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濟學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真的沒有經濟學思想嗎？

文/朱康有

2008年，一場世界性的經濟（金融）危機席捲全球，給人類發展帶來深重災難，至今復甦乏力，未走出其陰影；而量化寬鬆等手段表明，政府的措施似乎黔驢技窮。災後人們反思，為什麼那麼多甚至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的各種理論就沒有引導人類避免呢？實際上，絕對地說，自從西方的經濟學誕生以來，除了像馬克思等少數思想家揭露或提供有效途徑以外，西方社會即沒有徹底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或許說，他們根本無心徹底解決——如果徹底解決，就要了他們的「命」。手段或措施不能不說沒有，比若說國家干預、自由主義等等短期內很有效果，甚至幾十年的「繁榮」、高福利的保障，亦掩蓋了問題的實質，遮蔽了其弊端的暴露。

是經濟學理論出了什麼問題嗎？是，亦不盡然。亞當·斯密奠定的完整的古典經濟學，除了《國富論》，還應包括其《道德情操論》。因為經濟學不只是建立類似自然界規律的數理模型，它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活動中的經濟學。因此，西方原本意義上的經濟學，可能除了增長財富、追求利潤的功利因素之外，理應包括調節人與人活動的道德準則的制約、規範、引導。遺憾的是，近現代西方「短視」的經濟學，假借數學科學的名義，誘惑人們進入上、下「交征利」的「王國」。人類現當代的大部分衝突（包括人與自然的衝突），如果說根本動因在於經濟利益的話，那我們的經濟學理論是不是應該負一個很大的責任？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和它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徹底的實踐論哲學聯繫在一起的。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站在全人類解放的高度，從「平等」角度著眼，超越了狹隘意義上的「經濟學」——同樣遺憾的是，這一理論不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被邊緣化，即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經濟發展中亦被邊緣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大的功績在於，它在同樣邏輯嚴密體系背後的「公平」或「正義」的伸張。它遠遠超越了狹義經濟學中的「分配調節」學說。從中國文化的視野看，它飽含著道德經濟倫理的思想內容。儘管它側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秘密分析，但同樣能夠為我們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重要的基礎。只是我私下認為，建立在分析思維基礎上的《道德情操論》，或許非常適應西方人重建經濟學的「口味」，但它並不太適合東方人的思維方式。我覺得，發掘我們傳統的人文倫理，以指導事理意義上的經濟活動，更能切合今天中國人的需要。

這並不是說，中國傳統文化中僅有倫理道德的說教，沒有經濟學的理論。只是由於國人百餘年的一味批判、一味盲從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人們已經不知道也不屑於去挖掘自身的「寶藏」，而成了失去文化自信後沿街托缽乞討的「孤魂」。那麼，中國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究竟如何去理解呢？它和今日「科學的」西方經濟學又有什麼差異呢？

中國歷代經濟之數，從司馬遷創作《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淮書》到班固著《漢書·食貨志》開始，就逐漸從無到有，直至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彙集《食貨典》，卷帙浩繁。「貨殖」即是「生財」之義，而「貨值列傳」其實就是「發財史」；「食貨」是物質產品的代表，是關於生產情況的統計數據，歷代《食貨志》就是各個朝代的「中國經濟統計年鑒」。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活動本身是「事」，記錄其「數」的是《食貨志》，記錄其「理」的是中國的經典，「四書五經」提供了更加專門化的理論基礎。《管子》、《商君書》以及姜尚、范蠡、白圭等人的實踐，更表明中國本土經濟學理論總結和經濟實踐都達到了事理相應的階段，具足「理、數、象」三方面的內容統一。

東西方文化體系在精神本質上的差異，導致現代人一方面習慣了以西方的分科式學術思維看問題，另一方面對大化無形的中華經典缺乏認識和體悟，看不到以整體體悟式思維為特點的中華文化的系統性和貫通性。中國的文化傳統，對於今天某一學科領域的技能學問不稱「××學」，而是叫做「××道」或者「××術」，例如商道、醫道、武術等；在道與術兩方面有獨特之見的學派，稱為「××家」，例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同樣，在中國古代，經濟學並不稱為「經濟學」，而是命名為「經濟之道」和「治生之術」，《易經》中稱為「理財」（《易經·繫辭下傳》：「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或用上面提到的「食貨」、「貨殖」來表達。

就中國文化來說，不能夠真正助益國計民生的任何學問，不論冠以何名，都不會是「經濟學」。中文語境的「經濟」中的「濟」所組之詞，如「接濟」、「周濟」、「同舟共濟」都是幫助別人或者互相幫助的意思，與「經」合在一起，是「以經濟世」的簡稱，乃達則兼濟天下的學問，通常指運用源於自然的恆常大道之理，實施安邦定國的宏圖大略及其實踐。顧名思義，「經」為公理，「濟」為應用，是把師法天地、道法自然的公理智慧應用於造福黎民百姓、天下蒼生的學問，實際上包含了使整個社會和諧、富足、安定的理念和致用韜略。它和西方的「economics」由於文化土壤不同，二者在層次、境界和通達方面產生了本質差異。簡單地說，中國古代的經濟學是義利並行、倫理貫通、性相不二、道術兼備的體悟式、踐行式學問，西方經濟學是偏重自利、倫理薄弱甚至缺乏、執著事相的分科式學問。經典蘊含的經濟學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主張節儉，不刺激消費，否則必導致浪費；主張財富隨取隨用，不單純累積財富，「多藏必厚亡」；政府和市場同是倫理秩序，和諧互補，是「治道之要，貴在不擾」的「中道經濟」；和氣生財，不事競爭，自強不息，「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誠信為本，世代相傳，精益求精；明碼實價，適得其利，不取暴利，得利最大。生財的大道就是做人的大道，經濟的學問就是做人的學問，是經世致用的「外王」事業與內聖的完美統一。經濟資源的特點不是「有限性」和「稀缺性」，而是具有「德行相應性」。市場的真正動力在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在於競爭。「看不見的手」不是市場經濟，而是自然道德倫理，或者叫因果定律。

經濟問題的本質就是道德行為問題，是倫理問題。財富既然是善德的結果，那麼經濟風險的規避，就是一個棄惡揚善的倫理道德行為問題。經濟之道就是道德實踐，就是倫理的施行，就是自然秩序的體現，有一點沒有滿足，經濟運行不會和諧順暢，就會產生動蕩和危機。道德就是一種資本，是繼實物資本、人力資本之後，「經濟學」認識到的第三種「資本」形態。滿足衣食住行「經濟」，是解決身體的物質需求，更高層級的經濟學是救助和解決人類整體的物質和精神問題。

中國本土經濟學，一是具有獨有的「德本財末」、德財相應的經濟觀念。春秋末期曾子在《大學》中明確總結為：「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西方經濟學在衡量「最大化」的時候，用上了財富、收入、盈利、租值和功用五個指標，中國本土的衡量概念是福、祿、壽、喜、財五福，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概念更廣大，更人性，更以人為本，而不是簡單的「商品」堆積。二是具有以「天人本一」為理論基礎的獨特理論體系。三是具有獨立的歷史實踐。中國經濟史印證本土經濟學。二十四史的記載表明，就國家經濟整體觀之，無非一條是因德而興，另一條就是敗德而亡，雖然「金玉滿堂」，但「莫之能守」。經濟的本質是倫理德行的外化，遵守自然倫理，就興旺發達；悖逆自然倫理，就動亂衰亡。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就，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中國本土經濟智慧的結果，而不是聽從西方經濟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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