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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招待所(下)

有時,你還能在這片小天地里見到曾經居住在火星招待所的詩人。十幾年前,他們把這片天地視為自我流放之地,現在他們都已步入中年,成家立業,談論詩歌變成了對往昔的懷舊,而更多時候,他們選擇閉口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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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招待所(下)


文 李純



我第一次和吳又見到,是在北京一家火鍋店裡,時間是2015年的三月。他穿一件黑色皮夾克,身材單薄,皮膚白皙,有些看不出年紀。他早已經擁有自己的公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當晚,張羞也去了火鍋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頭髮,像一團黑色的草堆在頭上。他戴一副黑邊框眼鏡,有時把眼鏡摘下別在衣服上,他的臉有點像香港演員李燦森,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他的朋友們經常描述他,那個像李燦森的詩人。他在我的左手邊坐下,同時放在我旁邊的還有兩盒萬寶路香煙,他一支接一支地吸著,青色的煙霧和火鍋的白氣環繞在他周圍。吳又坐在我對面,他也不停地抽煙,被繚繞的霧氣包圍。他們對我說,「我們已經很久不談詩了。」

2002年,吳又搬去石家莊之後,他和女朋友決定結婚。吳又的女朋友在縣裡是那種品學兼優,被老師和父母交口稱讚的女孩,她的媽媽是吳又的中學老師。這件事在兩邊的家庭間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女孩正在讀研究生,他們才剛剛達到法定結婚的年紀。


吳又找父親開未婚證明。他的父親知道他待業在石家莊,並且看不到絲毫他對未來的計劃。吳又是他的小兒子,一直以來,他以一種父輩慣有的嚴厲方式疼愛著他,因此也不乏責打。他對吳又感到失望,同時也充滿擔心,他拒絕吳又的請求。「你會害了她,她肯定是被你蠱惑了。」父親問,「她是不是懷孕了?」「不是。」吳又回答。「那你們為什麼要結婚?」「她想和我結婚。」「你們這樣小怎麼可能結婚?」「我們已經達到法定年齡了。」「不行,不能開,你會害了她。」被父親拒絕後,吳又把戶口遷到他叔叔名下,導致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他變成了他叔叔的兒子。或許是性格的原因,他和父親在一塊很少有互訴衷腸的交流,一般是聊點四大名著或者時事政治。吳又在石家莊的那幾年,父子之間的積怨彷彿一條凍結的河流,橫亘在他們之間。


有一次,吳又回家探望。母親留他吃飯,飯桌上氣氛沉悶,面對父親表露出的失望,吳又一言不發,吃完飯,他在桌上放了一疊錢,作為餐費。這個決絕的舉動對他的父親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那次之後,他們很久沒有見面,他的親戚偷偷告訴他,他父親每天都鬱鬱寡歡,他們甚至懷疑他得了抑鬱症。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是父親寄來的。在信裡面,父親囑咐他,要好好生活,他說他並不反對他寫詩,但更希望他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他託人交給他幾千塊錢。吳又沒有回應,他不想改變他確定的軌跡。


到2004年,他發現寫了兩年多,他依然處在一種差點就要掌握詩卻沒辦法更進一步的狀態,他想停一停。本來他計劃以寫作謀生,但對待寫作,他有幾近偏執的挑剔,他不願意為了迎合大眾寫些淺薄的文字,他覺得電視劇劇本、專欄文章、流行小說是一種消耗,他沒辦法通過寫作維持生活。

2004年,楊黎和張小波合作,任共和聯動的總編輯,他躍躍欲試,想在出版業攪出一番動靜。吳又在那裡做編輯。第一天上班,楊黎扔給他兩本書稿,一本是北島的《失敗之書》,另一本是他自己的長篇小說《向毛主席保證》,寫了一個少年在1975-1976年的成長經歷,後因涉及的年代、題材敏感,難以公開出版,改為地下印刷。他叫吳又給這本書寫一份文案,吳又交上去一句話:「一個少年的情色幻想,一個民族的多事之秋。」楊黎看完,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吳又,你太適合做出版了!」


