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萬敏：布羅茨基的鄉愁是黑白灰色的
布羅茨基的鄉愁是黑白灰色的
文何萬敏
或許不必強調約瑟夫·布羅茨基「流亡作家」身份。
顛沛流離地告別那個熟得每條街道都走過、每種滋味都嘗過的地方，再難回去或者回去也彷如帶有隔膜的旅行者，這是一種鄉愁；回憶生命歷程的似水流年，牽掛童年的笑逐顏開和青春的激情躁動以及中年的假裝世故，因思念故去親人而眼角悄然濕潤的淚水，也是一種鄉愁。
我想說的是，寬泛概念的「鄉愁」不應該指定哪一類人才有資格擁有，就像或許不必強調約瑟夫·布羅茨基「流亡作家」身份一樣，愛回憶往事、愛追溯過去，多數情況下屬於人之常情，布羅茨基喜歡這樣做的理由，恰恰是向世人表明，了解作家流亡的行為和目的，在許多方面就像是——回家。
有時，一片楓葉的形狀就足以使他感懷，而每棵樹上則有成千上萬片的楓葉。在動物性的層面上，一位流亡的作家的這種追憶方式一直是活躍的，雖說這似乎始終不為他所知。無論過去是愉快還是悲傷，它永遠是一塊安全的領地……我們採取這一方式並不是為了珍藏或握緊過去(最終，我們既不會珍藏也不會握緊過去)，而是為了推遲現在的來臨，換句話說，就是為了延緩時間的流逝。（1）
《悲傷與理智》封面。
寫在1987年的《我們稱之為「流亡」狀態，或曰浮起的橡實》，收錄於《悲傷與理智》中。儘管仍與前一本文集《小於一》一樣，「故國與流亡」主題佔有相當篇幅，但與普通人的想像不同，構成回憶的最核心要素，並非苦難與迫害、醜陋與罪惡的揭露，恰恰是從看似瑣屑的日常生活中孕育自我意識的認知，因為幾乎是從寫作伊始，從詩歌開始，他即已經聽到那個遠方的召喚——拒絕被同化的個性之聲。
他早年的創作為那個年代的蘇聯體制所不容。逼仄的政治語境下，無形的困難似乎比今天能想像到的還要大。在經歷了審判、監禁、流放之後，最終於1972年被迫流亡海外，此生再未踏上故土。對於「逃離」或者「流亡」自有更深層的觸動：
問題的實情在於，一個人脫離了專制，則只能流亡至民主。因為，由來已久的流亡已不再是老樣子。它不會再讓人離開文明的羅馬去往野蠻的薩爾馬希亞，也不會，比如說，把一個人從保加利亞送往中國。不，通常而言，它是一個由政治和經濟的閉塞之地向先進的工業化社會的轉移，它的唇邊還掛著關於個人自由的最新辭彙。（2）
同時，他也直言不諱地警告，「如果有人要將一個流亡作家的生活歸入某一體裁，那麼這就是悲喜劇」。一定程度上，《悲傷與理智》闡明了他對文藝創作獨到的認識，作家並非一定是民眾的代言人，作家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和主見，重要的還是要去獲得文藝「這種獨特的表情，這或許就是人類存在的意義」。他自己確實相當警惕，「別用你的筆友來丈量你，而要用人類的無窮來丈量你自己……你就應該道出這種無窮，而不應道出你的妒忌或野心」。
《小於一》封面。
《小於一》是散文集，也可以視為文論集。他所喜歡的詩人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里爾克、奧登、曼德爾斯塔姆等等，本來散文寫得都非常好，但他仍然對詩歌十分抬舉。布羅茨基為詩歌與散文論述道：詩歌有著更為悠久的歷史；詩人因其較少功利的創作態度而可能更接近文學的本質；詩人能寫散文，而散文作家未必能寫詩，詩人較少向散文作家學習，而散文作家卻必須向詩人學習，學習駕馭語言的功力和對文學的忠誠。他甚至斷言，詩歌是語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只不過，我們也看到一個有趣的結果，詩歌和散文在布羅茨基的創作中，幾乎各佔半壁江山。
約瑟夫·布羅茨基擅長精雕細琢，沉著冷靜，情緒的把控妥善植於娓娓的敘述中，每當醞釀至「理智的」門檻時，又恰到好處地並不破門而入。他刻意不去道破，這也使他文字構成的語調迷人而不失洞察力。
《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和《小於一》為此值得一讀再讀：
這座有二百七十六年歷史的城市，有兩個名字，一個本名，一個化名，而總的來說其居民基本上兩者都不用。當然，在信封上或身份證上，他們寫「列寧格勒」，但在平時談話中他們寧願稱它為「彼得」。這種名字選擇，與他們的政治傾向毫無關係；問題在於「列寧格勒」和「彼得堡」在發音上都有點兒彆扭，並且不管怎樣，人們總是愛用別號來稱呼他們的居住地——那是更大程度的家常化。（3）
讀布羅茨基的文章時，我腦海中浮現的場面依舊是黑白灰色的。
這符合我這個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從前蘇聯的影片中得來的印象，那時電影都還沒有色彩，畫面上的黑白和大量的灰色呈現的場景和人物，再怎麼調焦也不很清晰。不知咋的，如今在讀布羅茨基的文章時，我腦海中浮現的場面依舊是黑白灰色的，遠沒有俄羅斯巡迴畫派為代表的油畫那麼流光溢彩。
這主要是國民生活中央集權化的結果。因此也才有官方報紙和電台那些正面的、「肯定生命」的胡謅，哪怕是在描述一次地震時也不例外；它們從不告訴你有關受害者的任何消息，而只是一味歌頌其他城市和其他加盟共和國兄弟般的關心，歌頌他們向災區提供帳篷和睡袋。（4）
