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在大陸：追求「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摘要]殷海光情感和理智之間的矛盾終於被雙方內心執著的愛和密集通信交流所化解；而岳父大人那道屏障，則在時勢演變之下，也不復存在。

思想家殷海光的文集，在內地已經出版過規模大小不一的五六個版本了，他對真理的熱情追求，對自由、民主、理性、仁愛的執著，已經為讀者熟知，其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性關係認識上的自我反省也啟導人們加深思考。也許可以說，世間對於殷海光思想的了解，更勝於對於殷海光人生的了解。殷海光知命之年離逝，前30年在大陸生活，後20年在台灣。就思想家的角色而言，在台灣的20年是收穫期，知名度高，社會對其遭遇關注較多，留下的史跡較為豐富，成為傳記家的主要材料；而前30年，則處在「思想過程」成長之中，尚未足具「思想人物」之資，史家對其了解的難度較大。目前兩岸已問世的傳記，對於早年殷海光在大陸的生活，大多語焉不詳，或推斷意味較重。近年台大出版中心推出的新版《殷海光全集》，收入殷海光之女文麗編錄的《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為讀者了解這一段秘辛，提供了珍貴的可靠文獻依據。書信錄上起殷夏結識的1945年11月4日夏君璐在重慶認識殷海光後留下的一篇日記，下迄1955年6月8日殷海光在美國訪學時寫的最後一封信，時間跨度約10年，其中約4年是在大陸的時期。

戀愛：情竇「晚開」 一見鍾情

這部書信錄實際上是殷海光與夏君璐之間的情書集成，最集中的主題理所當然是一個「情」字。殷海光在大陸生活的最後4年，是他萌發愛情、生長愛情、走向收穫愛情的過程。殷海光思想外向性顯著，情感上卻相當內斂，在遇到夏君璐之前，幾無「兒女情長」之經歷。「在昆明的時候，常常一個人郊遊，爬山，徘徊阡陌之間，並不感到寂寞，那時，雖然是一個孤零的遊子，可是每逢佳節，也無所感觸。我只知道玩、讀書、思想、辯論。」（1948-2-8殷函）西南聯大的六年，殷海光獨享著性靈的超脫與自由，惟一的一點「交際之成績」是曾接到過一位女生的信件（1948-2-19殷函）。直到與夏君璐相識和相互傾慕兩年多，仍羞於說出一個「愛」字。在通信中，說「愛」的地方用的竟是省略號，如：「但願我一直能……下去。可是，我又怕想這個字。因為，他也能使人痛苦的。」（1947-12-24殷函）殷海光情竇的「晚開」，可能與他少時家庭環境有關，「自從幼小，家道中落，我沒有得到什麼人間的溫暖。」因「惡劣的環境和冷酷的親人」而「形成孤僻的性格，常常一天說不上十句話。」（1947-11-28殷函）心理學證實，欠和諧家庭長大的人，在情感表達上的確不容易很自然。

也許是天作之合，他們於1945年10月（1948-2-2夏函）不期然而然地相遇了，相愛了，愛得純潔而神聖。殷海光在聯大清華哲學研究所未畢業，響應政府徵召參加了青年軍，遠赴印度訓練，但沒有來得及上戰場日本就投降了。他決定不再返回學校拿學位，一路顛沛到陪都找工作，落腳在有著男子性格的聯大女同鄉夏君賢家裡，君璐正是君賢的小妹。君璐時年豆蔻，讀著中學，為這位身著土黃色卡其布軍裝、腳穿咯咯作響的美國軍靴、舉止桀驁不拘、眼睛炯炯發亮、說話有條有理的大學生所折服，殷海光也深受這位聖潔、溫柔、善良的小妹「那滿涵熱情的眼睛」之感動，「不知怎的，情感爬進各人的心裡」（1948-2-8殷函）。他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演繹文學家筆下一見鍾情的故事。

所謂自己的方式，便是筆墨傳情，頻率極高的情書往來。尤其夏君璐就讀武漢聖希里達女子中學，而殷海光卻在南京做事之時，幾乎每周都有通信，有時一周數次，有時發出雖為一封信，卻是好幾天的「連續劇」。他們的通信是秘密的，有幾次殷海光化名「吳琦寄」，被夏君璐的細心同學發現了，竟給他取了一個「無奇不有」的綽號。大體來說，夏君璐信中表達心情為多，而殷海光的文字則常講最近的工作情況和感受，有時也就「兒女情長」發表一番議論。殷海光的戀愛觀是傳統的，在1947年11月29日的信中，他說：

