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大城市排外的工具？| 華文好書

城市發展一方面需要移民，但是移民的確會帶來很多相應的問題。移民帶來互補性和多樣性，這對經濟社會發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領域，文化和民族多樣性有益於產生重大的思想。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戰在於，不同的人，習慣、文化、宗教都不一樣，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樣性就可能轉化為衝突。如果移民是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那麼，促進移民在人口流入地的融合就是必需的。未來，在公共服務逐步削弱直至消除戶籍歧視之後，社會意義上的融合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於一個長期以來缺乏勞動力自由流動，且地域文化非常強的大國來說，社會心理上的排外將是一個值得引起重視的問題。那麼，中國各地是不是存在社會心理意義上的排外現象呢？我們不妨從方言的角度來管窺一下文化融合的問題。

方言能力對人的影響是農業社會快速現代化進程中的困惑。在農業社會，人們可能世世代代居住在一個小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甚少，雖然文字是統一的，但方言卻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南方，山多水多，加上古代從北方遷入的移民，便形成了更為複雜的方言。哪怕相鄰的兩個縣，都可能說著完全不同的話，甚至相距不遠的兩個村，口音都有差異。

在現代社會，工業和服務業取代農業成為經濟支柱後，人和土地的關係日益鬆散，大規模、長距離的人口流動隨之出現，不同口音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早已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按理說，漢語有統一的文字，而且普通話已經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通用的交流語言，這時，一個外來移民不會本地方言，不應該成為影響工作和收入的問題。可是，如果在某個城市中問周圍的人：「你覺得說本地方言有用嗎？」恐怕不少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有用。」

在上海，我家附近理髮店裡的理髮師來自蘇北，但說著流利的上海話。停車場的看車人、家裡曾經請過的鐘點工都學會說上海話了。甚至有一個同事和我說，他太太是做銀行理財的，但不會說本地方言，結果本地客戶還是更願意找本地人提供服務。

人口正進行大量流動的現代中國，會說本地方言真的重要嗎？

最近，我和哈佛大學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復旦大學陳釗、中央財經大學陳斌開一起做了一項有關方言的研究。這項研究使用了2005年人口1%抽樣調查數據，並根據語言學家的定義將中國劃分為七大漢語方言區。

這項研究發現，在一個城市中，相對於來自同樣方言區的外來人口，那些來自不同方言區的外來人口更難進入本地收入更高的行業和職業，特別是需要更高語言交流能力的服務業。而且，這種效應主要出現在與普通話差別比較大的幾個方言區，包括吳語區、粵語區和閩語區。其中，「本地方言回報」特別高的又是以上海為代表的吳語區。

既然我們在之前的研究里已經發現了方言的回報，那方言為什麼會產生回報就成了一個需要探究的問題。本地方言的回報可能來自兩個渠道： 一是使用本地方言本身帶來的經濟價值，這可能是因為方言能夠傳達某種特殊的信息；另一個產生方言回報的機制是文化和身份認同，外來人口如果會說本地方言，可以傳遞出與本地居民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身份認同的信號，從而增進信任，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額外回報。

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夠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是因為方言能力的確增強了經濟信息的交流，還是因為方言成了一種有關身份的信號發送機制呢？在中國的大背景下，由於普通話是絕大多數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語言，因此，本地方言能力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經濟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會說普通話，只要外來居民能夠聽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響信息交流。

於是，我們的研究團隊專門做了一項針對「上海話的回報」的案例研究。為了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來考察方言能力的作用，2012年，我們建立了一支由復旦大學95位學生組成的研究團隊，在上海進行了針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問卷調查。調研覆蓋上海有代表性的七個區，包括寶山、普陀、浦東、黃浦、閔行、嘉定和閘北。2011年的數據顯示，這七個區的人口占上海總人口數的59.3%，而外來人口占上海總外來人口的62.1%。在問卷中，我們詢問被訪者是否聽得懂上海話以及是否能說上海話，同時，我們也收集了有關外來勞動力就業和收入的信息。

數據分析的結果顯示，諳熟上海話的確是有回報的。具體來說，我們發現，掌握上海話可以提高外來人口進入銷售行業的概率，而這一結果主要是因為一部分外來人口有選擇地學習了本地方言。

上海話的能力中，聽說之間的能力差異對收入的影響完全不同。我們發現，聽上海話能力對不同行業外來人口的小時收入沒有影響。然而，會說上海話則顯著提高了他們在建築業、製造業和銷售業的小時收入。其中，說上海話的能力能夠提高在建築業和製造業中的小時收入，是因為這樣的人更可能自己做「老闆」。

無論是在建築業和製造業中做老闆，還是在銷售業中工作，都更需要與人打交道，說上海話的能力產生的作用是顯露勞動者的身份，顯得在身份和文化上與本地居民更相似，從而提高本地居民的信任感。

在上海這樣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本地方言的能力越不應該成為人們身份的符號和相互信任的障礙。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動性強，本地人與移民之間打交道的不確定性增強，反而會使方言能力成為判斷移民融入程度的信號。

對比一下其他的國際大都市，就知道中國的特大城市還有多遠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紐約人是在美國之外出生的，48%的紐約人在家裡使用除了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另外，2011年英國的人口普查顯示，在倫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國以外的居民佔37%，外籍居民佔24%。而在倫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種英國人比例從2001年的58%減少到45%，不到一半。

隨著移民（包括國外移民）比重不斷提高，語言本身就可能成為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斷地發生變化。在20世紀的前半葉，上海曾經吸引著來自全球和全國的淘金者，上海話也曾經受到蘇州話、寧波話和英語的共同影響。未來，多種語言（包括外語）在上海融合的情形完全可能再現，甚至上海式英語可能會夾雜進普通話和上海話的辭彙，而這恰恰是上海這座移民城市充滿活力的體現。

我們的研究從方言入手，特別是以上海作為案例，角度雖小，卻想由此引出關於大國大城的文化融合這一大問題。隨著中國的經濟規模逐步成為全球第一，中國的一線城市都將成為「全球城市」。無論是在國際上與其他城市的競爭，還是在國內一線城市之間的競爭，本質上都是人才的競爭，而隨著制度上的不斷市場化，最後，人才的競爭將成為文化的競爭，如果沒有全球城市應有的包容而多元的文化，全球城市的競爭力也將無從談起。全球城市的定位決定了中國一線城市的人口將由本地人、中國其他地方的新市民和全球優秀人才共同構成，而這樣的城市文化也必須由傳統的本地文化、中國其他地方的文化、國際上所有國家的優秀文化共同構成。

移民帶來互補性和多樣性，這對經濟社會發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和科技領域，文化和民族多樣性有益於產生重大的思想。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戰在於，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樣性就可能轉化為衝突。如果移民是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那麼，促進移民在人口流入地的融合就是必需的。在西歐，問題不是出現在移民本身，問題是有移民、缺融合。中國今天的特大城市如何去應對大量增長的國內和國際移民所帶來的各方面影響，促進社會融合，這應該立即提上議事日程，不能再拖了。

面對全球化的大時代，地域的文化雖然也要珍惜，但決不應該固守。

本文摘自《大國大城》，原標題為《文化的融合將日益重要》，陸銘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大國大城》，陸銘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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