有關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身世，相關資料顯示，他1940年5月出生在彼得堡。15歲輟學，開始了頻繁變動的工人生涯。17歲時才開始經常讀詩，20歲那年因為地下詩歌雜誌《句法》刊登了他的五首詩，引起克格勃關注，包括布羅茨基在內的年輕詩人作品，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悲觀主義，而不符合當時意識形態的。
1964年，他因「不勞而獲罪」被起訴，判處五年徒刑並被流放至蘇聯北疆。後經許多文化名人斡旋，一年半後獲釋。這一案件也使得年輕的他獲得國際性聲譽。1972年，布羅茨基被變相驅逐出境，移居並加入美國國籍。198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該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遺憾的是，他在56歲的盛年突發心臟病，溘然長逝。
普希金和布羅茨基分別成了矗立於俄國文學歷史之開端和終點處的兩個標杆。
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俄羅斯僑民，蘇珊·桑塔格形象布羅茨基的到來，「像一枚從另一個帝國射來的導彈，一枚善良的導彈，其承載的不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國的文學那崇高而嚴苛的詩人威嚴感。」
約瑟夫·布羅茨基在西方的影響是「轟動性」的，近年在他的祖國，一些事情正在慢慢發生變化。俄羅斯文學學者、《悲傷與理智》翻譯家劉文飛介紹，當下的俄國學界常常有「從普希金到布羅茨基」的說法，意在給出一個關於俄國詩歌史、甚至文學史的整體概括，也就是說，普希金和布羅茨基分別成了矗立於俄國文學歷史之開端和終點處的兩個標杆。
開端是恆定的，普希金的地位是永恆的；終點則是漂移的，布羅茨基的地位將來或許會被另一位俄語文學天才所取代，「但將布羅茨基與普希金並列，這本身已經彰顯出了布羅茨基的地位。」
倒是布羅茨基本人覺得原因在於「一個可悲的前景」。在將近五十年間，「儘管一方面國家拚命使勁，另一方面知識界變動劇烈」；然而，「上世紀俄羅斯偉大散文給本世紀留下的空白」，並未得到填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國家，難道不是更容易行使和散布啟蒙與文化嗎？」他自問自答道，「很可惜，它在俄羅斯行不通。」
「在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國家，難道不是更容易行使和散布啟蒙與文化嗎？」
在為茨維塔耶娃散文英譯本撰寫的導言《詩人與散文》中，布羅茨基坦白了他寫作散文的某些訣竅。他認為，一部涉及超過三個人物的敘述作品，對歷史主題的省思，對童年往事的追憶，當遇到這樣的題材時，就只能依靠散文來加以論述了，詩歌對此的把握顯得比較棘手。
從具體的散文篇章看，他有一套用來推動句子的方法，由一個個句子的層層疊加，在構成語境的某種連續性的同時，達成評論家所看重的「隱喻」；在這裡，詞語本身彷彿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是有繁殖力與衍生力的，大有滔滔不絕之勢；他習慣的做法是，圍繞選擇的主題，以放射狀的思維方式，從多個角度予以仔細的觀察和論述。這是技巧方面的保證，是他的長處，當然，有時候也成為讓批評家感到些微累贅或者冗長之所在。
整體而言，散文議題的表層是具有質感的可觸摸因素，內層則蘊含理性的真知灼見，並且相互緊密粘合，共同構成審慎的思考體系。
安靜、不動，這座城市聳立著，看著四季的流逝。在彼得堡，一切都可以改變，除了它的天氣。還有它的光。那是北極光，蒼白而擴散，那是一種記憶和眼睛以不尋常的敏銳在其中活動的光。在這光中，並且由於街道的直接性和長度，一個走路者的思想會走得比他的目的地還遠，而一個有正常視力的人可以在一英里外分辨駛來的公共汽車的號碼或跟在他後面的盯梢者的年齡。……從海上吹來的、散發海藻味道的逆風，治癒了很多被謊言、絕望和無能為力過度飽和了的心靈。如果這構成奴役的共謀，那麼奴隸也許是可以原諒的。（5）
類似的敘述，在約瑟夫·布羅茨基的筆下比比皆是。我如同漫步在河邊，聆聽清澈的奔流，沐享淘洗的慰籍，任由時間來檢驗。
注釋：
（1）1［美］約瑟夫·布羅茨基：《悲傷與理智》，劉文飛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第29—30頁。
（2） 同上，第24頁。
（3）［美］約瑟夫·布羅茨基：《小於一》，黃燦然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57頁。
（4）同上，第11頁。
（5）同上，第72—73頁。
2016年8月2日
六根讀者小園地約稿
言之有物，多寫親歷之事，故鄉記憶，身邊趣事，旅遊尋訪，讀書印象，人生感悟，歷史鉤沉。避免無的放矢。
六根不定期確定某一主題供各位撰寫。
暫定每周日推送一篇。每年結集一冊納入六根醉醒客系列。
共同努力，做我們想做的有意義的事情。
▌六根為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ND－
六根者誰？
李輝 葉匡政 綠茶韓浩月潘采夫 武雲溥
醉能同其樂，醒能著以文
※老人祝福，生日永遠快樂
※廣播操漸遠，意味著政治流行風的變遷
※學費，學費，曾有多少人為你傷心流淚
※我真正是吃著速食麵長大的一代人
TAG:六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