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諾獎之後，他卻成了國家的敵人！

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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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公眾號人民文學出版社

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迫於國內壓力而不得不拒絕領獎。

1958年10月23日，繼伊萬·布寧之後，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成為第二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俄羅斯作家，「因為在現代抒情詩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以及對俄國古典散文傳統的發揚。」

圍繞此次授獎，始終爭論不休：對帕斯捷爾納克缺少好感的人至今相信，《日瓦戈醫生》，繼而是諾貝爾獎，充當了冷戰武器。這是對帕斯捷爾納克離奇的責難。蘇聯政權完全能夠阻止將小說利用於冷戰：只要出版這部作品即可，蘇聯體制不會因此而崩潰。濟娜伊達·涅加烏斯在一封寫給肖洛霍夫的未寄出的信中表達了正確的見解——後者對《日瓦戈醫生》有過激烈的否定，儘管他也不覺得小說的少量印行會有何不妥：肖洛霍夫本人的《靜靜的頓河》顯然更有可能「動搖（蘇聯的）基礎」，結果非但沒有動搖，反而躋身於經典作品之列；在相對自由的五十年代，這樣的長篇巨著反而不見得能出版。

政治動機是否對授獎產生了顯著影響？那些無望獲此殊榮的人喜歡說，是的，諾貝爾獎早已是一個政治獎項，它的授予無論如何都不會依照「漢堡規則」……或許是這樣吧，但二十世紀真正的大作家，幾乎全都獲得過諾貝爾獎；至於「鄉土派」的馬爾克斯和索爾仁尼琴何以獲獎，而兩位充滿書卷氣的後現代先知博爾赫斯和納博科夫卻未曾獲得，這個問題可以另行討論。可我們不能否定，諾貝爾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獎項——姑且不說是不朽的；時局以及明顯政治正確的考量偶爾會影響到授獎，但對於帕斯捷爾納克的獲獎而言，這些因素恰恰不值得誇大。把諾貝爾獎授予他，並非為了激怒蘇聯，因為整個世界都善意地期待著它的良好轉變。帕斯捷爾納克獲獎，與其說是作為反蘇分子，不如說是作為蘇聯的代表。諾貝爾委員會意欲選擇和表彰的俄羅斯作家，乃是反潮流人士、人道主義者、用自己的聲音抗拒謊言與教條的大師；況且在諾貝爾獎的授獎詞中，帕斯捷爾納克是被稱作俄羅斯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傳統的繼承者，儘管我們已經看到，他的作品同現實主義傳統的關係十分有限。

不妨假設一下，倘若瑞典文學院院士們是出於時局的考量，有意褒獎一名勇於抗拒暴政的反蘇分子，那他們就不能不明白，他們在此情形下的決定，其實無異於簽署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死刑判決。與此相反，瑞典方面意識到時代變了，即使帕斯捷爾納克因一部小說而獲獎，也不會有生命的危險。他們真誠地以為，蘇聯會接受獎項並以此為榮。當然，諾貝爾委員會同樣不希望引發一場針對帕斯捷爾納克的迫害，否則，就一定會在授獎之前再三斟酌。

蘇聯政府的激烈反應——大概驚醒了歐美許多樂觀派乃至合作與趨同的支持者——就連最敏銳的蘇聯問題專家也始料未及。

事實上，早在1958年春天，蘇聯為爭奪諾貝爾獎已經提前開始了準備。嚴格地說，在世界潮流席捲俄羅斯的背景下，最有資格展開競爭的正是俄羅斯文壇上的對蹠者——肖洛霍夫和帕斯捷爾納克。

五十年代末期，由於鎮壓和禁錮，蘇聯文學失血過多，具有世界影響的人物屈指可數，而瑞典方面卻早已打算把諾貝爾獎授予一名蘇聯作家，因為俄羅斯正處於整個世界關注的中心：個人崇拜的揭露、自由寬鬆的氣息、人造衛星……

1954年，肖洛霍夫的名字出現在諾貝爾獎的榜單上。當時瑞典皇家科學院按照慣例，向全世界的作家-院士徵詢意見，其中包括蘇聯作家、科學院院士謝爾蓋·謝爾蓋耶夫-岑斯基。

岑斯基提名的人選正是肖洛霍夫，此後，肖洛霍夫每年都獲得提名，直到1965年終於榮獲諾貝爾獎。1958年，蘇聯當局迫切希望他獲獎，為此花費了整整一年，試圖營造一場國際性的宏偉勝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瓦戈醫生》問世的同時，《靜靜的頓河》未經刪節，首次被譯成歐洲多國語言。在義大利，這兩部小說於同一月份之內開始發售（《靜靜的頓河》的第一個譯本早在1945年就已出版，只是做了很大程度的刪改和剪裁）。