吳又也發現自己在這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天賦,就像把一條魚放進水裡那麼自在,在出版業,他幾乎沒有被什麼難題困住。之前,共和聯動策划過《十作家批判書》,後來又立了一個項目叫《十導演批判書》,吳又接手的時候,發現這個項目居然立了兩年沒有人執行,底下的編輯大多中文系出身,面對約稿,執行選題就處在一個不知所措的狀態,他想不就是打幾個電話這麼簡單的事兒嗎?約見作者他也不怯場,他覺得人和人都是平等的。那會他還是個二十五歲的小夥子,但內心強大,跟誰說話都一副白開水似的口吻,面部表情波瀾不驚,像個有歷練的老手。除了做編輯,他刻意留心一本書運作的整個流程,從簽作者,到包裝,營銷,連印刷也管。很快,他就弄清楚什麼樣的書能賣什麼樣的書不能賣,「我發現我喜歡做出版,很快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一切我都知道。」


2006年,吳又和華楠合作,創立讀客圖書有限公司,吳又是總經理。這家公司創造了中國出版的奇蹟,其策劃的《藏地密碼》系列銷量過千萬,一度被認為是出版界的「讀客現象」。讀客造就了吳又,給他帶來盛名和財富,而曾經的生活像不斷退後的風景,越來越模糊,他停止寫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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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讀客創辦時的吳又。



回北京之後,張羞繼續和豎住在一起,同住的還有三位詩人,在奧體東門。他對這種集體生活很熟悉,他把這段時光記下來,寫成一本7萬字的小說《散裝麻雀》。在小說里,詩人的生活沒有什麼跌宕起伏,甚至是無聊而乏味的。他們有時散步,有時打麻將,進行不著邊際的對話,但你又能感覺到那片平靜底下不知什麼時候就噴薄的暗流,彷彿這群人隨時會消失。


2004年,「橡皮」論壇關閉。生長三年之後的橡皮看似熱鬧,實質上正步入式微。起初的小團體之間相互鞭策的寫作氛圍變成熟人間的相互吹捧,當人數積聚,寫作上的分歧演變成話語權的爭奪,橡皮漸漸丟失了它出生時的先鋒氣質,轉向陳舊和保守,而這正是橡皮本身所反對的。後期,火星招待所等一批詩人出走,橡皮里最優秀的詩人慢慢放棄了橡皮。

那天晚上,大夥一塊吃飯,豎、張羞和吳又都在。人還沒到齊的時候,他們在商量。豎說,我反正不再去橡皮了。楊黎說,那橡皮就關了吧。當晚,他們遭遇了一場意外,參加聚會的其中一位詩人被捅了,險些喪命。


受傷的詩人叫蘇非舒。吃過飯以後,他們準備打牌,蘇非舒說,打牌要零錢,他去樓下小賣部換零錢。豎、吳又等四五個人陪他一塊去。蘇非舒掏出100元買煙,老闆盯著鈔票,問:「你的一百塊是不是假的?」蘇非舒反駁:「我假的?那你拿一個真的給我看看,比較一下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他擺出一副有陣勢的樣子:「我們今天不走了,你要找驗鈔機也好,要幹什麼也好,你給我證明這個是假的,否則我們不走。」豎在旁邊想,蘇非舒仗著人多在裝流氓。


兩人起了爭執,他沒想到,老闆是道上混的,是真流氓。蘇非舒罵罵咧咧地往外走,店裡衝出兩個男人,奔著他衝上來。當時蘇非舒旁邊有個人,二對二,勢均力敵。豎離得遠一點,看見要動手,想備點武器,就在地上撿磚頭。當他加入戰鬥,男人已經跑了,他就追過去。蘇非舒在後面叫他,聲音悲哀:「豎,別追了。」豎問:「怎麼了?要不要緊?」蘇非舒說:「要緊。」豎低頭看,蘇非舒的肚臍被劃開,刀切得很深,腸子已經流出來,他回過神,他們碰上真正的流氓了,而且對方很有鬥毆經驗,這一刀就是拿人命的。


