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史遲早成歷史，看完這個你才能讀懂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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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怎麼讀書的書，一種是概括講方法一二三，另一種則是開書單給書評，告訴我們哪本書值得讀、又要怎麼讀。史學在中國傳統悠長，「名著」頗多，可古代的書並不好讀，若不是專業搞歷史的人，要看么？能看么？又能看出什麼來？

《中國史學名著》是錢穆先生給出的指導，從學術史的勾勒，到歷史文化的點染，更旨在培養讀書的能力。一本書背後有一個人，更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你get到了么？

孫夢婷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錢穆先生暮年曾在中國文化大學（台灣）講學，「中國史學名著」便是其中一門課程，本書即是其講課實錄。書中舉出了歷代史學的代表著作，並對其成書背景、涉及的人事物、以及蘊涵的深意，做一一解讀，旨在探究史學研究的門徑所在。此外，錢先生也提出，治學要求通，通不僅指專業內部知識的通達，更指要打破學問大範圍內的重重關牆，了解其他各學科的常識，因為學問做到最後，萬物之理都可一以貫之。因此，關於歷史，關於名著，各學科的小夥伴們都不妨一看。

一

秦以前的主要史籍

（1） 《尚書》

《尚書》是中國第一部古書和史學書。《尚書》分虞、夏、商、周四代。後人把夏、商、周稱三代，唐虞屬於五帝，因此《尚書》也可說是一部五帝三代之書。由於成書年代太為久遠，書中字句已經很難完全講通，我們今日去讀，掌握大義即可。

此外，古書有真偽，如何分辨又是一個問題。《尚書》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兩個版本：《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前人通過考據各類材料，得出結論：古文版為假，今文版是真。錢穆先生又進一步提出，今文版也不儘是真，虞、夏、商書都有問題，只有《西周書》最為可靠。

在研讀《西周書》中，錢先生指出，了解《西周書》的重要作者周公的生平、思想是關鍵。因為錢認為研究歷史，不只是研究歷史材料和事件，更重要的是懂得歷史中的人，因為歷史由人所構建，人才是歷史的靈魂。了解了周公，自然也就領悟了書中蘊涵的精神。

（2）《春秋》

《春秋》由孔子所作，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始，至其後兩百四十年的歷史，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但《春秋》又非孔子首創，在孔子以前，各國就有周天子下派的史官採取編年體記載歷史，取名《春秋》，其中又屬魯國材料最為完整詳實。而正是以魯國材料為基礎，孔子採用自有的編纂體例和取捨標準，寫成了《春秋》，這也標誌著不由周王、史官控制的，私家史學著作的首次出現，「政治」開始轉歸為「學術」，中國史學由此而生。

此外，《春秋》的重要性還在於，孔子始終秉承著一種「天下大一統的寫作觀念，使得其書內容不僅僅限於魯國史或東周王室史，而是包含了當時整個諸夏歷史，也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史、大通史，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學史上有卓然無比的價值。

（3）春秋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

後人推崇《春秋》，將其列為經學經典，並對其展開發揮：作傳、作記、寫說，《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即是成品。三部傳雖都傳自《春秋》，但書中內容重點不一。《左傳》重在傳其事，即將《春秋》里的事件進行詳細記錄；《公羊》《穀梁》重在講其義，略其事。漢代將《公羊》《穀梁》列為官學，倡導「通經致用」，即是希望將兩傳中的義理作為當時政治行為的依據，政治意義超過了學術價值。

我們再來看《左傳》。首先，對於其書作者是否為左丘明，史學界是有爭論的。考據的結果顯示，《左傳》並非左丘明所作，《左傳》成書應在戰國，要到秦孝公時。距離孔子和左丘明時代已遠，而《左傳》或許和吳起有關係。其次，對於其書內容的真偽、歷史的價值，史學界卻從未有過懷疑。原因在於：研究任一時代歷史所需的幾個項目，如天文、地理、家族姓氏、制度、人物、外交、食貨經濟、社會禮俗，以及中國與四裔關係等，《左傳》全都有，且內容真實、詳細。

