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敘事視角獨特的小說家

英國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新作以在子宮內胎兒的視角講述了一起謀殺案。本文作者露西·斯科爾斯（Lucy Scholes）為我們選取介紹了一些敘事視角獨特的小說家。

儘管看似不可能，英國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在他的新小說《果殼》（Nutshell）中就是以未出生的胎兒為視角講述了故事。小說的第一行就寫道：「我就在這，在一個女人的子宮裡。我雙臂交叉，等啊，等啊，就想弄清楚我在誰的肚子里，我在這裡幹什麼。」

這是一個完全瘋狂的想法，或者用麥克尤恩自己在接受《衛報》採訪時的說法，這是一個愚蠢至極卻又無法抗拒的想法。不過，更令人吃驚的是，他成功地把這個想法寫了下來。這個特別的胎兒智力超群（因為他的母親經常聽廣播，大量的信息獲取不斷促進了胎兒的大腦認知發育），鍾愛通過胎盤吸收酒香四溢的桑塞爾白葡萄酒，所有這些都展示了複雜旁白的娛樂化傾向，不免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這部小說與《哈姆雷特》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驚險的故事情節激起了人們的閱讀興趣。

儘管這樣的說法聽起來很古怪，但是有關故事中特殊旁白者的設定，遠不止麥克尤恩一人進行過突破和推陳出新。他把胎兒被定位成有著豐富血統的敘述者，能發出意想不到的敘述聲音和不同尋常的觀點，而這一切也為小說的故事情節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馬克斯·蘇薩克（Markus Zusak）《偷書賊》（The Book Thief, 2005）

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擁有澳裔和德裔兩國血統的作家馬克斯·蘇薩克創作的這部《偷書賊》講述了10歲小姑娘莉賽爾在她出生的德國目睹納粹政權種種黑暗的故事。與其他大屠殺故事不一樣，這部小說是以死神的口吻來敘述的。

如果這不足為奇，那麼還有，蘇薩克描寫的本質是死神，他筆下的死神並不令人畏懼，是個辛勤勞作的「看門人」，既憤世嫉俗，也富有同情心。「忘了長柄鐮刀吧，」在提到它的工作時，死神冷冷的開著玩笑說，「該死，我需要把笤帚或者拖把。」

艾利斯·希伯德（Alice Sebold）《蘇西的世界》（The Lovely Bones, 2002）

一直以來，以孩子的口吻來講述故事的小說都比較普通，即使是那些滲透了獨特人生觀的小說也不例外。比如馬克·海登（Mark Haddon）的《夜色中好奇的狗》（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2003），該小說的敘述者是一位自閉症兒童；再如艾瑪·唐納修（Emma Donoghue）的《房間》（Room, 2010），該小說講述的一對母子被虐待囚禁的故事，以5歲的男孩傑克的視角展開。但是，這些故事都不如艾利斯·希伯德《蘇西的世界》奇特。《蘇西的世界》講述了14歲的蘇西被強姦和謀殺之後的故事。小說以蘇西的口吻來敘述，講述了蘇西在天堂俯瞰，看到自己死後發生在自己家人和鄰居身上的事件。

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我的名字叫紅》（My name is Red，1998）

《我的名字叫紅》是一部偵探小說，故事設定在16世紀的伊斯坦布爾。奧爾罕·帕慕克是土耳其久負盛名的當代作家， 他用了12種不同的視角來講述故事，不同的人物都以第一人稱講述了各自所認為的案件的「真相」，每章都從不同的角度去聚焦故事。小說里的敘事者除了有偵探，還有其他一些比較奇怪的事物。墳墓里的死者、被砍掉的頭顱、潛伏在城市街道的死神、撒旦、狗、馬、樹、金幣都在以「我」的身份講故事，還有，更不尋常的是，顏色紅也成了敘事者。

蒂伯·費舍爾（Tibor Fischer）《收集者》（The Collector Collector, 1997）

說到無生命物體的敘事潛能，首推的就是蒂伯·費舍爾的小說《收集者》，這部小說獨特之處在於它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6000多年的陶瓷碗來敘事，充分體現了文字遊戲的味道。"你覺得自己過得很糟糕？」這個餐具對它的新主人古董鑒定者羅薩說，羅薩愛情生活並不美滿，但是她擁有一種神奇能力，她可以窺探她接觸到的物件的記憶。「看看我，現在我已經習慣了被人錯用又糾正，供人冥思又用於娛樂，被撞傷，甚至用於研究，我困惑又茫然。」