前往醫院的路上,蘇非舒幾乎處在彌留之際,他回顧一生:「豎,我發現我這一輩子一直唯唯諾諾,太不甘心,不想死。」豎說:「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漂亮女人嗎?」他開始拚命講女人,講他的性幻想,想給他充分活下去的理由。到了醫院,要登記才能做手術,蘇非舒是他的筆名,沒人知道他的身份證上的名字,豎急的要命,幾乎是吶喊著問他:「蘇非,你叫什麼名字?你叫什麼名字?否則動不了手術!」蘇非舒不理他,他繼續喊:「必須要有名字,這是在中國!」過了一會,蘇非舒吐出三個字:「楊興國。」 「蘇非,你沒事了,你肯定活了。」


這件事發生以後,住在奧體東門的詩人們覺得很晦氣,加上各自有了女朋友,也都開始正常上班,他們相繼搬了出去。論壇關閉,群居生活結束,生活的鐘擺划過圓盤的中間,彷彿宣告某一段年代的終結。有時候,我們說時過境遷,可能僅僅指的是那麼幾個人,相識,相知,然後再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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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豎。攝影:劉一青。


豎在北京待到2007年而後徹底離開。那些年,他酗酒,抽煙,過著浪子般的生活。很難想像十多年以後,我認識的豎是一位父親,一個佛教徒,一個節制自律的沉穩男人。這是歲月在他身上流過的痕迹。年輕時,他一喝酒就干出格的事,有兩次被逮進局子里。第一次是為了一個女孩,女孩喝醉酒,在馬路邊嘔吐,沒有計程車司機肯載她。豎幫她攔車,攔了三輛都不停車,他走到馬路中央,用一種對抗全世界的口吻喊:」計程車如果不停,什麼車也別想走!」警車開過來,他沖警車側面用力踹了一腳,把車身踢出一個大坑。


第二次,也是踢車。在楊黎住的光熙門北里,他和女朋友從楊黎家出來,喝得很醉。他一肚子牢騷:「這個世界特別討厭,你看,所有人都特別在乎他的車,車好像是他的命根子一樣,我今天要踹一下這個世界的命根子。」他踢了一腳路邊的車,他以為是深夜不會被逮到。很奇怪,好像中了埋伏,小區里的保安、糾察、物業把他團團圍住,他只好向楊黎求救:「楊黎,我踢車是為了演示一下人們多麼愛車,我演示成功了,證明人們愛車不愛人。你來救我吧,只有你愛人不愛車。」楊黎揣著2000塊錢把他撈了出來。


2007年,豎的父親得了喉癌。他已經對這種居無定所的生活產生厭倦,父親的病正好提供他足夠的理由離開。臨走前,他和其他人吃了一頓飯,隱隱約約地覺得這是一次離別,他說:「我要走了,我這次走,可能不太回北京了。」回上海後,他在廣告公司上班,照顧生病的父親,像一首熟悉卻久遠的流行歌曲,北京的生活也變得陌生起來。



讀客創立的第一年,公司陷入危機,瀕臨倒閉。華楠投資的一百多萬到第二年,賬戶僅剩兩萬。一開始,他們瞄準18-30歲的女性讀者,主打愛情小說,定價在19塊8。但這類「沙灘小說」在中國卻不怎麼吃香,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規模化的家庭主婦階層,市場對此的反應平淡。另一方面,國內類似張小嫻一類的作家稀少,優秀的作者難以尋覓。


公司越做越差,員工忙著辭職,高薪挖來的行業翹楚基本走光了。有一個北大哲學系畢業的小夥子臨走前,一邊做交接,一邊對吳又說:「吳總,有一本書我推薦你。」「哪一本?」「天涯論壇歷史版塊有個帖子,這兩天看的《流血的仕途》很好看。」吳又點開看,覺得這個作者才華橫溢,一口氣把整本書看完了,他想,「就是他。「十五分鐘之後,他聯繫了作者。