您不知是否知道，在男女交往上，我是一個守舊而頑固的分子。我愛西洋的學術思想，我愛希臘時代美的故事，我更憧憬中國古往的傳說。我痛恨美國人現在的作風。[……]我對於探求真理和努力事業是相當勇敢的，可是在這一類的事上，卻十分怯懦。對於現在這些情感泛若流水的人物，我早已是「敬而遠之」。讓她們、他們，去「現代化」吧！我守我的舊。您呢？在我的頭腦中，漸漸變成傳奇式的人物，使我嚮往，使我崇敬，也使我矜哀。但願永遠如此吧！

不僅戀愛顯得「守舊」，對女性的審美觀也很保守。他1947年7月26日信中說：

時勢我懶得和您談，您小女孩一個，無需知道什麼時勢，[……]我是滿頭腦的頑固保守思想，我以為中國古代女子不儘是壞的，她們有許多美德。現在這一般女子，學外洋奢侈和浪費是夠的，外洋的本領卻沒有。我母親那一輩女子的好處她們一點沒有，我比較喜歡她們。這些話不該對您談的，至少不應該把這些沒趣的觀念放在腦子裡。寫溜了手，就此打住吧！

殷海光的戀愛道路大致平坦，卻與常人一樣也有挫折和誤解。他們的阻力內外皆有。外部主要來自夏君璐家人的反對。夏君璐父親即國防部的夏聲將軍，他雖欣賞殷海光的人品學識和他的有思想、有志氣，卻並不願意自己的愛女嫁給他，因為「海光性格孤僻，不易相處，過於憂國憂民，憤世嫉俗，感情走極端」（書信錄夏君璐序），而且君璐還是中學生，兩人年齡相差十歲之大。為了阻止二人相好，戰後複員時特意將她安排在武昌就學，使他們難得有見面的機會。內部的「阻力」則來自殷海光自身的「理智」：越是愛她，越不願意傷害她，不願意因為他而讓她受到家人的責難。「我崇尚理智，我總是用理智之閘把感情之水關住，尤其在我覺得雖然是好可是卻不應該的時候」（1948-2-19殷函）。愛在內心裡瘋長，卻在理智里被壓制，他很長時間「一直為這淡淡地、淡淡地憂鬱著，而無以自脫。」（1947-11-28殷函）

殷海光情感和理智之間的矛盾終於被雙方內心執著的愛和密集通信交流所化解；而岳父大人那道屏障，則在時勢演變之下，也不復存在。1949年1月28日殷海光離開南京，受中央日報社之派去台北創辦台灣版，為報社全面撤退做準備。行前他寫信勸說已中學畢業的夏君璐「慢慢設法來台」投考台灣大學，「第一步向湖南移動，第二步去廣州，第三步來台」（1949-1-29），到台灣後又寄去川資。夏父意識到以後可能無法保護愛女，又看到海光的真心和細心，加之其他子女已到台灣（後又返回），終於決定放行。到廣州後，父母倆人親送愛女登上擁擠不堪的渡海輪船，從此夏君璐的人生完全與殷海光連在了一起。6月3日他們在台北相聚，這個見面的日子，也成為他們每年慶祝的紀念日。他們很少過舊年老節，「六三」節和「五四」節，一私一公，是他們最重要的節日。1949年8月，殷海光離開中央日報到台灣大學任教，君璐也考入台灣大學農化系，1953年君璐大學畢業，與海光結為連理，有情人終成眷屬。

人們常說，文學家主情，哲學家主理。言外之意，主情者浪漫，主理者死板。哲學家的愛情很多是不圓滿的。胡適的愛情造成韋蓮司的終身不嫁，金岳霖的愛情導致自己終身不娶，從這個角度說，殷海光是一個愛情的成功者。殷海光去台灣之後，由於政治上與國民黨分手，並以思想言論獲罪國民黨當局，沒有能在物質上為夏君璐帶來優裕的生活，精神上也常常連累愛妻發生恐懼和憤怒，但他們相濡以沫，休戚與共，直到1969年殷海光去世。