1958年1月，意共評論家卡爾羅·薩利納里發表文章，對比了肖洛霍夫和帕斯捷爾納克，對《日瓦戈醫生》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這兩位作家互為對蹠者，在排除任何口味偏好的前提下，需要對二者做出明確傾向的選擇。有人採取不可靠的誇張，要讓人相信，這部小說（《日瓦戈醫生》——德·貝）堪稱百年間最重要的小說，然而，誰都不願自己花功夫來搞清楚為什麼是這樣。據說，小說『揭示了人類自由的根源之所在』。圍繞《日瓦戈醫生》，首先展開了一場醜聞的運動……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之後，人們格外留意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經驗已然失敗之類的流行觀念……這是一場沒有上帝的神秘劇……帕斯捷爾納克從神秘莫測的個人主義角度看待社會事件和精神狀況，相比之下，肖洛霍夫的思想觀點則植根於牢靠的歷史原則……」

接下來，還是以同樣的論調，薩利納里特彆強調說，格利高里·梅列霍夫（《靜靜的頓河》主人公——譯者注）經受的革命，比尤里·日瓦戈所經受的還要殘酷。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最讓這位黨員評論家欣賞的是「鄉村裡的好空氣」，可其中卻看不到歷史的真理；作者主要的訴求並未直觀地呈現，而是包裹在一些美學思考中。薩利納里還說，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會論據，在帕斯捷爾納克那裡，一切則來源於個人主義的心理感受；而且十分明顯的是，兩者的差異背後潛藏著一個更簡單的解釋：在塑造其遭到毀滅和碾壓的主人公時，肖洛霍夫傾向於論證並承認，壓垮主人公的那一切不可避免，導致了他的生活徹底崩潰，不正確的選擇之代價由此可見；帕斯捷爾納克將日瓦戈引向了甚至更悲慘的結局（而格利高里終究活了下來），但這只是對他個人的證明，不是對整個時代。薩利納里最反感的正是這一點。

相反，就在同一時間，即1958年1月，彼埃爾·朱恩在《文學通訊》雜誌上撰文，歡迎帕斯捷爾納克《中篇故事》的法語譯本（在法國，對他的關注成為時尚，開始翻譯和出版他所有能被找到的文字），並且表達了如下觀點：「帕斯捷爾納克拒絕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他的詩人個性，他就像一位創作自由的衛士，代表著在自己國家被禁止或註定被遺忘的俄國作家的偉大一代。」

經過詳盡的摘錄和分析，所有這些評述均被送交蘇共中央文化部。1958年3月31日，距離諾貝爾獎新的獲獎者正式公布還有七個月，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向蘇共中央寄去了一封加蓋「秘密」字樣的信件：

「不久前，國際瑞典筆會討論了諾貝爾文學獎問題。下列作家被提名為候選人：米哈伊爾·肖洛霍夫、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埃茲拉·龐德（美國）以及阿爾貝托·莫拉維亞（義大利）。鑒於瑞典作家們發表了有利於米·亞·肖洛霍夫的言論，但作家們的心情遠非永遠可靠，在與蘇聯代表團（格·莫·馬爾科夫同志和帕·馬·托別爾同志）的會談中，一位對我方態度友善的瑞典作家埃里克·阿斯科倫德提出，有必要在我國報刊上報導米·肖洛霍夫的活動，並提高其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知名度，他認為，這可能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決選問題產生預期的影響。請中央指示。」

作協秘書處下達的任務，包括不惜任何代價促成肖洛霍夫通過諾貝爾獎提名，因而西蒙諾夫進一步請示蘇共中央，以使這曾讓自己受辱的昔日敵人向世界聲譽邁進。

4月5日，蘇共中央文化部部長波利卡爾波夫下令《真理報》、《消息報》、《文學報》和《新時代報》刊發文章，介紹肖洛霍夫創作的巨大意義，這些文章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別看在1953至1958年間，自《一個人的遭遇》問世以來，肖洛霍夫沒有發表過一篇文學作品，但他的沉寂卻是因為一直在埋頭創作《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當被問到作品何時完成，肖洛霍夫本人開玩笑地敷衍說：「活幹得越快，越容易生出瞎子來。」蘇聯官員把賭注押在埃里克·阿斯科倫德和斯溫·斯托克這兩位重要的蘇聯友人身上。馬爾科夫還補充了他個人的建議（蘇共中央4月7日記錄，又是附帶著「秘密」字樣）：

「顯然，不排除其他手段，包括國外和蘇聯一些重要活動家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其他國家各個機構就此問題發表言論。」就在當天，一封絕密電報急速發往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蘇聯大使。有情報稱一批知名人士打算推舉帕斯捷爾納克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有必要通過與我們關係親密的文化活動家讓瑞典社會知道，如果諾貝爾獎授予肖洛霍夫，蘇聯將予以高度讚賞。因此應當強調肖洛霍夫作為傑出作家與社會活動家的工作之正面意義，他去年的斯堪的納維亞之行也可用作素材。同樣重要的是，帕斯捷爾納克作為一名文學家，並未獲得蘇聯作家和其他國家進步文學家們的認可。推舉帕斯捷爾納克角逐諾貝爾獎，將被視為針對蘇聯社會的不友善舉動。」