珍妮·迪斯基 （Jenny Diski）《彷如其母》（Like Mother, 1988）

麥克尤恩將未出生的胎兒作為敘事者已經夠引人注目了，但他並不是這麼做的第一人。珍妮·迪斯基的這部《彷如其母》敘事者就是一個因腦部病變而沒有大腦的嬰兒。這個嬰兒名為諾尼（意為可有可無的人），講述了她母親弗朗西絲（Francess）的生活小事。「我想打發一下時間。除了媽媽為彌補我沒有大腦給我講的故事外，我一無所有。」迪斯基成功解決了我們懷疑的邏輯問題。諾尼在書中解釋道，這是一個講給虛擬聽眾聽的虛構故事。

理查德·亞當斯（Richard Adams）《兔子共和國》（Watership Down, 1972）

《兔子共和國》雖然以第三人稱的口吻敘述，卻也值得一提，作者理查德·亞當斯的獨創性也令人稱讚。這部小說以兔子（亞當斯為兔子創造了文明的國度）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史詩級故事，描述了兔子的社會文明以及它們尋找安全新家園的旅途。近年來以孩子為敘事者的小說越來越多，因此出現了不少廣受歡迎的主人公。最近最受推崇的就是賴林·保羅（Laline Paull）的《蜜蜂》（The Bees, 2014），這是一部反烏托邦的驚悚故事，故事發生在一個蜂巢中，以一隻叫做Flora 717的慢吞吞的工蜂的視角展開。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宇宙連環圖》（Cosmicomics, 1965）

伊塔洛·卡爾維諾的短篇小說《宇宙連環圖》的敘事者不諳世事，非常不同尋常，名為「老Qfwfq」。Qfwfq的年齡比宇宙還老，「我不是自誇，但從一開始我就願意打賭未來將會有一個宇宙。我真是一針見血。」Qfwfq可以變形，在不同的故事裡會呈現不同的形態。它會變成各種不同的生物，比如那些從原始的水裡爬出來的第一批生物、恐龍、一個只以宇宙間氫原子為玩物的孩童，甚至包括原子本身。

達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寄身蟲》（The Parasites，1949）

儘管這部作品不像達芙妮·杜穆里埃其它作品那樣出名，但《寄身蟲》里的故事情節讓那個時代的人們感受到了自己真實的犯罪傾向。這部小說是關於繼兄弟姐妹尼爾（Niall）、瑪利亞·德萊尼（Maria Delaney）和同母異父的妹妹西莉亞（Celia）的故事，以第一人稱複數「我們」來講述故事，把他們三個當作了一個整體。這是對他們亂倫結合，以及他們童年遭受家庭動蕩的隱秘承認。這樣的寫法在傑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 ）的小說《處女自殺》（The Virgin Suicides）也有體現。尤金尼德斯沒有像杜穆里埃一樣用這五個神秘姐妹的視角講述故事，而是透過迷戀這些姐妹的鄰居男孩們這樣一個整體視角來敘事。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1926）

很多小說中都使用了不可靠敘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s），比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螺絲釘在擰緊》（The Turn of the Screw, 1898）里的女家庭教師，弗拉基米爾·納博科（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的《洛麗塔》（Lolita, 1955）里的亨伯特·H·亨伯特，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s）的《錢：自殺者的絕命書》（Money，1984）中的約翰·賽爾夫（John Self），以及布雷特·伊斯頓·艾里斯（ Bret Easton Ellis）的《美國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1991）里的帕特里克·貝特曼（Patrick Bateman）......我們可以輕易地列出一長串。但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羅傑疑案》中，身為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者竟然是兇手，這種內視角敘述手法在當時非常具有獨創性與突破性。《羅傑疑案》的故事由詹姆斯·謝潑德（James Sheppard）醫生講述，他幫助大偵探赫爾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調查羅傑謀殺案。最後，經調查才發現，這個看上去溫和而又平凡的鄉村醫生背後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原文選自：BBC 譯者：崔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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