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蘇軾朋友圈裡的僧人與女人

儒學 10-15

康震：蘇軾朋友圈裡的僧人與女人

蘇軾相交遍天下，既有廟堂高士、田墅村叟，亦不乏塵中女子、世外高僧。他們的名字，和蘇軾、和他們的故事一起，流頌千古，遺芳史冊。

康震：蘇軾朋友圈裡的僧人與女人

蘇軾朋友圈裡的

僧人與女人

文/康震

康震：蘇軾朋友圈裡的僧人與女人

方外之交

佛法僧

卓契順本是蘇州定慧院里從事雜役的「凈人」，跟隨定慧院長老守欽學佛，與蘇軾素昧平生。當時蘇軾的長子蘇邁正帶著一家老小住在宜興，全家人苦苦思念遠謫南荒的蘇軾，但由於山河阻隔，既得不到蘇軾的任何消息，也難以寄送家書。蘇邁把他的苦惱告訴錢世雄，錢世雄又在閑聊時告訴了守欽長老。卓契順在一旁聽說此事，便自告奮勇要前往惠州送信。他對蘇邁說：「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我願為你們去送家書！」（語載《說郛》）於是卓契順便攜帶蘇邁的家書以及守欽送給蘇軾的《擬寒山子十頌》上路了。惠州雖不在天上，但仍有一千五百餘公里的路程。即便在擁有現代交通工具的今天，仍然是一漫長的旅途，更不要說北宋時期了。卓契順風餐露宿、跋山涉水兩個月，從蘇州一直走到惠州，終於在三月初二那天把書信送到了蘇軾的手中。蘇軾看到卓契順臉色烏黑，腳生重繭，不禁對這位助人為樂的陌生人充滿了欽佩與感激。卓契順在惠州停留了半個月，取了蘇軾的回信就要踏上返程。蘇軾問他可有什麼要求，卓契順回答說：「唐代有個蔡明遠，是鄱陽軍的一個小校，顏真卿的舊僚。當顏真卿在升州（南京）做太守的時候，百口之家，斷糧斷錢，蔡明遠背米前去接濟，顏真卿心存感激，便寫了一幅字送給他，使世人至今還知道這世上曾經有過一個蔡明遠（《與蔡明遠帖》，著名的行書作品，深得黃庭堅等人喜愛）。我雖然沒有背米來送給大人，但不知能否援引蔡明遠的先例，得到大人親筆寫的幾個字呢？」蘇軾聽了，欣然揮毫，寫了一幅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贈給他，並在題跋中詳細記述了卓契順千里送書的經過，希望他能因此而名垂青史。蘇軾寫的那幅字沒有能留存下來，但是那篇題跋卻完整地保存在蘇軾的文集中，卓契順的義舉因而流傳千古，永遠為後人傳誦（事載蘇軾《書歸去來辭贈契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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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僧人，這也是蘇軾朋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蘇軾與他們之間的故事很多，主要是關於智慧的領悟、佛法的領悟。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佛印了。關於佛印與蘇軾之間，流傳著很多故事，真真假假，難以分辨。有一次，蘇軾與佛印同游寺院。大殿內有一尊觀音像，手持一串念珠。蘇軾問：「觀音自己就是菩薩，還向誰禱告？」佛印回答：「向自己禱告。」蘇軾又問：「為什麼禱告？」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又一次，蘇軾與佛印對坐，蘇軾說：「古人有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看來古人喜歡將『僧』與『鳥』相對。」佛印答曰：「沒錯，我與您對坐，我是僧，您是鳥啊！」（事載《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

很多人因為看了蘇軾跟佛印的一些對話，便覺得蘇軾學禪就是開開玩笑、耍耍貧嘴，事實並非如此。佛教作為中國當時的一種意識形態，對北宋很多士大夫都有影響。但蘇軾對待佛教的態度是很務實的，他雖然叫東坡居士，但他依然是一個堅定的儒家學者。只是在自己艱難和困難的時候，他會把佛教援引到自己的內心來，幫助自己排遣暫時的苦惱，卻不會因此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在《答畢仲舉書》中，就清楚的表達了自己對佛禪的這種理解與認識：

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仆所言為淺陋。仆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仆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仆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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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蘇軾認為，對待佛教的態度應該切實，並不在於玄虛飄渺的說理，而應更加關注佛禪對於現實人生的切實作用。龍肉固然華美高貴，但遙不可及，非人間所有。正如莊子所言，有人學了屠龍術，卻找不到龍來屠，終究沒有用武之地。而與龍肉相比，豬肉雖然粗鄙平庸，卻能實實在在地解決飢餓問題。那麼，對於蘇軾而言，究竟什麼是人生的實際問題、飢餓問題呢？佛教要求空靜、達觀，但是「靜」極便有「憊懶」的傾向；「達」極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險。蘇軾意識到了這個危險的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靜、達，便是執著又不執著。所謂執著，便是依然要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民生。所謂不執著，就是在面臨人生失意之際，要善於開解自己的心結，要善於轉換自己的心態，要勇於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自然是蘇軾口中的「豬肉」了！