作者曹昇當時在杭州,吳又給他打電話,叫他一個星期之後到北京來一趟,約見個面。說完就把電話掛了。兩人見面,聊了幾個小時的大秦帝國,後面一個小時開始聊搖滾樂和詩歌。曹昇是個搖滾青年,聊著聊著發現彼此在杭州還有幾個共同的玩音樂的朋友。聊完也沒有後續活動,就各自回家了。吳又後來覺得這事兒挺不地道的,約作者見面,酒店,機票一樣沒安排,但對方也沒表現出這家出版公司有什麼不妥善的。


《流血的仕途》推出三四個月,銷量超過40萬冊,成為當年最受歡迎的歷史小說。這本書把讀客從岌岌可危的境地中挽救出來,上下兩冊給讀客賺了幾百萬的利潤。


2008年,讀客策劃做一本關於西藏的暢銷書。當時市場上關於西藏的流行讀物只有兩本,一本是宗教類的《西藏生死書》,另一本是旅遊類的《藏地牛皮書》,再靠近的是阿來的《塵埃落定》,屬於純文學。但西藏的歷史和地理非常適合打造一套暢銷小說,文案吳又都想好了,「一部關於西藏的百科全書式小說」。


讀客經過一番洗禮,全公司只剩五個人。他們在網上進行地毯式搜索,尋找寫過西藏的尚未被發掘的網路作家。在一個偏僻的論壇上,有人看到一本寫了五萬字的爛尾小說《最後的神廟》,點擊量後來對外宣稱是999。吳又覺得寫得很棒,有成為暢銷書的潛質,他搜了搜作者「飄逸的馬」,發現他跟公司簽過約,簽約的是一本探案小說《神偵韓峰》。當時讀客的資金有限,不可能同時出兩本書,他給「飄逸的馬」打了個電話,勸說他把《神偵韓峰》和公司解約,同時把《最後的神廟》簽約給讀客。作者聽了覺得莫秒奇妙,但因為沒什麼名氣,也不太高興地答應了。


跟寫劇本差不多,讀客把前期策劃做得非常完備,他們希望《最後的神廟》緊緊圍繞西藏的地理地貌,人文風情,和宗教歷史來寫,把它變成一部大型的探險類小說。為了寫這本書,「飄逸的馬」看了六百本關於西藏的書,他是個百分百的宅男,在重慶一家醫院做醫生,專門給病人抓藥,他一次也沒去過西藏。


4月,《最後的神廟》改名《藏地密碼》出版,作者的名字也從「飄逸的馬」改為「何馬」,好記,易於傳播。讀客極盡所有的能力進行營銷,他們把書稿發到無數的論壇,甚至連丈母娘他也發動起來,「沒事,去網上回個帖。」


《藏地密碼》的封面設計是張羞。他本來是希望被打造成暢銷書作家的。讀客剛成立的時候,吳又給了他五千塊錢預付,叫他寫點小說,公司看著行就幫他出。過幾個月,吳又問他寫的怎麼樣,張羞說,寫完給你看。吳又說,要是過程中我覺得寫得不合適呢?張羞說,你別管。等到讀客快垮了,張羞把小說寫完了,寫的依然是一本「張羞式的小說」,簡單來說,就是拒絕一切流行元素的高冷范。吳又問,我怎麼賣?


