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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天地會」為何被認為是「造反」組織?

馮翊按|


清代老百姓加入天地會,一開始可並非我們想像中的那樣懷著「反叛」的高尚精神,而是有著各種目的。有的希望撈錢,有的希望打劫富人,有的為了拘捕而尋找庇護港,諸如此類。雖然組織有「反叛」的因素,但並非主流,亦並不為多數時人所認同。


然而在今天,天地會給人們的印象是,「造反」竟成主流,反清復明幾乎成了它的唯一宗旨,人們也想像著全國天地會如一家、一個組織那般存在。

事實並非如此。全國天地會各為其主,各個大大小小不同的獨立組織遍布鄉村、城市,且衍伸出各自不同的儀式、傳統。19世紀以來,天地會的傳統被造反活動利用,造反因素滲透組織,原有的「反叛」因素被放大。


以下文章摘自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科大衛近著《明清社會與禮儀》,其中的一篇文章《19世紀的天地會:一個解釋》對19世紀天地會的演變歷程做了清晰詳盡的闡述。本文摘錄其中一節,原標題是《19世紀的演變》,大標題、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全文字數約5000字,讀完約需5分鐘。


正文|

|18世紀末-19世紀初,很多天地會看起來像是互助組織


審訊者問嚴煙,天地會成員可以得到什麼好處,他答道:


……要入這會的緣故,原為有婚姻喪葬事情,可以資助錢財;與人打架,可以相幫出力;若遇搶劫,一聞同教暗號,便不相犯;將來傳教與人,又可得人酬謝……


1802年,清廷從北京委派高官那彥成前往廣東調查博羅縣的一次起義,描述了牽涉其中的添弟會如下:


添弟會名起源於福建漳泉,粵之惠潮與之接壤,沿習既久,遂成土俗。粵省民人多聚族而居,其客籍寄居者,均系無業游民,性復獷悍,聚黨成群,遂結拜添弟會,遇事互相幫助。會內亦間有本處之人,而系客籍者十之八九。其土著民人因客籍結會,恐被擾害,又因深山耕牛,難得牛隻,被添弟會偷竊,亦各於鄉內糾眾立會,每戶按年派錢,存為公項使用,名之曰牛頭會。兩會之人彼此爭競,積怨構釁,互為仇敵,已非一日。此次歸善、博羅、永安三處滋事,歸善添弟會系陳亞本為首,糾黨數百人,欲搶劫牛頭會村莊,尚未起事,即被……拿獲。


清代「天地會」為何被認為是「造反」組織?



乾隆帝平定台灣林爽文叛亂圖。


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有其他相同模式的例子。在這段時間,很多天地會看來基本上是互助組織,這些組織可以分為兩類:與林爽文叛亂相關的供詞顯示,他的很多被捕的同夥都身在地方上的市場網路之中,嚴煙是賣布的、另一個是賣酒,還有一個是賣吃的,另外還有幾個在廣東的戲班子工作;博羅的組織是另一類,是農村中參與械鬥的多姓氏組織。


秦寶琦駕馭北京的資料十分出色,他整理了嘉慶、道光兩朝(1796—1850)96個天地會組織領袖關於該會宗旨說法的案例,發現其中26個是為了在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15個說希望撈錢,39個想打劫富人,5個為了拒捕或準備反抗,只有11個是想攻打城市、打出自己的旗號以及造反。庄吉發詳細討論了嘉慶、道光兩朝75個案例,其中一些顯然具有反朝廷的意識形態,但到道光末年卻只有幾個積極造反。

從現存檔案中,很難看出這些組織所接受的意識形態與西魯故事中的起源傳說距離是否很大。但我們確實知道,萬提喜與這些組織關係密切。在1806年發現的一個文本中,他名列土地神,並與其他神明和天地會創始人一起成為祈福的對象。在庄吉發所引的幾個例子中,萬提喜的名字均題在靈牌上,並安放在拜會儀式的神壇。據悉,這個傳統在更大的地理區域流布。初時基本上是在福建和與之毗鄰的廣東地區,至嘉慶(1796—1820)初年,廣西、湖南和江西都有天地會的組織。而在廣東,至嘉慶末年,已遍布整個珠江三角洲。