事業：從賣文為生到兼任中央日報主筆和金陵大學副教授

書信錄也記錄了殷海光在大陸最後幾年的人生事業和思想狀況，包括他名字的變化。殷海光本名福生，卻以海光知世，他何時開始更名，一直沒有被弄清楚。多數學者認為是筆名，確切時間不得而知。在書信錄中，夏君璐在1948年12月25日的信中明確說：「我記得你著的一本書上面寫的筆名是兀英，你為什麼要取兀英呢？說起名字又有些事，在重慶黃桷埡時，我曾對你說過你福生這名字不好聽，爸爸也這般說。後來你就改了海光，……」這就提示「殷海光」其實是為愛而「生」。（而署名「兀英」的書，也提供了進一步挖掘殷海光著作的一個線索）也就是說，這個名字是1945年秋天到重慶後，因為夏家父女意見的刺激而取的。

殷海光在夏家住居僅一周，就搬到獨立出版社，進行一些政論寫作。出版《光明前之黑暗》外，他還有一些文章在報刊發表，和一些小冊子在社會散發。1946年春國民政府複員南京（5月1日發布還都令，但4月已開始人員遷移），殷海光尚不屬於政府工作人員，直到9月28日方登東下之舟，10月23日到達南京。這個時間和過程，書信錄都留下確切的記錄。到南京後，因為他的文筆犀利雄辯，很多人「拉」他，但相當一段時間還是賣文為生，與一位溫姓人士合作，一個負責寫，一個負責聯繫各報刊。夏君璐信中這樣調侃他們：「我非常奇怪你同那位溫先生是如何合作一篇文章。依我的相像，你坐在桌子旁寫著，他站在你的身後，當你寫完了一句或一段，你便抬起頭望望他，他便點點頭，於是你又繼續寫下去，對嗎？」（1947-4-9夏函）賣文生活自然不穩定，有時能夠大打牙祭，有時卻窮得發信的「資本」都成問題。

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1947年7月下旬，他被中央日報聘為主筆（7月26日殷函。此前殷海光已有文章在該報發表，任主筆後開始代表報社寫社論）處境才大為改觀。他當時的心情是：「咱雖然是做什麼『主筆』，指導堂堂中央日報，但我非常厭談時事。因為時事是反覆無常的。我愛念點邏輯、哲學、歷史——明古今興亡」（1947-8-7殷函）；「我現在雖然是主筆，但不像一般作了較高事體的人一樣。我每天照常念書，求上進。」（8-17殷函）；「我被列入較高的社會地位，被『達官要人』捧著，目為『青年理論家』。目前，我獨住一間大房子，這在南京是很少有的。屋子裡陳設華貴。有地毯，有玻璃櫃，有台櫃，有沙發，……照說，我應該安於現狀，應該滿足的。然而，我的內心很寂寞。別人的歌頌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10-13殷函）；「別人處在我現在的位置，具有我這樣的『聲勢』，一定會拿著一紙名片到處活動。然而我卻成天關在屋子裡；或者，你可以想像得到，到寧靜的林中散步，看落日。這樣的天性，與我的職業多麼地不調和啊！」（11-14殷函）。

殷海光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主筆的顯要地位，時年不足30歲。這是一個最容易被物慾蒙蔽而失去自我的年齡，但殷海光個性獨特。他常常想到「遠方某某大學去教書」，一個偶然機會真的成全了他。1947年11月27日殷海光受邀參加金陵大學文學院長家進行的一個小型哲學沙龍，他精彩的才辯和謹嚴的態度博得全體關注，院長當即表示新學期聘請其任課。（11-28殷函）新學期開學，果然請了。殷海光感覺自己天生是個教書人，縱無教學經驗，卻「一上台就好，很受學生歡迎，我初去的時候是講師名義，不到兩個月就升為副教授，離著教授只有一級了。這是破天荒的事啊！」（1948-4-14殷函）接著第二個學期，又由兼任轉為專任副教授。（1948-10-16殷函）有學者曾經懷疑過殷海光在金陵大學兼職何以有副教授職銜，這裡明確給出了答案。

殷海光覺得教書符合他的性情，想慢慢擺脫中央日報的事，「專心教書，做個教授以終老」；可是他在中央日報寫的大文章卻屢屢為他賺取更大的榮譽。其中1947年12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引起極大影響，多家報紙轉載，社會人士廣泛關注，也驚動最高層的蔣介石。中央日報社開聯席會議任命殷海光做「主任主筆」，除了寫文章還要「管事」——管其他幾位年資均在他之上的主筆。蔣介石點名召見他，雖然這一召見因為殷海光看不慣蔣的「裝模作樣」不歡而散，卻沒有改變「達官要人」們殷勤的稱讚和恭維。接著有人表示願意出資辦一個《青年雜誌》，請殷海光做主編。殷海光做了金陵大學專任副教授後，數度向中央日報辭職，均不獲允。（1948-10-16殷函）