最後，錢先生建議，研究中國古代史，應當先研究《左傳》，將其作為基準，即以此來建立一個基本的標準的看法。因為此前的書籍內容稍顯凌亂、簡單，我們會難以把握，研究也無從下手。而《左傳》內容完備詳細，我們可以通過掌握春秋時期的歷史，建立認識的基礎和歷史標準，再往上推索，事半功倍。同時，研究中國春秋之後的歷史，如漢唐明清史等，也同樣需要將古代史作為基準。上面都沒弄清，下面自然易有偏誤，而弄清上面的歷史，《左傳》仍是最好的選擇。其中道理就像，我要進廳堂學習，定要從大門進來，不能說我的目的地是客廳，就不管大門在哪了。今日治學大忌就在於，沒有一個做學問的「基準」、「立腳點」。

二

秦至隋時期的主要史籍

（1）《史記》

我們講歷史，每把秦朝做一重要分水嶺。上一部分我們總結了秦以前的主要史籍，秦之後的，首當講的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其後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沿著《史記》創造的體例—— 列傳體而編寫，這即是本書的一偉大之處，也是中國史學的一極大創造。

中國史籍主要分三種體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件事情分別記下，如《西周書》；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年代先後編排，如《春秋》；三是注重人物，一人一人分開列傳，以人物為中心寫就歷史，即列傳體，這一思想和寫作體裁的首創者就是司馬遷。中西方歷學研究的一很大不同也體現於此：西人寫史，多以事為主，忽略了人；國人著史，以人為主，事為副，原因在於，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歷史事件的表現而成為重要人物的。錢穆以顏淵為例說明，《左傳》中因顏淵無歷史事件而並未對其有所記載，但顏淵在歷史上卻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仍舊十分看重其思想，講宋明理學時，也不可不提顏淵。因此，只要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列傳體裁即是這一思路的實踐。但需注意的是，太史公《史記》雖以人為主做傳，但在傳記的體裁內，又同樣包括記事和編年，是體裁的大融合。故我們說，記事、編年、列傳是中國史學的三個演進階段。

除卻對體裁的創造，《史記》內容也有其偉大精妙處。史學有三種：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二是「論史」，史事利害得失，該有一個評判；三是「著史」，歷史要能有人寫出來。而對於今人治史，錢穆先生評價道，多是下「考史」功夫，「論史」能力欠缺，自然無法「著史」。而《史記》不僅有紮實的史料梳理，更有司馬遷深刻的思想見識論述，當之無愧是中國史學和文學大作。

（2）《漢書》

史學家常將班固的《漢書》與《史記》立為同等地位，並稱「遷固」、「《史》《漢》」。原因之一就在於，班固首創了史書的斷代史寫法，《漢書》即為中國第一部斷代史書。在此之前的《史記》，實際上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上至黃帝，下至漢武帝。後人想要承續，卻十分困難，因為精神不一，系統零碎，自然難成一書。班固在寫漢史時，卻另闢蹊徑，採用了斷代史寫法，即一朝代一歷史，漢代前半部的歷史採納《史記》中的材料，漢代後半部至西漢亡的歷史則重新書寫。此後的史學著作也多採用這一寫法，記述每一朝代的歷史直至清末，以成就了《二十五史》。

為什麼說斷代史寫法的創新是一偉大貢獻呢？錢穆先生指出，中國傳統政治與世界其他國家、民族的政治有所不同：中國是一個大一統政府，每一朝代都可說是長治久安。朝代的變革就意味著歷史的巨變、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型。因此，以朝代做分界來寫就歷史，是十分合理的。

其次，錢先生提出，雖「《史》《漢》」並稱，但從內容深意上看，《漢書》仍略遜《史記》一籌。具體體現為，史記文直事核，漢書文贍事詳，即班固重「考史」而做不到「論史」，只能做到對事件的詳細記錄，卻無法像司馬遷那樣，傳遞出事件背後之精神。箇中原因還在於史學作者心胸、人格、境界之差異。若下筆之人，自有一番胸襟眼光，其所寫也自然有較高境界和情感；若所寫之事是作者見識所不能體會和領悟，在其筆下，也自然不能把事情的高深曲折一一達出。因此，閱讀史籍，不應當只重視材料，還應當存此審視眼光，這樣一來，不僅能增長見識，也能提高自身的人品。

