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巨人之間——米沃什和赫伯特的友誼與衝突

米沃什

赫伯特

生於1911年的米沃什，比赫伯特年長13歲，早已成名，經歷當然更為豐富（不只是生活的）。早年的米沃什屬於波蘭現代詩歌史上的「災禍派」，政治上屬於左傾激進主義，雖然不久他失望於種種烏托邦的意識形態，但他對戰前波蘭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有著強烈的不滿和批評。所以不難理解二戰之後他能與當權的波蘭政府維持一個短暫的羅曼司關係，直到1951年他在外交官任上毅然與現政權分道揚鑣。此一舉動自然在國內被指摘為「背叛」，而於米沃什而言，則意味著漫長「流亡」生涯的開始。對赫伯特來說，戰前的波蘭不啻一個充滿青春色彩的樂園，歷史的巨變就在眼前，戰後的現實則幾乎一無是處。可見，他們兩人的看法相差很大。

從1950年代開始，在國內，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米沃什在波蘭文學上成為一個巨大的「缺席者」，赫伯特卻以兩本卓越的詩集逐漸為人所知。事實上，他已經是圍繞在《當代》雜誌周圍的年輕一代作家裡重要的詩人、散文家。但是這些並未影響到兩個詩人最初的相互吸引，他們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赫伯特與米沃什相識於1958年。那時，是赫伯特首次到西方旅行。旅行是赫伯特的一大愛好，他曾周遊中南歐，西歐，併到過美洲以及以色列。他們在巴黎近郊見面。已跟當時的波蘭政府決裂的米沃什，僑居法國。

根據對二人交往書信的研究，他們在第一次相見之後，關係就十分親密了。米沃什在信首稱赫伯特「親愛的赫伯特」或「親愛的茲比切克」，信末則附以「深深的親吻」；赫伯特在信中懷念兩人晚間的散步，尤其是在赫伯特遇事不順，感到壓抑和沮喪時，會想向米沃什傾訴。「我喝了白酒，切斯瓦夫。這樣，你一會兒也許就能出現，我就有個可以訴苦的人了。真的想念你。」米沃什也十分關心赫伯特。他充分肯定赫伯特的散文集《花園裡的野蠻人》，鼓勵他要更經常地寫文章。最重要的，他將赫伯特的詩成英語，在海外的詩歌雜誌上發表。接著，將赫伯特的詩收入他主編的著名詩集《波蘭戰後詩選》（1956年），最後，米沃什與人合作還翻譯出版《赫伯特詩選》（1968年）。可以說，是米沃什幫助赫伯特在英語文學界建立起引人注目的地位。為此，米沃什甚至犧牲了自己的創作，在美國他有多年被視為一個翻譯家，而不是詩人。在赫伯特這方面，他也一直奉米沃什為詩歌的典範。在致米沃什的書信中，赫伯特多次強調這種師徒關係：「你是我的前輩」，或者「我在向你學習，但我也許是太笨了」，諸如此類的話，經常出現。

二人之間這種真摯的友誼，當然首先是基於共同的，在詩歌藝術上相近的理解，十分近似的藝術理想和目標。他們都反感為藝術而藝術，主張藝術不能僅僅集中於自身，而是需要與世界上的事情發生關係，關注真實的人，關注人的痛苦、絕望和希望。他們都反感於自我憐憫。他們都有追求清晰化的傾向和願望。在寫作此類主題的作品時，可以說他們是彼此呼應的，因此，也構成一種平等對話的關係。他們對西方一些重要詩人，如艾倫·金斯堡、查爾斯·奧爾森、約翰·貝里曼、羅伯特·洛厄爾等人，有著相近的理解和態度。他們都認為這些詩人過於關注自我，缺少精神，單純地以所謂前衛性削弱了詩的領地。他們都相信，詩人的任務不能局限於掌握一種技藝，或只是為了發展出一套個人化的語言。詩歌根植於一些不滅的精神價值，如無私的精神，思想的能力，失去的樂園，勇氣，激情，善良，同情心和幽默等等。如果缺少這些東西，詩歌便很可能淪為一種僅僅事關寫作者個人的遊戲或個人享受。對於他們來說，詩當然可以帶來愉悅（也應該帶來愉悅），或許是一種遊戲，卻又是一個要緊的遊戲。歷史的、道德的、文化的重負無以免除。赫伯特在給米沃什的一封信里，生動記敘了他閱讀米氏詩作《論小號與齊特琴》（On Trumpets and Zither）的情形：「我全身心地大聲朗讀。我的房東早已習慣了我的朗讀，用德語問我是否在祈禱。我說，啊，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在祈禱……」詩是一種祈禱，這就當然不是單純的遊戲可以代替的了。