天地會日益與搶劫和走私等犯罪活動扯上關係。但這種關係不一定是證據充分的,例子不一而足。一份備忘錄指控小刀會、三合會和三點會在廣東打家劫舍,地方官員抗議,說這些名稱在廣東聞所未聞,即使結拜也是一種普通的制度。把犯禁的組織與犯罪扯上關係,是清朝官員的慣常做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法律讓官員們對天地會產生偏見。


然而,有頗強的證據證明一些偷運鴉片的組織可能採用了天地會的方式。在道光朝(1821—1850)的材料中著重提到的與天地會活動有關的地理區域,就是從廣東和福建到江西的主要內陸路線,也就是由江西的南安和贛州到福建邵武一帶。福建的太平幫和廣東的長生幫,聯合起來成為紅會。有人看見紅會的會眾在這條路線上用竹籃運鴉片。福建人在鈕門上縛上紅絨線,而廣東人則縛上綠絨線。他們說自己是首領,有兩三萬「兄弟」,讓人想起天地會。一個叫林福茂的,因當首領而被捕,他被指散發紅旗和紅衣。


有些材料也提到天地會可能參與販運私鹽,但卻沒有提供證據。鴉片貿易急速擴展時,可觀的收入可以令這些盤踞在重要貿易路線上的組織變得非常強大。叛亂不是這些材料中的一個要素。而那些終於起來造反的組織與這些走私犯沒有關係,進一步證明叛亂和普通犯罪是兩回事。

|叛亂分子只是在亂事發展開來以後才採用天地會的儀式


李沅發的案例顯示,造反是地方環境逼迫出來的,並不是任何組織的總體傾向。李沅發1849年在湖南新寧發動起義,那裡的天地會組織基本上與地方鬥爭有關。稱為「黑紅會」的組織,在該地已經存在了許多年。1849年,李沅發成立了把子會,其時他33歲,未婚。根據他的供述,那年的雨水破壞了莊稼,結果穀物漲價。但是,有錢人拒絕低價出售,而縣官也沒有要他們這樣做。賑災的糧食不多,而鄉紳也想在豐收時收取高息。李沅發在這個時候招攬成員,並結拜為兄弟。一個晚上,他糾集了300人,進了城,佔領了監獄。到了這個地步,他們除了造反之外,別無選擇。他們迫使很多人入伙,並給每人分派了一塊紅布或藍布作記。據悉,一些與他一起的組織打著寫有萬雲龍(萬提喜的別名)名字的旗幟。天地會被視為策劃造反,但那些叛亂分子只是在亂事發展開來以後才採用天地會的儀式。


儀式的作用在太平天國期間有所改變。廣東和廣西幾近是處於無政府狀態,很多類似李沅發的組織公開打鬥,搶掠鄰村。強大的首領稱為米飯主,理所當然地可以分得到手下搶掠所得的東西。並不是所有這些組織都採用天地會的傳統,從有限的資料看來,儘管這些組織都用上了「堂」字,但是否都非常有組織性,卻並不清楚。



清代「天地會」為何被認為是「造反」組織?



天地會手勢圖。


洪大全該是天地會的首領,但有關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係的傳統史學誇大了他的重要性。由於天地會並不是一個,而是多個獨立的組織,因而不可能由一個單一的首領代表。此外,這些組織與太平天國的關係並不遵循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式。簡又文指出,他們並不與太平軍拜祭同樣的神明,他們有不同的標準和政治信念。有些組織依附了太平軍,而別說羅大綱,洪大全的組織也一定被完全吸納到太平天國。然而,很多其他的組織都沒有加入,有些則仍然建立其天地會王國。不過,大多數並沒有超出它們的地方格局。


廣西的地方傳說提到寧入太平軍不入天地會的理由,其中說三合會是盜賊,但拜上帝的人則是公平的,不搶當地人;又說加入三合會須付錢,但加入拜上帝會則天須。還有,拜上帝會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個男性形象;而三合會拜的則是「母親」,是個女性,而上帝看來一定較強。這最後一點顯然歪曲了天地會的傳統,但卻代表了對待不同信仰的態度。