當然，《漢書》也有其超越《史記》的地方，即其書中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里稱作《書》。《史記·八書》都在舉一特定事件作題目，而在《漢書》這卻改成了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之事上。《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其中《八書》的命題卻只偏重一時；《漢書》雖為斷代史，其《十志》卻可不以朝代為限斷，將事情從上至下、從古至今一路講下來，顯然棋高一著。

（3）《後漢書》和《三國志》

後人常將范曄的《後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同《史記》、《漢書》一起，並稱「四史」，可見其二書的重要性。從朝代上看，後漢在前，三國在後；但從成書時間來看，卻是晉代成書的《三國志》在前，南朝劉宋的《後漢書》在後。

我們先看陳壽的《三國志》。這本書最大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它有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注。經學上有「傳」有「記」，史書則無。但因陳書敘述簡單，篇幅不多，而當時其他的史書已經十分繁盛，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采來注在陳書中，添加了許多人和事。因此，裴《注》是添加史料的注，從中可窺見許多久已失傳的史書，也可以說裴《注》的歷史價值，甚至超過了《三國志》之正史本文。《後漢書》也有唐初的章懷太子為其做注，雖其補充的內容遠不如裴《注》，但也增添了許多有益的歷史材料。

（4）《史通》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做學問，注重實際工作多，寫通論、概論類書則少。劉知幾的《史通》作為中國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自然地位特殊，但就其書的歷史價值而言，其實有限。

史學有三種工作：考史、論史、著史。《史通》向來被列為一部評史的書。但評史重在評論這一時代的歷史，而《史通》只是在評論唐以前的所有史書，而非在評論歷史。史書的最大作用在於，記載「史情」，即記敘一件事的實際情況，和傳達「史意」，即探究歷史事件後的時代意向，如當時歷史究竟在哪裡，要往哪一條路跑。史學家寫史的作用也在這裡，我們要來批評歷史、考證歷史、評論歷史，也該從這個地方去注意。然而，劉知幾的《史通》關注的卻是史書文字寫法上的好壞，忽略了對歷史事件意義的探究。因此，錢先生說，《史通》所論「史法」，並未觸及「史學」，如果沒有史學，一切史法都是膚淺、皮毛的。

再探究為何劉書只重史情、不談史意，想必也與劉知幾自身有關。錢穆言，讀其書，必讀其人。劉從幼年做學問就走到偏路，通史不通經，知識框架的缺陷，導致其不能有司馬遷那樣的大框架、大立場，總是被「史學」二字所限，做不到學問的融會貫通。

三

唐至清末時期的主要史籍

（1）杜佑通典

史學在唐朝有一番創造開新，論其成果，錢穆認為不比韓柳古文運動、李杜古詩之成果小，杜佑的《通典》就是其中代表。

首先，除記事體、編年體、記傳體這三大體例，杜佑以《通典》開創了第四種體例——政書，也稱「典」，專講政治制度。錢先生認為，「制度史」就是中國的「通史」，且政府的一切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的。制度的研究，應是一種通學。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無可憑空特起，即為「通古今」；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時必與其他制度想通合一，始得成為某一時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即「通彼此」。

其次，講作者其人。杜佑曾與唐代做過宰相，通吏事、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唐憲宗稱他：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誼。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由此可見，杜佑懂得通過觀今古來分析社會民生利病。《通典》的《序》有一句就很好地反映了杜書之精髓：「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

再來，講書的內容。《通典》共分九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共兩百卷。書從黃帝、堯、舜講起，直講到唐玄宗天寶年間。世人評價此書「詳而不煩，簡而有要」，指杜書內容豐富，皆為精華。因此，錢先生建議，我們應細讀此書，學其寫法，學其為人，只有當知學了寫書的人，才能學到書的精神，而成為一種活的學問。

（2）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

就中國的學術史而言，宋代是一個極盛的時期。論文學，唐詩宋詞各有長處；難分高下；講古文，雖然由唐代韓柳開始，可是宋代的古文卻勝過了唐代。在經學、史學等方面，宋之成就也高過唐，甚至明。其中，宋代的史學成就中，歐陽修的兩部著作《新五代史》和《新唐書》不可忽略。