然而，事情有變得複雜的時候。在整個1960和1970年代，赫伯特在波蘭文學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到了1980年代，他可能已經是波蘭讀者心中最重要的詩人，詩名也廣及英國，德國和美國，這部分要歸功於米沃什（與另外的美國翻譯家共同作出的）出色翻譯。米沃什似乎不得不忍受這樣的事實，他的徒弟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競爭對手。另一方面，特別是在1989年之後，赫伯特卻不得不存在於米沃什巨大的影子之下，後者畢竟是諾貝爾桂冠詩人，此時已能自由出入于波蘭。在這麼一個小國，同時擁有兩個如此傑出的詩歌巨人，事情似乎奇怪地複雜起來。正如所有的藝術家一樣，他們各自都擁有龐大的野心，強烈的敏感與對失敗與「失勢」的恐懼——所有這些屬於一個「被壓抑的自我」的陷阱，都會一直伴隨著文學，並使詩歌/文學寫作，成為「一場駝背者的比賽」——如米沃什形容過的。

重要的分歧也是存在的。遠在加州的米沃什，帶著距離審視波蘭以及歐洲，警惕著它們可能存在的地方主義，憂慮它給西方文明的進程帶來消極的影響，應該說米沃什的眼光更具世界性。他冷眼旁觀現代社會裡個人的孤獨、異化、種族、學生們的造反、東西方融合等等問題，而且他也不認同、不願接受他置身其中的美國，說「它好象一頭自動控制的野獸」，技術的文明帶來了精神上巨大的赤貧。在東方的集權主義與西方的物質主義之間，他希望尋求第三條道路。

赫伯特比較簡單，他習慣從「常識」出發，——這自然有其優勢，但有它的局限性。他似乎非常簡單就形成了他對所有社會問題的診斷。雖然他也指出西方的弱點，但他更願意顯示其作為一個波蘭人眼中的「真男人」形象，一個類似「牛仔」的人，而不是所謂「知識分子」。應該說，在這一點上，赫伯特表現得有點「土」，多少體現出他有點地方主義的心態，認為過於遙遠的問題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這顯然是有欠審慎、輕率的態度。他在1967年的信里，就曾如此質疑過米沃什：「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反對波蘭人打擊黑人的事。黑人是種族主義者，就像阿拉伯人和某些猶太人一樣。最好的可能是，黑人不該被毆打被壓迫，而是送回他們的本土非洲，在那裡被部落的人迅速地、悄悄地結果掉。我一點也不理解，為什麼所有白人寧可像今天這樣自責，打死也不願說出自己真正在想什麼。」米沃什的反應是堅定的：他批評赫伯特，說他的信暴露出一個「典型的波蘭人信念」，以為維斯瓦河邊的那個國家就是宇宙的中心，它的歷史經驗和痛苦，都是任何其他事情無法比擬的。他的回復強烈而正確：「黑人不能被送往非洲，正如戰前波蘭的猶太人不能被遣送到馬達加斯加。」

這一年，就是在他們通信之後，赫伯特短期逗留於美國。米沃什與赫伯特一起造訪他們的譯者，博格丹娜和約翰·卡朋特（Bogdana and John Carpenter）。在醉酒狀態下，赫伯特終於展示出長期壓抑的沮喪情緒，他以一種令人非常不快的方式，表現出對於米沃什隱藏的不滿。他攻擊米沃什缺乏愛國主義，而且在納粹佔領期間置身事外。其實，這是不實的，米沃什的確參與了地下抵抗運動，構成了波蘭地下文學的一部分，倒是赫伯特在戰爭期間跟這些基本無關，戰爭爆發時赫伯特畢竟才15歲。

不過，這也並未導致二者之間友誼的結束。此後赫伯特從柏林發去一封道歉信：「無論你是否願意，我都會以我奇怪的愛壓迫你，直到生命的盡頭，甚至在我的生命之後……請原諒我吧。」事實上，這之後他們仍然是親密的朋友，彼此信任。在赫伯特心中，米沃什仍是他在遭到政治警察刁難與審問後最願意傾訴的人。

真正的衝突出現在米沃什出版《狩獵者之年》（A Year of the Hunter）之後，時在1990年年初。在這本書中，米沃什批評了赫伯特，說在赫伯特身上，總能發現「一個屬於不可估量之物的盲目附件：祖國。波蘭，這是一個被他提升為某種神秘的絕對。」這種指責，客觀說不是十分公平，可證之於赫伯特有關波蘭的種種看法。然而，糟糕的是，赫伯特將此理解為對他的精神導師、哲學家亨里克·艾爾琴伯格（Henryk Elzenberg，1887-1967）的攻擊。赫伯特馬上作出反應，寫了一篇充滿感情的關於愛國主義的文章，聲稱愛國「如同愛一個人的母親一樣，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更進一步說，它是人們「工作，乃至心甘情願為之付出生命的指令」。同時，赫伯特提醒人們留神米沃什巨大的國際聲譽，指責米沃什「有意識地放棄了愛國精神，最後就是他的祖國。他缺乏作為詩歌引擎的身份意識——事實上，只有一種媚俗而廉價的世界主義，流亡者的裝腔作勢，以及一個被人拒絕的先知所有的羅曼蒂克姿態。」這樣過分的指責當然也不客觀。我們應該記得米沃什著名的話：「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成世界主義的習慣，相反，我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

