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清廷中立坐觀戰局，立憲派四處奔走推動五大臣出洋考察

文｜黃金生

在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之前，在中國剛興起不久的立憲派對這場戰爭便有自己對戰爭的看法：日俄之戰是立憲與專制之爭。日本雖然是黃種人，是小國，但有先進的君主立憲制度，而俄國雖然是白人、是大國，但卻是腐朽的專制制度。日俄戰爭就是在立憲的小國與專制的大國沙俄之間進行的，所以日本必定會勝利。事實也確實如此。

大連旅順白玉山塔。白玉山塔，原名「表忠塔」，是日俄戰爭後日本為美化侵略戰爭，於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修築的高達66米多的彈形塔，現已成為日本侵華的物證

日俄戰爭結束還不到兩個月，「預備立憲」的啟動儀式就開始了。1905年7月16日，清廷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不久又加派紹英。這標誌著清政府基本確立了立憲改革的決策，並且邁出了關鍵一步。後因革命黨人吳樾謀炸事件，徐世昌、紹英留京，改以李盛鐸、尚其亨代之，組成五人的出洋考察團。

清政府能有如此的「高效率」，正是受到日俄戰爭的刺激。赴外考察一事籌劃很久，但其最終以考察各國憲法的名義成行，正體現了日俄戰爭前後國內輿論風向的變化。

日俄戰爭剛一爆發，立憲派不僅大力宣傳立憲的好處，還開始了積極的奔走。他們認識到，實施立憲離不開政壇上有話語權的官員，開始積極運作，走「上層路線」，拉攏一些「大咖」以尋求支持。江浙的立憲派人士張元濟、張美翊、趙鳳昌和奉天提學使張鶴齡等最早提出遣使分赴各國「聲明東三省主權所在」。他們先說動上海的會辦商約大臣盛宣懷。

盛宣懷作為清末最炙手可熱的官商，中國近代工業的最重要操盤者之一，在政治上也有相當的話語權，他同湖北巡撫端方和辦理商約大臣呂海寰商議，草擬了一篇奏稿。盛宣懷考慮到僅憑他們三人的地位身份還難以引起朝廷足夠的重視，又拉上兩江總督魏光燾和兩廣總督岑春煊。後來的發展證明，盛宣懷並不支持立憲。或許這與他的官商身份有關，只有在權力不受限制的情境中，才能攫得更大利益。事實上，他的官商生涯也確實聲名欠佳。

盛宣懷等人的建議並未被清政府採納，清廷認為時機未到，等到戰事有了眉目之後再定不遲。立憲派得知後，又致函岑春煊的幕僚說戰爭預計秋冬之際即看出結果，宜「趁此機會，先定國是」，加入「立憲」的主張並鼓動一干滿漢大員上奏，不過在上次碰了釘子後，這些大員們也沒有熱情，此事也就沉寂下去了。

張謇

1903年，清末狀元、棄仕經商的立憲派代表人物張謇赴日考察歸來，他與社會上層人士和官場均有密切交往，他遊說魏光燾、張之洞等奏請立憲並為之代擬立憲奏稿。他提出日俄戰爭後，中國必有極大危險，欲加預防，只有實行立憲。謹小慎微的張之洞沒有立即出奏，而是要張謇去探詢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態度，以決進止。張謇與袁世凱曾有一段師生之誼。1881年4月，袁世凱投入吳長慶軍中，吳命袁世凱在營中跟隨張謇讀書（此年張謇29歲，袁世凱23歲），張謇認為袁世凱這個人「好權術」，在道德文章、科舉仕途上難成大器。其後兩人也有一些恩怨，以致20多年沒有通過信，但此時袁世凱已經青雲直上，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且在清末新政中表現積極。張謇遂拋開個人恩怨，於1904年6月投書袁世凱，中言：「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諸人共成憲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績，特命好耳。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之下。」慣於政治投機的袁世凱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所以婉轉地回絕了。而張之洞、魏光燾等人在審時度勢下，亦未敢將奏摺上呈。

瞿鴻禨

在與袁世凱聯繫的同時，張謇還通過張美翊上書其師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瞿鴻禨，請其倡導立憲。瞿鴻禨長相與同治皇帝有幾分相似，據說，他因這樣的相貌而獲得中年喪子的慈禧之好感，因此受到重用。立憲派鼓勵瞿鴻禨站出來勇敢地倡導立憲，向他提出所謂的「一筆兩用之策」，即出國考察團要把保衛主權和考求憲法結合起來，因為「凡立憲各國，侈然以文明自負」，以考察憲法可拉近與各國的關係，有利於解決「俄日之局」。此外，張謇還與趙鳳昌刻印《日本憲法義解》和《日本議會史》等資料分送給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等官員讓他們了解立憲。

隨著對立憲了解的加深，瞿鴻禨對立憲派的主張越發認同，他認為中國若在日俄戰爭後的外交上若有所為，就要選擇立憲，他曾對戶部主事陳黻宸說：「以一不立憲國居群立憲國間，不待遠識之士，而知其不可為矣。」「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內治，惟立憲二字，強於百萬之師。」頗受慈禧信賴的瞿鴻禨態度的轉變，對最終慈禧的決策無疑會起到重要作用。

日軍處死為沙俄提供幫助的中國人。

日俄戰爭勝負已分後，1905年6月初，美國向日俄雙方提出議和建議。清政府這才急向美國政府提出中國將派專使參與日俄議和會議，但遭到拒絕。6月26日，清政府就如何因應日俄議和以及接收東三省的善後事宜電告各省督撫。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使得「立憲」成為流行語和社會共識，各督撫大員紛紛奏請立憲（在8位總督中，就有5位：雲貴總督丁振鐸、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而作為軍機大臣的瞿鴻禨更是向慈禧「造膝密陳」，面奏派員出洋，「自請親赴歐美考察政治」。清政府迫於「時局危艱，百端待理」，亦決定銳意振興，「起衰弱而救顛危」。

就這樣，在日俄戰爭後的一片「立憲」聲中，拉開「預備立憲」序幕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就這樣確定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