首先，講《新五代史》的兩大亮點。第一，自唐以後中國人修史，多屬於官修，私家著史，只有歐陽修《新五代史》一部。第二，歐陽修著史，做到才學識兼備。《新五代史》並非一堆歷史材料的堆積，而是有其義法和論評。歐書效法《春秋》，以天下大一統之觀念貫通全書，同時，又能做到客觀論史，即在了解從前人對當時和過往的一切批評的前提下，針對當下時代做出自己的評斷。

再講《新唐書》。書中《志》《表》由歐陽修所寫，《紀》《傳》為宋祁所著，因此書其實是二人合力著成。但世人評此書時，多贊《志》《表》，因此認為歐陽修對此書的貢獻更大。歐陽修在《新唐書》中添加了許多《舊唐書》缺少的，且十分有用的內容，但就這一點，就可見歐陽修的史學修養不俗。

（3）司馬光資治通鑒

一提到史學名家，「兩個司馬」定不會被人所忘。第一個司馬指司馬遷，其作《史記》，前文已有，故不贅述；第二個司馬指司馬光，其作《資治通鑒》，被認為是《春秋》《左傳》以下第一部最成功最像樣的編年史書。

司馬光主要根據《十七史》，將紀傳體刪改為編年體，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到了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用兩百九十四卷涵蓋了16朝1362年的歷史。由此可見，司馬光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加史料，而是在刪選史料。錢先生認為，善讀《通鑒》者，貴在能在其刪去處、添進處注意，細看刪與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作者的歷史主張和標準，以及體會到此書之大處與深處。

當然，書也有其不盡如人意，或者說易引爭議的地方，如有好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並無記載選入，記事的正統觀、以及年號記載等。但做學問，貴在采其長，會其意，而非一味索其瑕疵，置優點不顧。

（4）朱子通鑒綱目與袁樞通鑒紀事本末

前文說道司馬光《資治通鑒》中的正統觀，常為人所批評，例如三國史以魏為正統。南宋朱熹正是不滿意此寫法，才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鑒》、《目錄》、《通鑒舉要歷》和胡安國《舉要補遺》四部書為參考，寫就《通鑒綱目》，以對《通鑒》做增損隱括。

《通鑒綱目》全書不到六十卷，內容精簡，方便閱讀。對此，錢穆先生認為，在歷史年代愈久，內容愈複雜的當下，簡要的歷史讀本很有其意義，可以幫助我們在繁忙的生活中，起碼能對古今治亂興亡、人物奸賢有個大致了解。

袁樞的《通鑒記事本末》同樣也是根據《通鑒》而寫成，但值得一提的是，袁通過這本書在中國史書兩大體例——編年和記傳外，創立了一種新的體例——記事本末，即從頭到尾以記事為主。然而，書的內容則顯得差強人意。錢穆先生評價道：史事有輕重，袁書卻把該重視的放輕，把可輕視的放重，完全顛倒，是缺乏史識的表現。

總結朱子與袁樞二書，同樣是根據《通鑒》而作，寫作者自身史識的差距，直接影響了成書的精神高度。同時也給我們一啟發：時代在變，學問也當變，舊有的材料，在新的時代需求下，應當產生新的挖掘、解讀方法。

（5）鄭樵《通志》與馬端臨《文獻通考》

中國史學名著中有《三通》，一為杜佑的《通典》，二是鄭樵的《通志》，三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第一通我們此前講過，故這裡主要介紹後兩通。

相比於另外兩本書，鄭樵的《通志》一直默默無聞，直到近代從梁任公開始，才為人所注意。《通志》的一大亮點就在於，書博而會通，這一點書中的《二十略》部分有完美展示。梁代江淹曾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鄭書中的「略」即為「志」，鄭樵寫了二十篇略，包括《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等，內容已經遠超制度史，在文化史範圍內了，且大部分為原創，多開史學之先。鄭在寫作中還尤其注意對每一略中歷史材料的分類，並探求其源流演變。錢穆先生誇讚其能用學術史的眼光來論究各項學術，具備史學研究的大眼光大見識。

再來講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為何取書名為「文獻」，馬端臨在自序中解釋：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簡單說就是文本與人物。錢穆先生在本書中反覆強調這二者的重要性，認為讀書要讀到書背後寫書的人，書本寫下的是死的，寫書的人才是活的，因此人比書重要。很明顯，《通考》即是書與人兼顧的佳作。