就這樣，一邊做中央日報主任主筆，一邊做金陵大學副教授，青年殷海光在大陸渡過了最後的一年。1949年2月3日，殷海光離開上海到台北，便再也沒有回大陸。

思想：以「一顆單純的愛國心」追求「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大陸時期殷海光的思想狀況，學界有不少討論，主要聚焦在他思想的屬性上，有的認為當時的殷海光有法西斯傾向，有的認為殷海光已經是自由主義者了。書信錄中在這些方面也呈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所謂法西斯傾向，是說有些像納粹黨人那樣崇拜領袖，強調服從，以國家為至上價值，絕對排斥和無情攻擊與黨國思想不同調的人。殷海光在信中坦誠他確有進攻性，將富於攻擊能力看做自己的「優點」（1948-9-18殷函），且曾自我欣賞他對「不愛國」的大公報（被《中央日報》視為敵對勢力）主編王芸生的抨擊：

我主持中央日報筆政以後，決定打擊許多不愛國的言論之計劃。最近我寫了兩篇文章批評王雲生（你知道此人否？大公報主筆，新聞界前輩，馳名全國的呀！）詞鋒銳利，他無以自容，不敢正面和咱們衝突。他託人持一親筆信向中宣部長李惟果講情（李部長是我們社論會主持人），說：「殷海光何必這樣與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共黨。」果然，現在大公報的言論自此以後態度好的多了！（李部長說：「殷海光有殷海光的言論自由，你王雲生有王雲生的言論自由，可以互相辯論好了。」我聽了呵呵大笑哩！因為如果再一辯論，准叫他打敗仗的！）——書信集95頁，無日期，根據內容應在1947年10月下旬。

夏君璐提醒他「不過請你不要過分，被打擊的滋味是不會好受」（1947-11-3夏函），殷海光卻說「為了政治理由，我當然常給對方銳利的劍。但是，在可寬容的時候，我總想著要寬容的。被打擊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自己也應防著被打擊的。」（1947-11-8殷函）這種戰鬥性在這家黨國最高機關報發揮得得心應手，上文提到的引起領袖召見的大文章（根據多種線索推斷，應為1947年12月14日發表於中央日報的《國家分裂主義：民族失敗主義者的方略》），也是激烈抨擊一些主張地方均權論的社會人士的。這些言論的基調，確實也體現了國家至上的精神。而崇拜領袖也有事證。1947年3月3日夏君璐信中說：

一個人當然是要愛護他的國家，而要為他的國家效勞。但是我老是覺得你太為國民黨，（我首先請你原諒，因為我太不會說話，以愛消去這些能使你生氣的）你有時太偏袒了。我看見你作的一篇讚揚蔣主席的文章，我真是不喜歡。

形式上看，當時的殷海光確實與法西斯氣質的幾個特徵有暗合之處。但在書信中也反映出來殷海光與法西斯氣質相對立的另外一些特徵。例如他反覆嘆息自己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性情：

我的天性不喜歡worldly affairs。我愛雲、樹、山、海和潺潺的流泉，可是，為了這點愛國心，我現在卻走上了自己所不喜歡走的道路。希望將來回到自然的懷抱里來，同白鴿、兔、貓、羊，……做朋友，或者在河邊森林裡躺下！——1946年9月18日殷海光致夏君璐

「假如您將來經營一個小農場，我願意充當您名下一個園丁。真的，真的，真的。我追求真，善，美；我愛自然，為了這些，我什麼都可以放棄。」（1947-5-15）「如果天下太平，鄉居實在比城居好」（1947-8-17第一封）「我愛自由，愛自然，愛流水，愛我所愛的人。」（1947-10-3）

「我願意像只蝴蝶在花間亂飛，我願意像只小鹿在林間賓士。然而，卻不能。這並不是由於利慾驅使我，而是由於一顆單純的愛國心。國家是這樣危險，這樣亂，年輕人怎可置身事外呢？如果自認為看的清楚、見得對，就應該大聲疾呼的，您說對不對呢？」（1948-2-8）

