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趨於沉寂：我們將面臨什麼

作家AL·肯尼迪（ AL Kennedy）問道，圖書館關閉之時，我們還失去了什麼東西。

2014年5月末，英國拉迪弗林圖書館（Rhydyfelin Library）被關閉。抗議者們為了挽救圖書館不惜將自己綁在書架上，成功為圖書館贏得了司法複審。現在的狀況就是，在一個威爾士小鎮上，人們不得不為守住他們的圖書作不懈鬥爭。在這最後關頭，他們至少能爭取到後延圖書館正式關閉的時間。

這件事發展得很具戲劇性。但英國國內媒體似乎並不願大力報道此事，可能對於一個圖書館來說這樣處理比較合適，也可能這只是一個地區性事件，還不足以構成全國性影響。

圖書館關閉事件一般都難以引起關注，因為這類事情通常只發生在地區內，而且重複發生的事其新聞價值往往會大打折扣。當然，如果你回看英國圖書館關閉的各種事情，你就會發現它們的確是重複的。根據公共圖書館報（Public Libraries News）上一財政年年度數據顯示，共有六十一家圖書館在這一年關閉；而前一年和再前一年的關閉數分別是六十三家和二百零一家。儘管又有新一批的圖書館開業了，但仍有人激烈討論著老圖書館會面臨的威脅，當然，這些聲音不會被聽到。在關閉的三百二十五家圖書館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由所屬社區通過多各種途徑接手經營，自此圖書館減少了開放時間，同時由志願者來協助管理。

志願者的作用很大，紐克洛斯當地圖書館(New Cross Learning)就是個例子。現在很多圖書館成了社區里格外安靜的一角——對於那些真正需要書的人來說借到一本書並不容易；人們不能使用圖書館裡的電腦；館裡沒有可以讓人坐下來好好聚一聚的地方，來圖書館的人越來越少，圖書館變得更安靜了。

圖書館的減少和關閉給英國帶來的不僅僅是失去圖書。洶湧而至的綜合壓力風暴意味著民眾的圖書正被「捲走」——我們正全方位地失去圖書。這個問題令我十分擔憂，它已經超出了個人範疇。

是的，我是一個作家，我關心書本。我的生計很依賴那些可從網上下載的數據信息和從書本收集到的資料。根據市場調研公司尼爾森（Neilsen）顯示，從書本收集數據這種途徑保有原來的優勢和特色。如果我們要為任何涵蓋了五十種細微差別的專題查找相關信息，可能只有讀紙質本更讓人感覺舒服。

然而，我並不認為我自己喜歡或有感覺的書特別重要，一點都不會。很多時候我都把我自己的書給了別人。還有一些是我寫的書，你知道的，寫書就像織一件針線複雜十分棘手的毛衣，你花了很多時間去織它，等你織好之後你就再也不想見到它了。但過於盲目地把書送走這種行為實在困擾我。

我父母都是學者，從小我就被教導著要好好愛護圖書，而且要堅守這種圖書保護意識，不能只是一時興起。我的父母都通過接受教育獲得了更廣闊的工作機會，作為他們的孩子，我深刻體會到書本幾乎等同於一扇通向無數機會的門。我們在鄧迪時，媽媽曾把我帶到當地那個貝克尼斯圖書館（Blackness Library）（現在這個圖書館還在）。高高的天花板讓圖書館神聖得像一座聖堂，空氣中瀰漫著清香；我知道，這裡將有無數美妙的事情發生。退休老人在看報紙，享受著與愛書之人為伴的溫暖和喜悅；成年人正埋頭學習，他們思考得很專註；孩子們翻到了許多出自不甚知名作家之手的書，那些光怪陸離的故事我們甚至連聽都沒聽說過。就在那時候，我擁有了人生第一個類似身份證的東西，那就是我的圖書館會員卡。因為我是一個讀者，所以我成了這個世界的公民。

燒書在這個時代已經不足為奇了——短短一個世紀，我們燒過《古蘭經》（Koran）、《聖經》（Bible）、《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同性戀詩集《第八世紀的波斯人》（8th Century Persian）以及更多其他的書。但如果我問自己：我會去燒書么；毫無意外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我不會燒任何書，對那些毫無可讀之處或者十分危險的書籍我同樣不會燒。我做不到去破壞一本書，即使它的內容會在歐洲激起仇恨，引發戰爭；甚至，即使這本書會慫恿人們去燒更多的書。看那些堆在柏林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和其他各種地方可怖的焚書火堆吧。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呢？是的，燒書很危險；毀壞圖書對作者、讀者以及那些想法不為世俗所接受的人來說都意味著一種傷害。他們的思想和夢想被無情地扔進火柴堆里化成灰燼，燒書人正向大家展示非主流意見的人是多麼無足輕重和可以犧牲，以表他們焚書的決心。不過「我們可以去燒一本不好的書」這種想法很迷惑人。為什麼不把我不認同的書扔到火柴堆裡面讓它們化成灰燼呢？但要是那些我不認同的觀點是有益的呢？如果我是一個心懷不軌卻極有說服力的人，煽動他們內心的怨恨和破壞慾望，引誘他們直接用燒書來結束意見爭論呢？那麼，你會毀我的言論燒我的書嗎？