讀客還剩兩萬塊錢那會,張羞約吳又見面。他從兜里掏出一疊錢,不多不少,五千塊。吳又很感動,但沒有表現得太明顯,「我知道他就是這樣的,我也會這樣的。」


等讀客壯大起來,他找張羞做封面設計,他知道他有這方面的才華,「沒人做封面,你就做設計吧。」「行,但是我沒有電腦。」吳又出一半,他自己出一半,買了一台蘋果PowerMac G4。張羞設計的第一本書就是《藏地密碼》,後來讀客出的好幾本暢銷書,例如《侯衛東官場筆記》,孔二狗的《黑道風雲二十年》都是他設計的封面。


《藏地密碼》後來變成了一部超級暢銷書,上市半年,總體銷量已經超過100萬冊。吳又看銷售數據,每天賺五萬,每天賺五萬,後來越滾越多。他們開始大規模地出系列書,吳又後來覺得非系列書就不用出了,因為單本書的利潤有限。《藏地密碼》之後,整個過程變得順滑,到了2009年,讀客已經是一家碼洋上億的公司,吳又和華楠被評為「2009中國年度出版人」。這一年,吳又30歲。


2011年,讀客規模擴張,總部遷至上海。張羞不願意離開北京,從讀客離職。2009年,他在通州買了一套房子,他沒什麼積蓄,哥哥給10萬,父母給8萬,吳又借了3萬,湊起來交了首付。2012年,張羞有了一個兒子,他給這個小男孩取名「Jimmy」,Jimmy的頭髮就像他的爸爸,烏黑茂密,耷拉至耳垂。同時,他向美國提交了移民申請,排隊等著離開中國。


十一


2014年9月,電影《詩人出差了》被鹿特丹國際電影節的選片人選中,同時獲得了那一屆的亞洲最佳電影獎。豎沒有想到,2002年他和雎安奇在新疆拍砸的那部電影,在塵封12年後,被雎安奇重新剪輯,再次出現在他的生活中。那個冬天,他第一次看到影片,當他見到年輕時的自己,他恍若隔世,彷彿熒幕里的是另一個人。


在上海,有幾年,豎過得不太順利。2009年他交了一個女朋友。或許是為了給病重的父親一個交代,這一次,他決定結婚,第一年,他們就有了一個女兒。但在對待孩子的教育方式上,夫妻間有很大的分歧,也加劇了他們的爭鋒相對。豎是個對物質毫無興趣的人,他喜歡清貧而自在的生活,他的妻子家境富裕,年輕時在法國留學,雖然和豎一樣愛好藝術,但對物質也有較高的要求。尤其是女兒出生之後,她希望豎可以在職場上有所攀升,像很多在上海打拚的白領,以賺更多的錢為目標。豎和妻子的關係越來越壞,妻子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他覺得「好像孩子才是她最終想要的。」


婚後,豎非常低落。除了和妻子的矛盾,他在廣告公司乾的也不開心,他覺得做廣告就是吹牛撒謊,廣告詞都是忽悠人買東西的。他想他有了女兒,不能再干這個了,太恥辱了。他不愛說假話,可是女兒要是有一天問起他的工作,他怎麼跟女兒解釋呢?女兒出生一年之後,他反而把工作辭了,待業在家。


家庭的壓力得不到緩解,他再度酗酒,比起在北京,他喝起酒更不顧性命,彷彿想從中獲得麻痹。2013年的一個晚上,他一個人在家,情緒特別不好,他開始猛喝,想喝死算了。他先喝了四瓶烈性啤酒,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亂七八糟的酒全部喝光,喝光之後,他看見柜子上有一瓶沒開封過的金酒,這是用來調雞尾酒的,一般沒人會單喝。他把酒瓶撬開,又喝了大半瓶,喝完,整個人動彈不得,他徹底醉了。


第二天醒來,他的胃像火一般灼熱,想吐卻吐不出來,他喝了點冰可樂。喝完汽水之後,他開始吐血。一開始,他看著馬桶,想吐出來的東西怎麼那麼紅?後來事情變得有點恐怖,他開始大口大口地吐血,他癱倒在馬桶邊上,像一個瀕臨死亡的人。那時,他和妻子的矛盾已經很深,妻子看了他一眼,問他:「你怎麼了?」「我剛剛吐血了。」豎說。「你怎麼辦要去醫院嗎?」「恐怕得去,中午吐了,現在又吐了,站也站不起來。」「我要餵奶,你自己先去,我一會就過來。」


