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梁衡：「把特殊津貼改一下 直接授獎或榮譽」

梁衡 曾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

「常見報刊上或會議上介紹某人時，或在名片上印頭銜時稱：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甚至追悼會上也不忘加這一條。這個『津貼』施行於20多年前，那時知識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据，於是為一部分精英人才發津貼，有重視知識、重視人才之意，後延續下來。不想這倒使一些人用來做了終身誇耀的資本……事情雖小，卻關乎價值導向和社會風氣。」

梁衡曾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他是一位知名散文作家、學者，有多篇作品入選大、中、小學課本。除了這篇在社會上引起熱議的《享受豈能是頭銜》，近年來曾發表過多篇文章批評官場怪象，亦引起很大反響，被一再轉載、點讀。如《碑不自立，名由人傳》《老百姓怎麼看政治》等。近日，新京報記者專訪了梁衡。

總在意頭銜的知識分子一定不是真學者

新京報：在批評把「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當頭銜的這篇文章中，開頭說「有一件事想了很久，不吐不快」。為什麼想了很久才決定談這件事？

梁衡：第一次有人給遞張名片，上面寫著「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因為名片是一種自我介紹，第一人稱，老王賣瓜，我會反感一下。後來發現這不是個別現象，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新京報：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2014年12月，將近兩年過去，你觀察到的情況有變化嗎？

梁衡：可能變化不大，要不為什麼讀者又想起這篇文章，反覆轉發。要馬上改變得有政府行為，但這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問題，不可以強制。已20多年了，時過境遷，知識分子的主要困難也不再是生活問題。既然是一種國家級的褒獎，我倒是主張把有經濟色彩的「特殊津貼」這個詞改一下，直接授予什麼獎項或榮譽。

新京報：國務院特殊津貼是國家重視人才的一種表現，把它當做一種榮譽展示，這有什麼問題嗎？

梁衡：當年施行時也未必料到會有這樣的滑稽事。我們暫且不論津貼與正規獎項的不同，就算把它當做榮譽，也不能當頭銜使呀。這涉及一個人的榮譽觀、人生觀。國家、人民可以給你榮譽，但接受者不該總拿這個來炫耀、說事兒。榮譽是再進步的台階，不是背上的包袱。謙虛，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進步、成功的前提。諸葛亮有一句名言：「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不論做官、做事，都要有淡泊、寧靜的心態。

古人講「居官無官官之事」，如果一個官員老想著自己的官帽，肯定不會出政績；一個知識分子，總在意頭銜，一定不是真學者。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在副署長任上時，有所謂畫家、書法家、作家來拜訪我。先翻開隨身帶的一個小相冊。說你看，我跟哪一位領導照過相。這領導當然比我級別高，他才炫耀。但這能說明什麼呢？說明你的作品水平高嗎？

當然，他這樣做也不犯法、不違規，甚至別人也不好意思當面批評他。但社會道德總有一個標準尺度，在社會這個大天平上會量出你的真假、深淺。媒體是「大眾傳媒」，當然應該用大眾的、社會的標準來說話。

為學好虛榮 則欺世盜名

新京報：文章里提到這種現象關係到社會風氣和價值導向，有這麼嚴重嗎？

梁衡：說它嚴重到什麼程度？肯定不會到犯罪的程度，與貪污、腐敗、奢侈、浪費還是不一樣的。它屬於虛榮、浮躁、虛假、自誇一類。但也是負能量，邪念一動，惡果萬種。為官好虛榮，則竊官買官；為學好虛榮，則欺世盜名。常會結出這樣的惡果：捏造數字、製造政績、剽竊論文、爭搶署名、偽造學歷等。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和年輕一代。事實上這種現象已經遍布社會，見怪不怪了。

當年魯迅寫了那麼多雜文批評中國人的劣根性，如阿Q精神，這些劣根性也沒到犯罪程度，但是潛意識裡會形成一種低級劣質的民族素質。

新京報：社會和官場上的風氣，還有什麼類似的行為？

梁衡：好虛名的現象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來。12年前報上就登過，一個縣委書記不管修橋、修路，每幹完一件事就立一塊碑，而且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不到10里路立了8塊碑。前幾年領導幹部秀才藝成風，一個縣委書記與交響樂團同台合作拉二胡，嘶啞走調，在網上傳為笑話。一個市人大主任大秀才藝，連續兩年的工作報告，竟是一首一韻到底的五言長詩。讀者問：一律五言，碰到問題、數字，怎麼表達？他根本就沒想表達。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當年曾轉戰陝北，與老百姓一起看過一場戲。時隔五六十年，一位省級幹部就以「我聽說過這件事」為由，在看戲處立了一塊碑，卻藉機落上他的大名。我從那個景點回來，遊人都嗤之以鼻。宋代秦檜有臭名昭著的「莫須有」給他人定罪法，現在的官員卻發明了「聽說有」給自己立碑法。其他諸如出書立傳，借回憶別人表揚自己，爭兼虛職等。

道德層面要說服、倡導，更要領導帶頭

新京報：你覺得現在官場和社會的風氣在好轉嗎？

梁衡：十八大之後在明顯地好轉，最明顯的是在懲治貪腐方面。虛榮、浮誇、形式主義這樣的風氣也在改變，但是需要一個更長的過程，道德層面的東西要說服、倡導，更要領導帶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想一朝改變不可能。只有堅持去做。

新京報：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浮躁、虛假的風氣？

梁衡：首先是上層的責任。中國古代講「以吏為師」，官風影響民風。有一段時間官場虛榮、作秀、奢靡成風。二是輿論引導不好，電視上只見歌星一夜成名，不見英模勤勤懇懇。我這篇文章並不是新稿，兩年前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現在又被挖出來在網上傳，說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也說明無論官媒還是民間都在關注這件事。

知識分子應該看得更遠更深

新京報：你在文章里提到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精英應該是什麼樣的？

梁衡：說知識分子身處思想界、知識界的前沿，應該看得更遠、更深、更淡定，有獨立思維。甚至比我們在職的黨政官員、領導幹部還要看得遠，因為他是超脫的。沒有具體的事務、利益掣肘。各國都有自己的智庫，注意聽取知識分子的意見。精英們的思想素質即是這個社會的素質。如果精英都被名利所俘虜，社會就成了一團泡沫。

現在我們提倡工匠精神，就是因為少有人踏踏實實幹活兒。我們的遊客到日本去買電飯煲、馬桶蓋。人家把一件小事都能做到極致，這種精神滲透到每個人思想里，落實到行動上，就是一種國力。

新京報：你此前寫了不少批評官場風氣的文章，是一貫的文風？

梁衡：人有榮譽心，甚至有一些虛榮心都很正常，但不能膨脹。比如幼兒園獎勵小孩子一朵紅花，他就會高興地舉在頭頂上。那叫「萌」；如果成人也這樣，就有點「二」了。諷刺揭露虛榮、虛偽，倡導謙虛、誠實，一直是文學寫作的題材。皇帝新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元朝散曲家睢景臣有一首諷刺劉邦當皇帝後回鄉的散曲《高祖還鄉》，在文學史上很有名，搞文學的人都知道。劉邦的醜態就有點像今人把玩自己的身份頭銜的樣子。我一直主張「文章兩為」：為思想而寫，為美而寫。作家要說真話，寫美文。

新京報記者 王夢遙

（責編：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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