史學界常把《通考》與《通典》做對比，自是各有優劣。兩本書都是研究政治制度史，且在寫作中同樣兼顧到制度的來龍去脈和時人的各種評價。說馬端臨《通考》優於《通典》的理由在於，馬書內容涵蓋的歷史時期更長，材料也更豐富；說杜佑《通典》勝於《通考》的理由就是，杜書內容編排，輕重先後明晰，很好地體現出作者的政治意見和見識，而馬書只是增添了材料，不能見其精華要義所在。

小結《三通》書籍，我們可發現，同樣是寫政治制度，有過宰相經歷的杜佑、馬端臨二人，明顯比鄉間老儒的鄭樵寫的更見深度、洞見。因此，錢先生說，講政治，最好還得與政治有實緣。這又與中國歷史「士人政權」的大傳統有關，因此中國能出《通典》《通考》類專講政治制度又講的好的史籍，外國卻難上加難。

（6）黃黎洲的《明儒學案》

前文介紹了好幾部宋代的史學名著，此部分開始講明代。中國幾個大一統的朝代：漢唐宋明，論學術，惟明最差。因此，錢穆先生在講明代的史籍時，只選了一部清代黃宗曦的《明儒學案》。

《明儒學案》共62卷，以王守仁心學發端發展為主線，記載了明代210位理學家的學術思想和著作。有人或許會提出質疑，《明儒學案》是一部講哲學思想的書，並非史書。對此，錢穆先生做出了兩點解釋：一，今人做學問，多學西方道路，講專門之學。但在中國，我們讀中國書來做外國學問，其中就有很多困難。例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論語》並不屬於文學和史學書籍，但如果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連《論語》都不曾讀過，他的史學知識也斷然不會高到哪裡去。二，歷史有多種講法，一種是講通史，一種是講專門史，《通典》《通考》是講政治制度的專門史，《明儒學案》則是講學術思想的專門史。

此外，就《明儒學案》的內容來看，其最有價值之處莫過於，黃黎洲能夠在介紹每一家的集子的同時提出每一家的講學宗旨。明人講學，各有宗旨，也各有其一偏之見，與他人各自獨立或各自相反。在此情況下，黃書能夠點出各家精義，不得不說作者「擇精語祥」（指能夠選擇精華的內容進行詳細講解）的功底之深厚。而「擇精語詳」的前提就是作者對於歷史有一番自己的見解和全局觀念。因此，我們讀《明儒學案》，不僅要了解書中介紹的思想內容，更要好好體會作者駕馭材料的法門。

（7）章實齋《文史通義》

清代的史學名著，錢穆先生也只選了一部章實齋《文史通義》來講。與劉知幾的《史通》一樣，《文史通義》也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並常與前者一道被視作古代中國史學理論的雙璧。然而，兩書相較之下，錢先生卻更看重《文史通義》，認為此書有一劉書，甚至大部分史籍都不可及之處：作者不僅僅站在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站在整個學術史立場來講史學。

其次，章學齋在書中提出了一核心觀念：「六《經》皆史」。對此，章進一步解釋到「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於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即《六經》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即官家的檔案，而這類檔案和管檔案的人又一起稱為「史」。簡單來說就是，要懂經學，就要懂得從自身所處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求，不要專在古經書的舊紙堆中找，即做學問並非空言，而要經世致用。

最後，就書中所用的治史方法而言，章實齋重視對於學術之「流變」的探究，提出三代以上之史與三代以下之史有不同，應求其同異之故。章將史書分為兩大部分：記注和撰述。「記注」指的是把歷史經過的一切事實記載下來；「撰述」則指一種著作，史學家根據一切史料的記注來發揮自己對這段歷史的一種專家之學。錢穆先生認為此一提法對今人治史意義重大，因為今人研究史學，往往既不注重記注，也不注重著作，直接跳過治史的基本動作，學習西人作「考史」工作，這是治史的基本道路都走錯的表現。要知道，西人重考史，是因為其並沒有像樣的歷史，材料零碎，真偽待辨，與我們情況完全不一樣。