晚上,妻子在醫院陪他,她突然問他:「你要不去買個保險吧,要不然你哪天死了我們娘倆怎麼辦?」


兩年後,他們離婚,結束了這段破碎的婚姻。豎理想的工作是做手工藝,畫畫,他曾有去陝西鳳翔學版畫的念頭,但因為家庭沒法實現。離婚後,有個朋友介紹他去嘉定的上海工藝美院,他說,你可以過來看看,如果跟你想的一樣你就過來讀。豎發現這所學校很適合他,因為屬於上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不用交學費每個月還有一千元的補助。他是凈身出戶,沒什麼積蓄。


2015年,我看到《詩人出差了》獲獎的消息,去上海採訪他,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豎。他說話緩慢溫和,當時他正在戒酒,後來覺得困難,改為小酌。喝酒之後,他就變得抒情,說些傷感的話。父親去世以後,他每天念《地藏經》為他超度,誦經時他態度虔誠,到後來就跟父親沒什麼關係了,他覺得這是在解救自己,很多困惑,他從佛經裡面得到答案。那次我和他在版畫室里聊天,豎說:「你知道嗎?我拿起雕版開始刻的時候,我淚流滿面。我會有這種感動,我就想到我對一個人這麼用心的時候並沒有這麼多回饋,而一塊木頭,它對你的回饋是百分之百的。」


十二


2016年的春天,第十屆北京老書蟲國際文學節,楊黎和來自秘魯的外媒記者莫沫在三里屯辦了一場討論詩歌的活動。台下稀落地坐著聽眾,一半中國人一半外國人。楊黎54歲了,前兩年他生病,有意節制飲食減輕體重,但仍舊改不掉抽煙喝酒的習慣,就是啤酒不能碰了,只能喝點白的。主持人向觀眾介紹他:「詩人楊黎來自於四川,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前衛詩人,也是中國許多詩歌運動的發起人。」接著,他們聊到了「廢話」,這個由他倡導和建設的詩學理論,也曾遭受過對詩歌的理解過於封閉和絕對的指責,他再次澄清,「我和他們的差別是在態度上,我認為用八個漢字可以清楚描述,那就是他們的寫作是『有話要說』,而我的寫作是『無話可說』。」我回頭,看見張羞背一隻黑色的雙肩包,靠在屋子的門框上。


晚上,我們在石佛營的一家徽州菜館吃飯。在去飯店的路上,我對張羞提起火星招待所,他似乎有點意外,他揮一揮手,說這個沒什麼意思,不願意再提。在計程車上,他向我解釋:「只是說有這群人,當時有點相濡以沫的意思,我們都是外地人,到北京無親無故,說得土一點,大家在一起解決了孤單的問題,孤獨解決不了,孤單是能解決的,能在一起喝酒。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大學的時候已經是異類了,他的價值觀不是普通大學生的價值觀,到另外一個城市竟然找到了同類,因為寫東西,因為寫詩,會有志同道合的感覺。那時候年輕,什麼都可以不管,我們那時候認為自己是比較酷的。」


「文藝青年嗎?」我問。


「我們根本不承認自己是文藝青年,就是爛人,文藝青年有點知識分子味道的,有調性的,我們完全是往下走的,形而下的生活狀態,清高的層面是非常清高的,認為詩是非常......」他停頓兩秒,「我們不會把詩當成文學。詩很高,至少不是在文學範疇的,詩就是超級牛逼的。現在想起來就是文藝青年。」


飯桌上坐了十五六人,我看見一些年輕的詩人面孔,似乎多年以來,楊黎一直試圖把某類詩歌群體團結在一起,在他周圍維持了一片盡情歡樂不受拘束的小天地。有時,你還能在這片小天地里見到曾經居住在火星招待所的詩人。十幾年前,他們把這片天地視為自我流放之地,現在他們都已步入中年,成家立業,談論詩歌變成了對往昔的懷舊,而更多時候,他們選擇閉口不談。


