表現手法與心理分析，成了美國非主流影片的代表人物。但 1999 年這部《史崔特先生的故事》的質樸溫馨，卻完全讓人無法聯想起林奇過往的風格。由於整部影片在人物刻畫方面的寫實風格，對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精簡，情緒的表達、事實的傳遞由此大多融入了演員的神態中。例如羅斯的遲鈍是透過她在超市購買熏肝香腸的一幕以及平常對話的結巴展現的，她對孩子的思念也完全沒有通過任何語言表達；更為精彩的則是影片結尾處兄弟倆僅有三句的對話：扮演萊爾的哈里·迪恩·斯坦頓（Harry Dean Stanton）僅僅只有兩句台詞：「阿爾文，坐下。」與「你就開著那東西一路到這兒來看我？」但他的神態變化非常精確地展示了他的內心情感：萊爾的雙眼由難以置信的驚訝，漸漸因想到阿爾文這一路的艱辛而變得濕潤起來。最為精彩的演出當然還是來自於扮演阿爾文的理查德·法恩斯沃斯（Richard Farnsworth），他與羅斯通長途電話的最後那一句：「我愛你」令人唏噓不已，而他那時時望向遠方的眼神，與看似不經意的寥寥數語，卻總能直抵人心。法恩斯沃斯的演出一方面糅合了他自身對於衰老的身體經驗，另一方面他那自底層一路奮鬥而來的經歷也讓他在出演這個普通人的時候，能夠準確地把握個性與之共性之間的限度，阿爾文雖然有著許多常人共有的缺點，卻也有著許多令我們感慨萬千的動人個性，也許這種真實而又不真實的融合，唯有這個常與死神擦身而過的前特技演員才能把握吧。而這畢竟是林奇的影片，所以他也沒忘記自己最為擅長的超現實表現手法，最為鮮明的一個例證便是離家出走的女孩離開後，阿爾文遇到的，意外撞死一頭鹿的那名女士。每天在這條幾十公里長的道路上通勤的她嘗盡了各種辦法卻還是無法避免撞上穿越公路的鹿群。在她駕車離去後，阿爾文站在橫屍路中央的鹿旁的畫面，讓人感到如斯不真實。此外，影片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特色，便是大量航拍與美景的展示。雖然公路片不免要有對於公路景色的展示，但林奇顯然走得更遠，觀眾幾乎是隨著阿爾文的腳步一路欣賞了自愛荷華州至威斯康星州的全部景色。在感受這條路上氣象萬千的景色時，也一路倒帶，了解了阿爾文一生的經歷，也許這景色與人生的重疊，正是林奇想要展現給我們的藏在影片背後的理念：人生一如阿爾文的這段旅程，雖然看似緩慢，卻終要走到盡頭，其間會看到無數風景，也會接觸到無數的人，但只望在這旅程的終點，你我能夠找回對你我而言，最為重要的東西。這部影片之後，林奇也以《穆赫蘭道》（Mulholland）回歸了自己擅長的詭秘黑暗風格，但這一次脫離自己慣有風格的嘗試卻為不受好萊塢認同的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影片拿下了 1999 年戛納電影節（Cannes Film Festival）的金棕櫚獎（Palme d"Or）。影片的音樂由大衛·林奇的御用音樂人安吉羅·巴德拉門蒂（Angelo Badalamenti）打造，一方面有部分充滿鄉村風格的配樂與影片大量的航拍鏡頭相配合，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弦樂用於渲染人物的情感。影片主演理查德·法恩斯沃斯是一名少有的自特技演員入行，成為演員，並最終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演員。在扮演阿爾文之前，反對暴力的他曾反覆和林奇確認整部影片不包含任何暴力元素，而其實此時的法恩斯沃斯已經罹患骨癌，影片中阿爾文那些顫顫巍巍的動作很大程度上並不是法恩斯沃斯的刻意表演，而是他真實身體條件的反映。令人更加遺憾的，是在這部影片上映的次年（2000 年），由於無法忍受骨癌帶來的巨大痛楚，法恩斯沃斯最終在自己的農場舉槍自殺。法恩斯沃斯曾經說過，選擇接拍這部影片，是想要向真實生活中的阿爾文致敬。此時再來看在他生命前一年的這部作品，雖然能夠感受到他的痛苦，卻感受不到他的絕望。也許正是阿爾文給了他面對疾病的勇氣，能夠在生命的終點之前，忍受著骨癌的折磨，為我們帶來了這部溫暖卻又充滿力量的影片。在你的人生中，又是否有著如阿爾文一樣，因為年輕而釀成的遺憾呢。若是存在，何不踏上旅程，像他一樣，排除萬難，去找到那個人，與他／她和解，一起靜靜坐著、數一數天上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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