1993年柏林倍倍爾廣場焚書行動

答案是不會的。事先告誡，了解那些能置我們於死地的思想極其重要，而且如果我們一直接觸各種思想就會發現思想總是雷同反覆，這對我們有很大的保護作用。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人們對不熟悉的學說心懷恐懼的同時又給它們分門別類。如果這些思想觀念沒什麼敵意，人們就會把它們歸為「思想寄生蟲」，我清清楚楚知道這樣做將會造成的糟糕後果。同樣地，我可以研究我們該怎樣創造、結合、培養對其他文化和社會群體善意的好奇。人類過往的思想是我寶貴的財富。我需要它們來指引我去取得長足的發展。同時，它們讓我知道怎樣處理與他人的關係。比如了解種族主義和宗教主義學說的細節，以及這些學說輕易對人思維造成的巨大影響，有助於防止我成為一個種族主義或宗教主義者，甚至杜絕了我變成這類極端分子的傾向。我能偶爾從系統枯燥的歷史學習中抽身出來。我的閱讀經驗告訴我，歷史課常常是痛苦的，而且有時會讓人焦慮不已。

英國當然可以說是一個民主穩定的國家。我們在審查管制方面可能存在問題——人們能在網上閱讀到的東西都是經過層層過濾，細緻審閱的。但所幸的是作為英國公民，我們有相當大的思想自由。現在問題是，我們接觸圖書的機會越來越少，不僅僅是因為圖書館的關閉或是普通中等教育（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水平必讀書目數量的減少。在1997年，英國的凈價協議失效，人們認為固定的價格損害了公眾利益。自那時起就出現了書價大力度折扣與市場衰退現象，這表明出版商在規避風險。

所以我們不能時常聽到邊緣的或者不尋常的聲音。從別國語言以及其他國家翻譯過來的書占我國圖書量的不到3%。書店中圖書所涉及的領域正在縮小，書店的存書量減少。如果我們有電腦的話，我們看到的都是各種成功圖書的模仿品，以及各式誘人的食物圖片集、吸引人的設計和像「五十度系列」那樣的色情作品。名人回憶錄和苦難回憶錄會建議我們了解一個人必不可少的是了解他落魄潦倒的經歷。不過仍有一些圖書不落俗套，我們最近共同評選出的翁達傑獎（ the Ondaatje Prize）獲獎作品《這個男孩》就是一個例子。它是一本出色的回憶錄，由艾倫·約翰遜（Alan Johnson）所著。但隨著媒體慢慢減少報道，以及能使圖書問題得到關注的途徑變少，更多的圖書就這樣消失了，或是再也沒有出版。人們對它們已經失去了強烈的需求。

當我在格拉斯高（Glasgow）周邊社區工作時，我遇到好一些利用圖書館來學習的人，還有一些人通過在服刑期間不斷讀書學習收穫一個更好的將來。這一年，我與詩人獎得主卡羅爾·安妮·杜菲（Carol Anne Duffy），霍華德聯盟（theHoward League）以及其他很多人聯合起來，指出減少囚犯接觸書本的途徑是極不明智的選擇。囚犯們的低文化水平已經說明監獄裡能讀到的書非常有限。全面禁止從外面把書寄送給囚犯的行為確實節省了人工檢查圖書是否違禁的時間，但是如果監獄想讓囚犯們出獄之後仍然有用於社會，並不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傷害的話，這個做法顯然錯誤。

因為比起其它藝術形式，書本能讓我們更深入細緻地了解別人的生活。小說可以讓我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而且這符合共利益。小說能夠鍛煉我們從積極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如果沒有這些訓練，我們的想像力就會被囚禁。如果我不能想像改變，我的未來就是消極灰暗的；如果我無法把別人看做人類，我的狀況就很危險。如果我無法設想我就會變得很渺小。我怎麼知道以上的這些？因為經過一連串圖書鎮壓活動後，英國民眾更願意將現狀看做是一種威脅而不是事實，將責任歸咎於創新。還因為我一直在讀書，所以我知道強使圖書館安靜下來的行為並不能帶給圖書館和平，它帶來的是屬於墳墓的死寂。（原文選自：BBC 楊志勵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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