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沒有「怪力亂神」幫忙，他往哪裡逃？
靖難之役中，南京陷落，當時的天子建文帝下落成謎。許多人相信，建文帝逃亡了。然而，這只是觀念的歷史，而非真實的歷史——本文摘自胡丹：《「神奇其說」：建文傳說的神秘性探析》，原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4期。發表時有刪節，需參考請查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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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生死之謎與建文出亡傳說，是明代留給後世的極富魅力的歷史文化議題。上世紀30年代以來，學者通過梳理相關文本，已基本廓清了建文傳說形成、發展與演變的路徑，對與「建文」相關的話語特點、主要故事形態，及建文傳說背後隱伏的政治、倫理與利益動因，都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
如果我們將建文故事創作的顯明動機稱之為「理性」的話，那麼在理性之外，還浸透著強烈的「非理性」因素，那就是在所有建文傳說中突出存在的神秘性特點；可以這麼說，基於術數、命理的神秘化闡釋——本文借孟森先生之語，稱之為「神奇其說」，實際構成了建文史、傳的最為重要的特點。「神奇其說」本身並不是一種獨立的解釋體系，然而它作為一種普遍的心理程式，強烈灌注於各種官方、半官方和民間的「歷史」建構之中。
一、「建亡燕興」之神秘前兆撮要
靖難之役的陣痛過後，人們開始思考：燕何以勝，帝何以敗？雖說燕王朱棣富於雄才，善收人心，建文帝允炆亦是慈仁素著，得臣民擁戴，到底是什麼決定了歷史航船的轉向？對這個問題，明代以來的學者曾就建、燕之得失，做過一些理性討論，然而更多的人將其成敗歸諸神秘力量，認為一切皆由命定，而且天意早已通過各種隱秘的預兆傳遞出來。
在朱棣授意編成的《奉天靖難記》中，記載了朱棣生時「雲氣滿室，光彩五色」的祥瑞及「燕地有天子氣」的「望氣者言」，為其「君權神授」提供了符瑞依據。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對其得國之由，並無太多的神秘化裝飾，只是一般地說「天命」有歸，而在永樂時期所修的史書中，明朝開國史忽然被賦加了許多神秘的信息。如《天潢玉牒》載太祖家鄉濠州有「王者氣」，太祖誕時有白氣、異香等兆；特別是開創時期的種種神跡、祥瑞，如井噴一樣湧現。這些都是後來積薪累加的。顯然，朱棣急於通過這些神秘符號，為其篡逆做出「順天應命」的解釋，為此煞費苦心進行編造。此舉也極大地影響到後世對建文史事或靖難之役這一段歷史的解讀。譬如，建之亡與燕之興，皆有「預兆」可尋——
首先是容貌。
黃瑜《雙槐歲鈔》（完成於弘治八年，1495年）載：「父老相傳，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頗偏，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正德末年成書的黃佐《革除遺事》襲其言，復增益其言曰：「高皇帝知其必不終，嘗匣以髡淄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至此，是遂為僧以遜去。」可見建文遁僧之說，實萌於建文「偏顱」。在上述記載中，朱元璋通過允炆這一生理特點，對其命運做出預判，但他沒有進行任何干預，只是替孫兒備好了髡緇之具。
偏顱之說，必出相面家之口。然而沒有證據顯示朱元璋喜好相術，倒是朱棣於諸種術學中，最好相人術。在朱棣的發跡史上，活躍著多位著名相士的身影，如「神相」袁珙、袁忠徹父子。關於朱棣龍飛的預言，最早也是由相士的判語揭出的。《奉天靖難記》載：「上（朱棣）容貌奇偉，美髭髯，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上，私謂人言：『龍顏天表，鳳資日章，重瞳隆準，真太平天子也。』」這位「善相者」，便是袁珙。朱棣還在潛邸時，就有過三次著名的相面，尤以袁珙稱朱棣「須長過腹、年過四十」便當登基的預言最為有名。既然朱棣以相自尊，那麼他利用相術污衊建文帝，自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是一些帶預兆性的文字，如詩、聯、對等。