此外，在1994年的一些訪談文章里，赫伯特繪聲繪色地弄出個米沃什曾經怎樣希望波蘭依附於蘇聯的故事，而且赫伯特還寫了一首題為《科霍達舍維奇》的詩，重申了那些指控。這首詩收入了赫伯特最後的詩集中，也收入了身後出版的選集。表面上這首詩是關於俄羅斯流亡者、詩人弗拉季斯拉夫·科霍達舍維奇（Vladislav Khodasevich，1886-1939），但實際上是攻擊米沃什的，包括米沃什感興趣和推崇的瑞典哲學家斯威登堡，和他生活在巴黎的遠親詩人、作家奧斯卡·米沃什。此詩顯示出明顯的敵意，充滿諷刺、挖苦，如詩的結尾：「雲層後面，他押韻的青蛙呱呱叫聲」，這在大多波蘭讀者中間引起巨大的震驚，人們很難相信這是赫伯特的大作，既難相信詩里所作的指控，也難理解接受其詩歌充滿嘲諷、輕蔑的誇張風格。更有意思，同時也令人傷心的是，在寫作這首詩後，赫伯特給米沃什寄去一張明信片，上面畫了一隻大象的腿，懸在一隻手無寸鐵的小雞上方，附帶一句話：「請毋踩踏……」可想而知，米沃什收到這張明信片時如何尷尬與痛苦。顯然，赫伯特把自己放在了二人關係中較弱的那一方，但實際情形當時或許已經是倒過來的。米沃什雖然地位穩固，卻風頭已過，而赫伯特正如日中天。

很多人以為，二人衝突的根本可能在於，一個作為長期的流亡者，一個作為堅持留在國內的守望者，二者必然構成或導致一種緊張關係。事實上，這個因素並不特別重要，因為米沃什其時已經能夠自由往來於波蘭，甚至在國內一住就是大半年，對波蘭方方面面的生活已經十分接近與了解，而赫伯特倒是經常身居國外。爭議或衝突的根本或許在於，他們對於國家的認同上有不同的看法，屬於兩種不同的「愛國主義」。

在赫伯特，這是一種「孩子式的愛」，而米沃什肯定不是這樣，他所試圖建立的，是一種「艱難的愛」，個體有必要置疑，甚至批評國家。比如，米沃什寫道，「波蘭人是一個在政治，貿易，工業，宗教，哲學方面缺乏創造能力的種族；他們只知耕種土地，操練數學邏輯，通過打擊猶太人和黑人表達他們作為二流民族的感覺。……有人問我，是不是由於波蘭是這樣一個宗教之國，所以產生了種種神秘主義者，我說，恰恰相反，東正教教堂里一個神秘主義者也沒有。」當然，這不是一個公正的判斷，批評遠大於公正的看法，這種態度與說辭體現的，正是「一種艱難的愛」。而赫伯特的回應是：「波蘭是一個有著一千歲的嬰兒——還沒有特徵，沒有形式，但自有其潛在的玄學（既不是異端，也不需要審查官），自有其潛在的使命和未經消化的經驗……我怎麼看波蘭呢？與你（——指米沃什）一樣，我也認為，雖然我與這個國家並不只是通過血緣聯繫在一起的（在這一點上甚至不如你），但這片藍色的土地是我的，就像某種瘟疫或性病一樣，我不能脫離它。」說明一下，赫伯特的父親有一半亞美尼亞血統，赫伯特家族的源頭在英國，所以說「甚至不如你」。赫伯特從來沒有越過單純「忠實」于波蘭這一條線。他與米沃什的差別逐漸加深。有一次，赫伯特對他的妻子說，「米沃什認為穿那些波蘭制服一直是可笑的，我回答說，穿那些制服的人已經死了。」什麼意思呢？你覺得他們可笑，但他們卻為國捐軀了。批評士兵的制服與評價士兵的勇氣，實在是兩碼事，不可以畫等號。我相信在米沃什看來制服可笑並意味著不承認或者乾脆否認波蘭士兵的勇敢。顯然，他們的區別也不是那麼容易認清、把握，這麼一個近似玩笑的「段子」也許揭示了更深層次的態度問題。這裡也許並無對錯，有的只是氣質和觀點上的差異，赫伯特更感性，有他一套自發地形成的看法，固執而真誠，而米沃什總是更有彈性，喜歡置疑，並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意見乃至價值觀。

晚年赫伯特身陷病痛的折磨，他在生命即將結束時他寫道：「我認為米沃什是一個對文學有用的人物，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寫散文，因為他用波蘭語寫不了散文。」當然，這話也不能當真。米沃什的散文作品，如《被禁錮的頭腦》聲名顯赫，在西方享譽多年，甚至超過他的詩名。唯一可以當真的，是赫伯特只想批評米沃什。

在赫伯特生命的彌留之際，兩位大詩人走向了和解。米沃什得知赫伯特病得很嚴重，打電話給赫伯特。據赫伯特的妻子講，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談話。

他們的往來信件已在波蘭國內出版，內容涉及20世紀後半葉的波蘭文學、兩位詩人對於詩歌形式以及國家、愛國主義等重要問題的看法，是一筆重要的文學遺產，值得關注和探討。（文/李以亮）

轉自「楚塵文化」微信公眾號（ccbooks），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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