這些故事表明,民眾在困難時期是有選擇的。廣東秘密社會成員在兩廣總督衙門的供詞(現存放在倫敦的公共檔案館)顯示,拜會儀式實際上是用作招募的方法。上面討論過的案例四就是這樣的供詞,但是,儀式的作用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更為清楚,這些例子出自1853年廣東附近一個叫陳洸瀧的人的組織。


陳洸瀧一直在李村外面賣白鴿。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發動了一次起義,林敬聯參與其事,但不過在前一天才參加了拜會儀式,而且陳洸瀧並不在場。參加儀式的人在二十一日與陳洸瀧會合,儀式中的「母舅」充當「先鋒」,「老母」充當元帥。林敬聯負責指揮一支隊伍,他顯然誇大了這支隊伍的人數,但他每天獲發一筆錢作伙食。林亞聚,六十歲,在陳洸瀧的一隊里,負責拜祭廟宇,他參加了七月十五日的拜會儀式。林敬聯和林亞聚的組織都是在洪順堂的旗幟下建立的。據林亞聚所述,附近的鄉村在閏七月給義軍送燒豬和其他東西。陳洸瀧和他的一些手下在第一次拜會儀式之後,幾乎馬上到了鄉紳高長年的家,逼他參加拜會儀式,而陳洸瀧在儀式中看來不過是個旁觀者。高長年被迫付給陳洸瀧幾千兩銀子,但他只能用他的當鋪作抵償,陳洸瀧以折扣出售他的貨品。高長年在第一次給官員審問時承認參加過拜會儀式,其後又否認了。他的獲罪顯然是因為他參加過儀式,而那可能就是義軍的其中一個目的。


陳洸瀧的組織在他十二月逝世之前,曾與官軍交戰多次。組織成員向他燒香,讓他的家人把他的財物搬到附近的一個村子,並且接受他的一個族人當首領。同時,官員則下令毀他的祖墳,而當附近的村民這樣做的時候,林姓的人——顯然與陳洸瀧有關係——來到,與他們動起手來。林亞聚和林敬聯在打鬥期間被捕。如果其他叛亂組織與陳洸瀧的在組織方式上相同,那麼它們看來便是天地會拜會儀式上所募集的一些小組織的集合。必須注意這個募集所含有的強烈宗教意味:拜會儀式所建立的同志關係,凌駕於宗族和鄉村關係之上。


只有在太平天國時期,天地會的傳統才首次廣泛被公開的造反活動採納


只有在太平天國時期,天地會的傳統才首次廣泛被公開的造反活動採納。這個時期廣東的大多數造反組織都是細小而零散的,現在除了在正式的官方文件內,已經沒有可能逐一追溯它們的歷史。但是,19世紀以後粵劇戲班仍持續不斷流傳的故事顯示,其中一些組織的影響是久遠的。演員李文茂造反成了粵劇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李文茂的造反牽連到粵劇公會佛山瓊花會。佛山是個戲班中心,因為戲班從那裡乘「紅船」出發,前往珠江三角洲各個鄉村演出。這種做法遠在太平天國之前已經確立。李文茂在1853年造反,其時佛山船家陳開已經造反。根據戲班的傳說,李文茂和他的不少手下都是演員,他們在佛山的幾個月都是身穿明服,即戲班的標準服式。李文茂與陳洸瀧會師,但旋遭官軍擊敗,避走廣西,在那裡建立大成國。義軍在廣西佔領了多個縣,直至1858年被官軍窮追猛打。李文茂逝世,組織潰散,一些手下加入了太平軍。



清代「天地會」為何被認為是「造反」組織?