朱元璋不喜允炆，除了他生來「偏顱」，還因其詩文氣象不佳。《明史紀事本末》在記「偏顱」之說後，即稱：「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遂生易儲之意。建文之詩、對，亦多見明代筆記，如《雙槐歲鈔》載：一日除夕，朱元璋命懿文父子詠初月，懿文詩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允炆雲「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上覽之默然，蓋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鑰匣，戒以臨難乃啟。比得披剃之具及楊應能度牒，無知者。」前引《革除遺事》稱朱元璋從允炆偏顱知其「必不終」，遂為之預備「髡淄之具」；成書在前的《雙槐歲鈔》則稱從允炆詩作窺其「將免難」，乃授披剃之具及坐名度牒。兩說抵牾，是故事傳播中難免發生的情節變異，不足與較。
第三，夢兆。
郎瑛《七修類稿》載：「太祖一夕夢二龍斗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成祖同戲，建文著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匣髡淄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啟視，一刀一度牒。」這則明代中期的史料，又為朱元璋備髡淄之具添加了夢兆的因子。
第四，事兆。
王鏊《震澤紀聞》載，朱棣與姚廣孝定計起兵，「語未幾，檐飄瓦墜地碎。王以為不祥，不懌。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若此何祥為？』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耳。』是日謀乃定。」此事為《明史紀事本末》所襲，但補加了「飛龍在天，從以風雨」之讖。
第五，讖謠。
讖謠是指以歌謠形式流傳的預言性隱語，最有名的靖難之讖，莫過於「燕子飛入」。最早見於正德進士梁億的筆記《遵聞錄》：「洪武初，京城既定，上謂誠意劉伯溫曰：『城高如此，誰能逾之？』伯溫對曰：『人實不是逾，除是燕子。』燕國，太宗（朱棣）所封之國，燕子蓋指太宗而言，隱語也。然則伯溫當時蓋以預知太宗之必有天下也。」
此事亦見於《明朝小史》卷三《建文紀·莫逐燕歌》：「帝（允炆）在位，有道士歌於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稱此謠產生於建文初，與劉基無關。《明史·五行志三》亦系此事於建文初，且直稱為「靖難之讖」。此讖後收入著名的《燒餅歌》，流傳益廣，影響巨大。
以上是有關建亡燕興的幾個典型預兆，它們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如史書記載，建文削藩日亟，朱棣不安，遂簡壯士為護衛，做武力反抗的準備，而「異人術士多就之」。朱棣廣召異人術士，表明他從一開始就在積蓄神秘的力量，這與他篡奪之後利用神秘化的手法重新解構本朝歷史，是一脈相承的。
二、建文「出亡故事」的神秘因素
孟森先生在《建文遜國事考》一文中說：「闔宮自焚，以死殉國，建文之正也。後人不見正史，妄相附會，皆因心惡成祖誅夷諸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隕，故詭言劉基之秘篋、程濟之幻術，以神奇其說耳。」指出了建文出亡傳說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神奇其說」。所謂劉基之秘篋，不過後世借這位「近於妖」的名人之口，對建文失敗做出的神秘預言；而程濟也是一個「通術數」者，他首次出場，即向朝廷做出「北方兵起，期在明年」的準確預言。程濟的身份據說是四川岳池縣教諭，其實此人極可能只是一個虛構人物。當滿朝皆昏昏時，一個遠方學官何以能獨具卓見？顯然不是他善察時局，而是因為他精通術數，是一位能掐會算的人物。《明史紀事本末》將程濟上書事繫於洪武三十一年十月，恰好此月發生一次「熒惑守心」的災異，這大概便是谷應泰記事的依據吧。
《明史紀事本末》修於清初，是一部較為權威的明史著作。該書有3卷涉及到靖難史事，其中第十七卷專記「建文遜國」。該卷以金川門陷落、帝欲自殺開篇，寫道：「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一個通術數的人出現在這裡非常重要，因為建文帝欲從圍城遁走，必須賴其幻術。此卷內容主要采自《致身錄》，故神奇之說頗多，然其踵襲者已經破產（《致身錄》已由錢謙益力證為偽書），則此卷亦成朽木，不可視之為信史。
在建文傳說的文本構建中，弘（治）、正（德）以後，出現了以王鏊、祝允明等為代表的講述建文出亡的筆記小說，和以黃佐《革除遺事》等為代表的忠義故事，兩類敘述體系平行發展的格局。早期的建文故事，已多荒誕之說，嘉靖以後，建文出亡說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愈傳愈奇，神秘色彩愈加濃郁。到萬曆時，遂形成一個演義建文出亡的高潮。特別是《致身錄》《從亡筆記》兩部偽書橫空出世，影響尤大。該書雖多經學者辯駁，但在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士人心理下，建文出亡說並不因記載其事的書籍被證偽而消散（如錢謙益駁其書，卻不反對出亡說），反而出現了怪誕不經的傳說向史書全面滲透的情況。眾多史書與文人筆記，不加辨析地收攬諸多神奇傳說，以己聲價為其背書，增加了建文出亡說的迷惑性。