《日瓦戈醫生》在蘇聯禁止出版之後，為避免局勢公開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鮑里斯·波列沃依（俄蘇記者，散文家——譯者注）致蘇共中央一封驚慌失措的書信（1958年9月17日收到並登記）明顯表現出這一點，信中說，既然諾貝爾獎授予一部叛逆小說這件事情可能被製造成一起轟動的反蘇新聞，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儘快刊印此書，印數限定在五千到一萬冊之間？蘇爾科夫對此表示同意：書可以出，不能發售，只能「在內部渠道」流傳。有意思的是，蘇共中央委員會居然認真審議了此項建議：

「鮑·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乃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鬥爭實踐的敵對之作，是對革命活動家和參與者的惡意詆毀。在小說中，我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整個歷史時期的塑造，均是從一個懷恨的小市民異樣的立場出發，革命對他而言，無異於一場無謂和殘酷的暴動，充斥著混亂和野蠻。（……）至於資本主義的宣傳，則需要認識到，這部諾貝爾獎提名小說在我國的倉促出版，無論如何都會被用來詆毀蘇聯缺乏『創作自由』。」

1958年10月，形勢明朗了，帕斯捷爾納克幾乎握有百分之百的獲獎希望。蘇共中央文化部和蘇聯大使館工作人員已經無力回天。然而，蘇共中央下屬兩個部門——文化部和宣傳部，還是制定了一份進攻行動計劃：

「近來，一批敵視蘇聯的外國人士發起了一場運動，以使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獎，其背後目的則是利用此事反對我國。在這種敵對行動可能得逞的情形下，我們認為有必要從我方立場出發，採取下列回應措施：

組織《新世界》雜誌編委會在報刊上發表關於此事的言論。以縮寫形式刊發該雜誌編委會成員1956年9月致帕斯捷爾納克的信函，此信對小說（《日瓦戈醫生》）提出了全面批評，並解釋了雜誌為何不發表這部毀謗之作。

刊發蘇聯著名作家的集體言論，以表明獎金授予帕斯捷爾納克乃是針對我國的敵對行為。

在國外新聞界一些代表人物中間，也有人推測說，諾貝爾獎可能會由帕斯捷爾納克和肖洛霍夫兩人分享。倘若米·亞·肖洛霍夫同志與帕斯捷爾納克一道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獎，那麼，為表示抗議，肖洛霍夫同志應公開拒絕該獎，並在報刊上發表聲明，稱自己無意獲得某一為達到反蘇目的而授予的獎項。肖洛霍夫同志的這種言論將更有必要，如果該獎果真在他和帕斯捷爾納克之間分享。

如果諾貝爾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他應當讓世人相信，他將拒不接受此類意圖明顯有悖於我們祖國利益的獎項。為表明這一立場，帕斯捷爾納克可利用自己對義大利出版商費爾特利涅里的聲明，反對將未經修改的小說公諸於眾。為實現這一目的（讓帕斯捷爾納克表態），有必要藉助資格最老的無黨派作家康·費定和弗謝·伊萬諾夫對帕斯捷爾納克的影響，多年以來，帕斯捷爾納克與這兩人關係密切，他經常會考慮他們的意見。（……）最好是邀請作家康·亞·費定和弗謝·維·伊萬諾夫到蘇共中央書記處，就此問題進行商討。

德·波利卡爾波夫、列·伊里伊喬夫（蘇聯哲學家，黨務活動家，任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譯者注）。」

諾貝爾委員會，正像上文所說，並未讓蘇共中央委員會得償所願。1958年10月23日，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的命名日前夕，鮑里斯·列昂尼德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楚科夫斯基夫婦祝賀帕斯捷爾納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攝於1958年10月24日

這下該怎麼辦？蘇聯方面沒有就此達成統一意見。自由之翼折斷在雲間，保守勢力在向後倒退，溫和派沉入水底——這種不確定的局面使得所有人都心浮氣躁，怨憤十足。出現了不可思議的蠢行和醜劇，在斯大林時期，是不可能弄出這些名堂的。

10月23日，蘇共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鮑·帕斯捷爾納克毀謗性長篇小說的特別決議》：

「認定諾貝爾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是向我國發起的敵對行為，是國際反動勢力用來燃起冷戰的武器，在這部小說中，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完成這場革命的蘇聯人民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均遭到詆毀式的描述。命令《新世界》雜誌和《文學報》刊登《新世界》編委會當初的信函……責成《真理報》籌備並發表雜文，對帕斯捷爾納克小說本身予以嚴厲批判，進而揭露資產階級報刊藉助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獎一事所展開的敵對運動之目的。組織並發表一批蘇聯著名作家的言論，務須說明，向帕斯捷爾納克的授獎實屬引燃冷戰之圖謀。」

緊接著，蘇共中央頭號思想家、「苦行僧」和「灰衣主教」米·安·蘇斯洛夫（蘇聯黨和國務活動家，長期擔任蘇共中央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主要負責意識形態工作——譯者注）發出一道特別手諭，命令火速聯繫費定，以便通過他來「影響」帕斯捷爾納克。10月24日，波利卡爾波夫親自找到費定，要求費定儘快到朋友那裡去，說服他拒絕諾貝爾獎。

於是，費定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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