大約11點,聚會就快結束,吳又進來了。他挨著張羞坐下,他們有半年沒見了。


前陣子,吳又闌尾炎開刀,醫生囑託他傷口癒合期內不能抽煙,他所幸把抽了幾十年的煙給戒了。現在,他不再被煙霧圍繞,輪廓分明了起來。張羞喝了點酒就敏感多情,他對吳又說:「我跟你為什麼現在很少吃飯,我很少叫你出來,你也不可能想到我,這就是階級的問題。你已經是現在的生活方式了,我還是他媽的像個爛人一樣,一個平民老百姓,它就是個階級問題。今天是吃飯的時候說起你來了,我說沒問題,叫啊,楊黎說沒你電話,我說我來叫,很操蛋。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就是這麼一回事兒,而且問題在於它不重要,它就這樣,它不能證明什麼也不能反證什麼。」「我一直以來沒有什麼變化,從頭到尾沒有什麼變化。」吳又回答,他們沉默了一會,吳又問:「孩子怎麼樣?」 「挺好的,上幼兒園半年多了吧,快四歲了。」 「現在是長發嗎?」 張羞笑著:「是的,跟我一樣。」


2011年10月,吳又退出讀客,把股權全部賣給了華楠。那時,經營讀客已經相對輕鬆,吳又每天工作幾個小時,處理一些日常的事務,公司發展得既好又穩。華楠在上海的西郊莊園購置了一套別墅,院子里挖了一塊游泳池,那個夏天,他們兩個人每天相對飲酒,熱了就去池子里游一圈,過著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那樣的富足生活。但在讀客的未來發展上,吳又希望迅速地切入影視行業,從一家出版公司轉型成娛樂公司,把《藏地密碼》變成IP,拍電影,衍生各種各樣的產品。華楠不願意冒險,他認為讀客應該專註地做暢銷書,變成超級暢銷書專家。


2014年,吳又和張小波合作,創立鳳凰聯動文化傳媒,他們的看法不謀而合,都認為出版公司的未來在影業。吳又對張小波有著複雜的感情,張小波是他進入出版行業的引路人,他尊敬他,把他看作老大哥。但另一方面,詩人一旦合作做生意,結局多是不歡而散,也許彼此的個性過於鮮明,看待問題感性超過理性,這是詩歌和商業對立的一面。十年前,他在共和聯動做編輯,後幾個月兩人形同陌路,楊黎和其他三四位詩人也陸續離職。一年多以後,吳又從鳳凰聯動離開,創立「雲萊塢」,做影視行業的版權交易,他把它看做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創業,但他再也不願意和詩人一起做事了。


十三


在成都的芳華橫街5號,曾經的橡皮酒吧已經改建成一家俗氣的茶坊,裡面有四五個隔間,用來打麻將,成都人似乎有半輩子是在麻將桌上度過的。在那裡,22歲的張羞第一次見到真正的詩人:楊黎剃著光頭,穿一套白西裝,像個紳士一樣端著酒杯踱來踱去;豎醉醺醺的,喝多了愛抬杠,走在路上大聲唱歌,不顧旁人的眼光;烏青熱情又自負,認定自己是卡夫卡式的天才,經常陷入突如其來的沉默。他帶著觀察的角度看待這些奇怪的人物。但第二年,他來到北京,住進火星招待所,他已無法旁觀,他就是其中的一員。


今年7月,我在上海見到豎。距離上次採訪他已經過去一年,現在,他住在馬陸的單位宿舍,他已經從工藝美院畢業,在一家藝術中心做版畫。他住的地方布置簡單,也可說是家徒四壁,有一個衣架、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他覺得多出來的都是多餘,「空調也可以不要,見過古人沒有空調熱死的?」 在版畫室,他正忙著為十天之後的一個展覽印版畫。他心情很好,晚上我們喝了點酒。我問起他的新詩集,他說已經整理差不多了,打算自己找個時間印出來。他的第一本詩集是2007年張羞幫他印的,印了200本,連賣帶送了100多本,餘下的二三十本他自己留著,要是有朋友問起,就送一本給人家。豎喜歡像寫日記一樣寫詩,或者說他的詩就是他的生活。詩集按年月分章節,一共三章,中間一章約100首詩,他把它們歸類為「火星招待所」。