新的建文出亡故事，為了增加可信度，多以秘篋發書的形式出現。如被潘檉章稱為遜國贗書「作俑者」的王詔《忠賢奇秘錄》，就偽稱發於某寺之「絕頂」。《致身錄》則假託為焦竑所作，稱五十餘年前「游茅山得此秘本」。
建文故事中大量的神奇內容，雖然在當代學術視野下，不可避免破產。但這些內容的添加，在彼極為必要，且極符合當時的受眾心理。首先，「神奇其說」能夠解決出亡說的一些基本煩難，如建文帝如何從圍城中遁走？素稱「仁柔」的建文帝何以忽然變得堅強有力，坦然周行天下？吃穿住行如何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只有請鬼神相助，才易敷衍成文。
其次，在早期建文傳說的構建中，含有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的特殊利益和情感在內，所以他們極力表彰建文忠臣，力主建文不死。這是建文出亡說產生的早期社會心理背景。萬曆以後，大量有關建文出亡的出版物面世，則更可能是書商出於讀物熱銷的需要。一個好賣的故事，必須編得圓滿、情節生動，才符合大眾的獵奇心理。為此，編撰者自然不遺餘力，儘力搜求，大膽演繹了。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隨著建文出亡故事的文本越來越豐富和具體，在明代晚期，西南等地區開始出現一些「建文遺迹」。這些遺迹是否可信，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但須指出的是，這些遺迹、遺物與傳說，均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凸顯建文的君主身份，對於一個逃亡故事來說，其附會之輕佻與粗糙，十分明顯。二是其中多見神跡。崇禎年間，徐霞客在雲貴等地考察時，就發現這些建文遺迹多具神奇性，如貴州白雲山羅永庵有「跪井」，取水時必屈膝下跪（猶如拜帝）；又傳此處原本無水，建文來後，乃神龍涌波，數百年不盈不涸。又有「流米洞」「流鹽洞」，皆忽然天生，「流以供帝者」，等等。徐霞客說：「雲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託也。」他查閱了天順年間的《一統志》，發現那時還「不載建文遺迹」。這些所謂的遺迹，多是明末才開始出現，入清後，又在地方官紳的努力下，接續增益，使得這些地方的「建文遺迹」越來越多。
建文遺迹在西南邊遠地區大量出現的原因，顯然是試圖藉助歷史傳說重建地方「集體記憶」的一種持續性努力，值得深入探究。然而這些神奇化了的傳說與故事，無疑是符合大眾心理的，它運用神秘化的手法來附會古人古事，體現出類似「民間傳說」的一些基本特點。
（福建寧德「建文墓」。全國有許多地方都宣稱是建文的歸隱或葬身之所）
三、「傳說歷史」：歷史在大眾輿論場域的再造
建文帝以承平之君，擁四海物力，竟在4年間覆國亡家。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之事。對此，人們主要基於「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及因果報應、循環往複等觀念，將此不可思議的巨變歸諸天命——「數也」！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建文遜國》卷末論云：「龍嫠帝後，妖讖亡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耳。」這竟是史家的結論！可見唯心主義的神秘世界觀是如何浸透人心，成為人們對紛繁難解之世事的最後一種闡釋策略。
眾所周知，明代是一個術士異常活躍，並且對政治發揮特殊影響力的朝代。術士的話語、術士的角色，很容易滲進傳說與故事中。如正統五年假冒建文案，實錄載：「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經鞫問，發現此人真名楊行祥，洪武中度為僧，歷游兩京及西南等地。楊某本為僧人，卻以道士（龍虎山張天師）之言為言，足見術士的預言與符讖，對人們心理的特殊影響力。張天師「四十年苦」的預言，仍是對建文出亡所做的簡單而頗富說服力的闡釋——還是命數！
明嘉（靖）、萬（歷）以後，神秘的建文傳說廣為流布，深入人心，對建文史書修撰造成困難。史家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困境：如果接受建文出亡說，則勢必一攬子接受與出亡說合為一體的諸種神秘因子。事實上，明清以來的大多數史書，都持建文出亡說，這些神秘內容遂大量摻入歷史載記之中，使史實與傳說混淆不清。這方面《明史紀事本末》是個典型，該書《建文遜國》一卷幾乎照抄了偽書《致身錄》的神秘紀事。