洪門。


與天地會相關的西魯故事,記錄在1811年廣西發現的小冊子中,顯然早於李文茂造反。因此,粵劇傳統與天地會傳統之間的相似,不是由於共同的根源,便是由於粵劇把人家的傳統借用過來。例如,紅船分為「天船」和「地船」,與天地會相對應,而這可以說就是基於以「天」和「地」命名的常例。細看共同的根源方面,西魯故事裡的僧人是少林和尚,而在粵劇傳統中,戲台上的武功也是由少林武功而來。粵劇傳統在追述康熙火燒少林寺的時候,把清政府在厲行鎮壓時破壞佛山,當作「火燒瓊花會」。不但天地會成了粵劇傳統的一部分,粵劇傳統也暗地裡滲進了天地會。新人在拜會儀式上被問到他們象徵性地乘坐來參加儀式的是什麼船,而他們須說出船上供奉的神明:船頭供奉的是華光,船尾的是天后,船艙的是關帝。眾所周知,華光是戲行之神,天后是水上人之神,而關帝則是合道與義的武聖。這個部分的提問未見於1811年的小冊子,而這正可能是由於粵劇傳統融進了天地會的傳統。


太平天國之後,天地會在廣東、廣西和福建農村地區的影響,似乎又恢復到了嘉慶、道光時期那樣。但是,在這些省份的農村以外,其影響則是一個謎。我們必須把貿易路線的變遷、沿海城市的發展,以及移民情況考慮在內。天地會傳統成了一種有用的組織工具,只是那些組織的意圖改變了。


根據張之洞的回憶,以及其他材料的確證,後太平天國時期天地會在廣東、廣西的活動範圍,是由惠州府到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特別是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也有天地會的零散材料。由於汽船的出現,沿海交通取代了內陸貿易路線,通往江西和湖南的路線已不再重要,而貿易中心也轉移到了廣州、香港、廈門和上海等沿海城市。不斷有組織與地方械鬥和搶掠有關,不斷有人因謀反而被捕,海南島的一份材料說明天地會的職稱是「大佬」「二佬」「紅棍」「櫃匙」「草鞋」等,可與舒勒格稍早於這個時期之前不久在東南亞收集到的材料互相參證。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1902年的洪全福,公然造反一如以往絕非這些組織的目的。然而,到1902年,海外的「秘密社會」逐漸開始有興趣支持革命或無政府團體。


|天地會傳統,可能是在福建和鄰近的廣東的幾個府的微弱開端發展起來的


天地會的傳統在海外華僑中間佔主導地位,對於國內的組織也必定有影響,只是具體的證據至今還不多。眾所周知,移民到東南亞、美洲和澳洲的華人,在19世紀急速增加。尤其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由於當地的影響,天地會的成員和組織也必定發展至一個國內也難以完全了解的地步。不過,我們也不可把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天地會視為完全是後太平天國的發展。這些組織在1825年首次被發現的時候,據稱已經存在了二十年。1853年在廈門起事的小刀會似乎是由一個從新加坡返國的本地人創立的。香港的地方傳統也聲稱,香港的黑社會在1900年之前是由一個從東南亞回來的潮州人帶領的。洪全福顯然是在香港通過強大的海外關係獲得資助,而這些海外關係了解秘密社會的活動。海外華人既與祖國保持著強大的聯繫,倘說他們沒有其他的接觸,那是難以想像的。


天地會也擴展至中國其他地方。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853年在上海的起事基本上是由廣東人組成的小刀會。我們必定會同意哥老會不是天地會的直接延伸,但哥老會的山堂(一種入會儀式)、憑證和旗幟卻比較近似天地會的傳統,反而不像太平天國前的檔案中常有提及的嘓嚕或白蓮教這兩個被認為是哥老會前身的組織。但我們不能肯定大運河的青幫是否有類似的組織模式,而這方面可以啟發更多的思考。


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特有的起源傳說和一套暗語為特徵的天地會傳統,可能是在福建和鄰近的廣東的幾個府的微弱開端發展起來,影響到廣大的地理區域。在這期間,尤其因為在太平天國之時,天地會的傳統為地方組織所接納,因而其信條中的造反因素也加深了。不過,採用這些信條的組織卻不一定與造反活動有關。



清代「天地會」為何被認為是「造反」組織?



《明清社會與禮儀》科大衛/著 曾憲冠/譯 李子歸、陳博翼/校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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