火星招待所(下)



火星招待所時期的詩人們,左起果醬、池塘、豎、裴飛、張稀稀。現在他們已經很少提起那段經歷了。


有一次,我在南鑼古巷的一個院子里和張羞喝酒,聊起豎。自從豎離開北京,他們很少見面,張羞說:「豎的詩有個特徵,他是需要外部刺激的,這個刺激越特殊,他的反應就越強烈,像我生活越安逸寫得越開心,他相反,他的生活越動蕩寫得越好。」他向我回憶:「那會豎好年輕,人長得又高,說話很無賴,像喝了半斤酒,他過快地消耗了他的青春。以前我一直認為是最了解豎的一個人,現在也模糊了。」


我們又談到詩。張羞的詩很特別,他的詩里總是出現一隻鳥,一棵樹,一個站在樹下的人或者一個看鳥飛過的人,重複又簡單。當我問起,他說:「這個很難說清楚,我打個比方,這裡有棵樹很平常,我就會想這可能是一個最最詭異的東西,它在這個地方,為什麼在,為什麼是這個地方,你就會不停地想,對我來說很神秘很詭異,很多人不會想這個問題。我寫 一個人走過一棵樹,他停了下來,看了這棵樹 ,你以為這很無聊,對我來說很有意義。我選擇這樣的語句,不會選擇另外的語句,一個人選擇一個東西寫下來,因為對他有意義,不是公共的意義。你要去理解一個詩人的時候,你要理解詩是什麼?」


他繼續說,「我們這群朋友,都很奇葩,雖然沒有賺到錢,日子過得磕磕碰碰的,寫東西我覺得都挺好,有自己的一套,這是唯一值得驕傲的地方。」 七八年前,他的哥哥去費城一所大學教書,成為美國公民,他的妻子覺得這是個機會,尤其Jimmy出生之後,她希望兒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申請了移民。平時,他們把存下來的錢兌換成美元,等手續辦完就過去。


我和吳又最後一次聊起火星招待所是在順義的一家咖啡館。為了方便孩子就讀國際學校,他在那兒買了一套別墅。後來,我們談到錢的問題。「只不過我們一起玩的過去的十幾年裡面,有一個詩人變得越來越有錢,有越來越多的公司。但我自己沒有那樣的感覺,我個人生活習慣也沒有太大的改變。當然我住在這裡,其他詩人租的房子,我想幹嘛就幹嘛,其他詩人可能沒有錢,我和他們吃飯永遠我來買單,就是這樣。我不會和詩人比這些東西,你和詩人比這些,有什麼意思?」他說:「掙錢這回事,就是一部分人才會掙錢,一部分人掙不了太多錢。」


「你為什麼不繼續寫詩?」我問。


「沒有任何人向我提出這樣的想法,我自己也沒有這樣的想法。我的朋友們,他們不會問吳又你為什麼不寫詩?他們更多地關心你要幹什麼?」他想了一會兒,說:「我從來沒有感到自己成功過,從來沒有過,一絲一毫的感覺都沒有過。」


火星招待所已經離去了。吳又說:「火星招待所這批人,就寫作的純粹程度可能超過以前,80年代詩歌是個主流的文化運動,到我們這兒,詩已經處於非常邊緣的狀態,極度小眾,極度個人。從2001年我們開始在一起一直到2004年,我們就是談詩,翻來覆去,什麼是詩?如何寫詩?會產生爭論。2006年之後,我沒有再和他們交流過寫詩了,也沒有再去任何地方發表過我的詩了。」


題圖為火星招待所里的詩人在通州楊庄,左起:蟈蟈、豎、張藝、裴飛、張稀稀。


所有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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