這些自白顯示的正是一些學者說的「自由主義」（實為自由意志，並非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主義）——心靈的自由自得、生活的自由自在。這種獨往獨來的個性，即使在最高領袖接見之時，也無所隱：「某人要找我去談話。星期三（17日）去了，在別人也許會受寵若驚。我呢？回來之後，心緒抑鬱。[……]我在那裡看見許多所謂部長之流的那一股卑躬折節的樣子，我真看不慣。告訴你，我的……，我不曾像他們那樣，我是一個大丈夫，我很自然地昂然進入，全無懼色！」（1947-12-18殷函）殷海光本來抱著盡國民的責任，說點「一般大官不敢說的」真話的心態去見蔣（12-16殷函），但看到蔣的「裝模作樣」，便乾脆「淡漠的沉默」了。這些說法和行止在任何意義上與法西斯都風馬牛不相及。

如何理解這種矛盾？關鍵可能在他對於國家形勢的評估上。他反覆說到「愛國心」、「如果天下太平」、「國家是這樣危險，這樣亂」，這個條件陳述，正可以說明他對於自己介入時政論述的無可奈何。「我希望國家太平，俄國人自己不侵略中國，也不嗾使他們的助手來破壞我們的家園，無需我們操心國事了。那時，我希望有個賢淑的……，有一個好的小家庭，有一兩個『小土匪』，著一兩本有學術價值的書，種種花，栽栽菜，做個教授以終老。」（1947-12-18殷函）擔心中國被俄國及「他們的助手」侵奪，是殷海光最大的心病。在夏君璐的記憶中，從一見到殷海光，就常常聽到他說擔憂國事，有時甚至說想跳入嘉陵江。（1948-2-13夏函）他寫了一本又一本的「又是分析C.P.的」（1947-8-17第二封）書，做了一篇又一篇支持政府立場的文章，乃至於連心愛的人都覺得「太為國民黨」。

其實殷海光的支持政府與偏袒國民黨還是有區別的。殷海光給軍人演講，公開說要「集合新力量，集合新團體」（1947-3-3夏函），表明對國民黨是不滿的。身為中央日報主筆，而竟對國民黨懷有不滿，今人看來也許不可思議，但卻是當時情境下的事實。當夏君璐對可惡的一切十分討厭，希望父親從政府退休，殷海光則認為「你對於現狀的反映，正如每個有正義感的人是一樣的。可是，如果每一個好些的人都退出政府，豈不是更壞？」（1947-10-3殷函）決定國家命運的三大戰役打響後，面對國民黨人心喪盡，殷海光寫了一篇《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文章處處指摘蔣某，龍顏大怒。然而，卻是天下大悅。這篇文章，京滬各大報轉載，台灣也轉載，連我們的敵人大公報也轉載起來。蔣氏看見眾怒難犯，把我也沒辦法。這幾天，我到一處，就有人向我豎大拇指，我感到愉快而光榮。」（1948-11-9殷函）這段史料也說明，當時即使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也並不是唯「中央」馬首是瞻的，有時竟能冒龍顏之大不韙。

《趕快收拾人心》一文的重點是要國民黨整治腐敗，改善民生，挽回民意。但遠水近火，緩不濟急，這一願望無從實現，國民黨方面戰局也每況愈下。1948年底，解放軍直指都門，京滬一帶，人心浮動已極，達官貴人紛紛外逃。殷海光本沒有逃亡的打算，「我的想法與一般人不同，根據我的觀察，如果南京失了，整個國家就亡了。逃到別處至多多活幾個月。所以我們應該竭盡一切力量保衛長江以南。假如萬一有問題，我已準備參加游擊隊伍，[……]我要忠於我的信仰，忠於民族，忠於自由，[……]如果天不亡中國，吾人能保住從西北到西南一帶半月形的山地，再取得美國的支援，未嘗不能打出來，復興國家。那時，惡人和壞人一起消亡，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出現。」（1948-12-31殷函）在他當時的意識里，敵方固然是「惡人」，國民黨也是「壞人」，都是應該在國家的涅槃中同歸於盡的。不過，儘管如此，他還是要挽救這個「政府」，使不「亡國」。

這樣看起來，殷海光在大陸時期的政治思想，並不能說就是法西斯主義，也很難說有明確的自由主義，雖然他用了一個當時流行於各界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目標術語。如果一定要用一個「主義」來描述，就是「愛國主義」，但又非完全無內容的廉價愛國主義：他要的是國家的統一和獨立，社會的發展和民生的改善，以及在此條件下每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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