縱觀全書，我們可以總結出錢穆對於史學研究，甚至說是對於做學問的幾點核心看法。一，重貫通，學問有專，但專從通中來，因此，不論做小題目，還是大研究，做多方知識積累是十分有必要的。二，講淵源，即每每看待一事件、一制度，都應跳脫其本身，去挖掘其背後的人，背後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淵源，以求一個全面生動的了解。三，有學識。做學問離不開才、學、識，三者難度層層遞進，才是天分、悟性，學是勤勉、方法，識是修養、觀念。「才」不好求，但應該努力修習「學」與「識」，做學問和做人都是如此。

張心遠

閱讀小分隊負責人

點 評

我早先讀錢先生的書，尤其是學術史方面的，覺得比其他人寫得都好看，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很多觀念也不自覺地形成。後來想想，覺得他和別人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寫書特別注重立意，講大局觀。無論材料多麼瑣碎、事情多麼複雜、對史實的分析應該有多少層次……錢先生要寫一本書，必然有一個很中心的意思，會反覆強調，不斷灌輸，務必幫讀者形成一個大的整體認識作為學習的底子。有了這個底子，再看複雜的材料，就容易分出主次、容易理出邏輯。有了這個底子，就有一套基本的觀點墊在肚裡，再看別的書，如果是弄得很瑣碎的，你就知道這主要是材料，要自己試著抓一抓主線；如果是觀點同樣很鮮明很有說服力的，你就可以讓它和錢先生給你墊好的觀點衝突碰撞一下看看，激發更深入的思考。這是特別好的教學路子，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種捷徑。這本書里「一本書背後有一個人」，研究歷史有那些項目，是這樣的「底子」；之後你如果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看他講「名」與「實」的關係，講君權相權（國家和官僚體系），也是這樣的底子。

「考史、論史、著史」的分類，錢先生這本書里很強調，這也是他的中心意思之一。不過這個看看就行了，我覺得不必牢牢記住，尤其不必以此為標準來閱讀評論史學著作。可能因為錢先生自己是史家，對史家的「境界」有心得、有理想，對自己也有要求，所以才特彆強調這一點。而我們不是史家，管他是考是論是著，我們更看重首先是書想解決的是什麼問題，是怎樣解決的，材料從哪裡來，作者怎樣分析材料。看現代著作如此，看古代著作同樣也可以這麼看。比如《漢書》的《十志》，班固寫作它就是要記錄、分析很多社會經濟的問題；《表》，把歷史人物分等，目的是討論（在當時意識形態環境中）應該怎麼評論社會道德、人的行為規範和成就的標準；而《紀》和《傳》呢，其實解決的是「什麼是好的政治」「怎樣才能有好的政治」，乃至「怎樣處理和周邊民族的關係」這樣的問題。司馬遷寫書處理的很多也是這類問題，被普遍認為寫得不是太好的《晉書》啦、《舊唐書》啦等書，同樣也是處理這些問題的。有處理得好的有處理得不太好的而已。

說起《三國志》的裴注，我自己覺得有一點也可以知道一下。除了史料上面很高的價值以外，裴松之對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風氣也很熟悉、見解很透徹，他補充材料時有評論、剪裁和取捨，幾乎相當於自己又把這本書重寫了一遍，一本好書變成兩本好書，所以被人特別看重。而《史通》的問題，錢先生對這書的批評是史家的批評，十分中的。因為這書大概也可以看作是文學評論的書。

唐代以後這部分，錢先生有一點我覺得很有意思。一個是他後面明確說出來的：他更看重有實際政治經驗的人寫的史書。而且，不但是要有政治經驗，最好還是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他最推崇的杜佑、歐陽修、司馬光都是一代名臣，做事很靠譜。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的史書，大部分回答的都是和政治有關的問題：比如什麼是好的政治，怎樣設計一個有效率的官僚系統，怎樣維持符合儒家意識形態的政治秩序……等等，因此歷史主要是政治的學問。我理解，錢先生這樣無疑是表示，沒有操練過政治的人，讀過再多的書，也更容易犯想當然、紙上談兵的錯誤；而實際會玩兒政治的人可能寫不出書，但一旦寫了就是好史書。這觀點對不對？還可以琢磨，更可以聯想一下西方、聯想一下近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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