神秘史觀對歷史認知及書寫造成極深的影響，有些甚至達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在晚明出任閣臣及實錄總裁的朱國禎，就提出一個問題：太祖為何不將天下付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臣之相」的燕王，「而付天下於偏顱文弱之太孫」？他解釋道：「（太祖）特以倫序為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文皇（朱棣）於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翦除奸臣』之語，宛然文皇遺囑。上參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子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矣。……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為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高皇計算中。意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以待者。」
照他的說法，朱元璋是在氣運與倫序之間做艱難的平衡，並且知道，天道運行，終非人力所能更改。將「氣數」與史實混為一談，正是古代史家的通病，暴露了他們在世界觀上的局限性。我們梳理建、永易代的諸多神秘故事，常感「理性」的缺失，看起來人們似乎很關心建文帝的命運，其實在宿命觀念之下，論者表現出來的，是極其冷漠的態度。
建文傳說與明清的許多「歷史事件」一樣，為廣大士民持續關注，與政治積極互動，相關話題及故事細節不斷衍生髮展，並且豐富了某些區域的鄉土文化內涵——由此，它構成了「輿論」的性質。
建文朝的傾覆與建文君臣的個人命運，本是史事，然而當這樣一件大事進入輿論場域（包括文人筆記、地方史乘、民間口述以及舞台戲劇等），成為與時事密切相關的大眾話題，它必然受人們的觀念、信仰、好惡、利益、時代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被導入特定的「議程設置」之中。此時，作為其內核的史實倒不是最為關鍵的了，建文是否出亡也不再是一樁單純的歷史公案。建文傳說的神秘化，正是「建文史事」進入輿論場的重要表徵，而將其層層包裹的各種傳說與附會，無疑使建文故事變得更為生動、飽滿，閃爍著迷人的文化之光。
建文傳說以奇趣的故事形態飛入尋常百姓家，相對於「信史」的考證，神秘化的表現手法尤具魅力，好比張天師預言建文帝要受「四十年苦」，這樣的記述，極富張力，既符合人們對世界的蒙昧認知水平，也比任何針對建文得失的縝密分析更為簡明易懂。在輿論場域傳播的歷史，其對象是輿論受眾，而非歷史學者；大眾厭煩繁瑣的考證、破碎的史實，卻對歷史的傳奇性情有獨鍾，對其神奇趣味津津樂道。傳播的規律正是如此：一個故事傳奇性愈強，流傳就愈遠，愈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傳播（實際上也是再創作）之中。
在建文故事的「傳說」中，傳者貌似在追求真實，然而他們在傳播中，按照自己的好惡與需要，去刪選、理解、使用，甚至創造材料。本文所討論的建文傳說的神秘性，正體現了傳統時代中國人在世界觀以及倫理等方面的思想特點；而無論是史學，還是民間傳奇或故事，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被納入到普遍的大眾心理程式和話語結構之中。
當世之人受著神秘主義世界觀的主宰，人們的「集體記憶」，必然受到這種世界觀的不斷重構。最典型者，莫過於上古神話，以及秦漢讖緯之與歷史的關係了。魏晉以降，讖緯遭禁，影響力降低，但非理性的神秘主義的歷史闡釋力依然強大，尤其是一些為大眾普遍關注、進入輿論場域的「史事」，不免摻入大量不科學的、出於虛構的內容。
事實是，許多時候，想像（文學）比真實（歷史）更加迷人。在明代，類似例子還有朱元璋傳奇、劉伯溫的妖化等等，那些充滿了神秘氣息的傳說顯然不是歷史，但它構成歷史的另一種形態：「傳說歷史」，是被後人持續篩選、加工和改造過的「歷史產品」。西哲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文學比歷史更可信。相對於史學對於真實的追求，天師的預言、建文的偏顱、孱弱的文氣，同樣構成一種歷史的真實，它就是傳播學所說的觀念的真實。後者或許離歷史的實態（客觀真實）很遠，但它所呈現的文化景觀卻亦真亦幻，更為飽滿豐富、精彩動人；它在大眾輿論場域這個話題熔爐中不斷地被再建構，是一個動態的進程（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地區宣布發現建文遺迹，並藉此添築新的建文傳說，即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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