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誕辰90周年：記得當年未名湖畔的福柯小組嗎？

【原編者按】上世紀90年代，當時還是北大學生的李猛，和強世功、鄭戈、趙曉力等同樣志於學術的同窗好友，一起閱讀福柯的書。這個自發組織的學術共同體被他們稱為「福柯小組」，當時那群青年們也許沒有想到，這會對他們每個人的學術道路產生怎樣的影響。

本文是清華大學法學院趙曉力副教授，回憶研究生時代與李猛等人組建福柯讀書小組，同志於學術的故事。如趙曉力所說，這個小組超出了學術共同體，他們在那裡接受了相互之間的教育，並學會了自我教育。

拉斐爾《雅典學院》

無形的學院

我手頭保存的《北大研究生學刊》不全。最早的是95年第3期，主編賀照田；最後一期是98年第2期，獻給百年校慶的，主編唐文明。中間96年幾本的主編是楊立華，97年的主編是李四龍。是這樣嗎？如果是這樣，那麼我是今天才搞清楚在北大讀研究生那幾年《學刊》的傳承關係。

1998年百年校慶那一期的卷首語大概是唐文明兄寫的，提到了那個在農園（註：即今治貝子園）讀福柯的小組。農園的環境很好，地方很大，很安靜，門口有一尊老子像，但石像的手指頭不知礙了誰的事，被敲去了幾根。這地方是楊立華找湯一介先生借的。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也沒有機會向湯先生道謝。也不曉得湯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幫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曾經在那裡讀那些離經叛道的東西。

一、與李猛的相識

《學刊》的很多編輯和作者，我就是在那個小組認識的。

在我的印象里，組成這種跨系的讀書小組，應該是在1996年。以前，我、強世功、鄭戈在法學院有一個讀書小組，李猛、李康、應星、周飛舟，還有他們的大哥，畢業回了內蒙古的，在社會學系的有一個小組，但是彼此之間並無來往。我們法學院的和其他學哲學人文社科的，就更不認識了。

我記得第一次和李猛打交道，是我要用一本巴澤爾的《產權的經濟分析》，但書被借走了，圖書館的周慕紅老師（一個非常、非常負責的圖書館員），幫我查到這書是李猛借走的，說我可以找他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讓我先用。那時圖書館借書還是用卡片的，誰借了書，就在最後一欄簽上自己的名字和學號，從學號中能看出系別、年級。我找到社會學系住的四十六樓，李猛很爽快就把書給了我。後來他說，其實他們也經常從一本書的借書卡片上，查這本書被誰讀過，看能不能找到同道。

1996年夏天碩士畢業，大家一起到三角地柿子林擺攤賣舊書，就漸漸熟起來了。李猛的碩士論文原來的計劃是一個龐大無比的框架，好像要把帕森斯以後的理論家一網打盡，但後來寫出來的還是福柯。這論文我讀了一個禮拜，發現根本讀不懂，又請李猛過47樓給我解釋了一個晚上，仍然不是很懂，不由非常沮喪。1996年暑假，我開始到安徽等地做實地調查，又發現自己學的那套經濟學的同義反覆根本無法解釋實踐中的微妙之處——我曾經在《學刊》1996年第1、2合刊上寫過一篇書評，談科斯定理的「同義反覆」是「真知灼見」。是的，人是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者在互相博弈，但他們究竟怎麼最大化，為什麼博弈，恰恰是實地調查中最關心的。搞懂社會理論，找一個實質性的分析工具，可能是我參加福柯小組的最直接動機。

李猛老師

二、福柯讀書小組

1997年第3期《學刊》上強世功那篇「鄉村社會的司法實踐：知識、技術與權力——一起鄉村民事調解案」和我的評論「知識和雷格瑞的命運」，已經可以看出福柯的影響了。此前，1996年冬天在陝北的調查，最終使我和強世功放棄了吉爾茨的「地方性知識」的概念，轉而使用福柯的權力/知識概念分析鄉村司法實踐。

到了該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微觀權力的分析技術似乎又不夠了。在描述個體化權力的同時，我們需要一個處理總體化權力關係的概念。我、強世功和應星的博士論文，都或多或少使用了福柯的另一個概念——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不過，為了避免在答辯評審的時候被不知就裡的評委放翻，我還是刪去了論文中引用福柯的字句。幾年之後，強世功又在《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法律》一書的自序中，猛烈批評了「治理術」範式：「國家轉型不僅要從治理技術意義上理解，尤其要從政治意義上來理解。國家轉型的動力來自國家的政治主體意識。晚清以來的國家轉型必須放在中西文明撞擊的意義上來理解，這種撞擊實際上體現了兩種文明在中國爭奪政治領導權的鬥爭。」

趙曉力老師

福柯在「治理術」一文中曾經講到，「實際上有一個主權-紀律-治理的三角」，並打算用這個三角關係的消長來理解西歐近代的國家轉型，從封建時代的司法國家，到15、16世紀由邊界和領土定義的行政國家，直到後來由人口來界定的治理國家。毋寧說，世功在這篇自序中，補足了那個一直被我們所忽視的三角形的第三邊：主權。去年，世功因為在報紙上發表對烏克蘭大選風波的看法而被人在網路上攻擊，就是因為他談到了一個如今很不討人喜歡的概念：主權。也許回顧一下福柯在「治理術」中的論述還是有幫助的。福柯說，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運用自然、契約和公意這樣的概念提出一種關於治理的普遍原則是如何可能的，這種原則給主權的法律原則，和治理藝術能夠通過這些原則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間。因此，一種新治理藝術（甚至那種越過了政治科學閾限的治理藝術）的出現並沒有消除主權，恰恰相反，主權問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

盧梭《社會契約論》

三、友愛共同體的自我教育

我在這裡回顧這些學術故事，但我不想說這個讀書小組是一個黛安娜·克蘭（《無形學院》的作者）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我理解，學術並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來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現在，小組的成員已經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結起來，大家也久已不讀福柯。如果非說小組是什麼，那麼，我寧願小組是一個友愛共同體。我們在那裡接受了相互之間的教育，並學會了自我教育。是北大這個無與倫比的地方使這些成為可能。

對仍然呆在這個學園裡的學弟學妹，《學刊》現在和未來的編者和作者，祝願你們也有這樣的幸運。就像我的朋友席亞斌在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

有時你透過曲折的門廊

看見裡頭一閃而過的舞蹈

這時你正走過這一年齡的夜晚

（文/趙曉力，PKU法治研究中心）

（本文刊於PKU法治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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