在蘇軾所結交的僧人中，道潛與蘇軾的交往最為密切，堪稱蘇軾最知心的方外之友。道潛與蘇軾的密切關係引起了蘇軾政敵的注意，紹聖三年（1096），新黨頭目呂惠卿的弟弟呂溫卿任浙東轉運使，他一到杭州，便蓄意羅織罪名打擊蘇軾的友人。經人告發，又查驗度牒，呂溫卿發現道潛原來的法號是談修，後來改為參寥，而現在的名字「道潛」則是蘇軾所改。就以此為罪名勒令道潛還俗，並給予「編管兗州」（今屬山東）的處罰。北宋有「度牒」的制度，僧尼的名額是由朝廷掌控的，俗人獲得「度牒」出家為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勒令還俗，算是對僧人的重罰。僧人本是方外之人，道潛竟受到通常只有官吏才能得到的「編管」的處分，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蘇軾命途多舛，他一生中牽累的人不計其數，但受他牽連而受罰的僧人則只有道潛一人。蘇軾聞訊，深感歉疚，便托正在京東做官的親戚黃寔照應道潛。後來得到曾布的幫助，道潛才得以再次落髮為僧。兩度出家的奇特遭遇，是道潛與蘇軾交往所付出的代價，但道潛對之心甘情願。蘇軾死後，道潛連作悼詩十一首，極表悲痛。不知他此時有沒有想起當年蘇軾寫給他的詞句：「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佛門本應棄絕人間的七情六慾，道潛卻與蘇軾情誼深厚，這縱觀整個文學史，都是非常難得的。但，這種仁愛真誠之心，何嘗又不是佛法追求的一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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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雖好

不題詩

蘇軾與歌妓、官宦家庭中的女子，也有很多交往。在封建社會，女性地位低下。尤其是歌妓，本是供官員、富人消遣的角色，但蘇軾卻給予了她們不同尋常的尊重。在蘇軾的筆下，她們不僅僅是物化的審美對象，而是具有獨特的靈氣，甚至從她們身上，蘇軾也獲得了不少感悟。

蘇軾有一位朋友叫王鞏，是蘇軾的忘年交張方平的女婿，他們很早就認識。在烏台詩案中，王鞏也受到牽連，被貶謫到一個比黃州更偏遠的地方。元祐元年（1086），蘇軾與王鞏在汴京重逢。在他面前的王鞏竟然面色紅潤，風采依舊，一點不像九死南荒的遷客。這誠然與王鞏境遇改變，善於養生有關。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位知心伴侶——侍女宇文柔奴陪伴他南遷，不離不棄。更為可貴的是，她對這段苦難經歷持有平和的心態。蘇軾問這個眉目娟麗的姑娘：嶺南的風土是否欠好？她回答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聽了大為嘆賞，有僕如此，可見主人是何等的堅毅、曠達！蘇軾當場寫了一首《定風波》送給她：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此心安處是吾鄉」，是蘇軾詞中的名句，很多人都以為出自蘇軾筆下，其實卻是蘇軾轉述宇文柔奴的話。這種在苦難中堅貞不屈的精神，正是蘇軾人生態度的精華。宇文柔奴只是一位普通女子，能領悟到這樣的人生境界，難能可貴。王鞏得到這樣的伴侶，也算上天在他坎坷人生中給予的一份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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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對有才華、見識的知識女性飽含敬意。同時，作為封建朝廷的官員，他也會與下層歌妓有所交往。在宋代，既有官府養的歌妓，也有私人的家妓。蘇軾被貶黃州時，雖然是個犯官，但與地方官徐大壽、孟震關係很好，經常在一起宴飲為樂，其間自然少不了歌妓的陪伴。蘇軾酒量不高，一飲輒醉，醉後只要別人請求，就一定會贈以筆墨。黃州城中的官妓們，常常借著陪宴的機會向蘇軾索要墨寶。有不少人因為得到了蘇軾的贈詩，而名留千古。其中有一位色藝俱佳的歌妓叫李琪，但她生性內向，不善言辭，所以一直羞於向蘇軾開口。等到蘇軾要離開黃州的時候，大家給蘇軾餞行，李琪明白這一次再不向蘇軾索要墨寶，就沒有機會了。於是她給蘇軾敬酒，然後取來絹帛，請他為自己寫一首詩。蘇軾命其研磨，然後飽蘸濃墨，寫下了兩句詩：「蘇軾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但剛寫完這兩句，就有人前來敬酒，蘇軾便將筆擱到一邊，與客人們談笑起來。有人現場評論說：「這兩句看上去很普通，也沒有寫完，不知是什麼意思？」等到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家準備撤宴時，李琪再也忍不住了，跪拜在地，求蘇軾將剩下的兩句給續上。蘇軾一拍腦袋，大笑：「哎呀！對不起，差點忘了登場了！」隨即提筆又續寫兩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此句一出，大家立刻覺出不凡來了——先平後奇，起得低但落得高，真乃好詩呀！於是，「一座擊節，盡醉而散」（事載《說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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