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勝利80周年： 「整個國家走上征途」

文｜周渝

眾所周知，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導致了紅軍的長征，但紅軍長征卻不是一場毫無準備的倉促行動。中共中央對這場戰略轉移的計劃，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5月。廣昌失守後，蘇區領導層已意識到形勢惡化，5月14日，各地紅軍紛紛接到通知，要求在7月前招募新兵5萬名。那時候，每天都傳來「做好準備，明天行動」的命令，動員工作也十分高效。據統計，到了6月底，實際完成人數達62269名，超額完成原定任務。

徵召了新兵，軍備自然也不能少。為了有足夠的彈藥，蘇區政府一方面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動員蘇區的人們將銅、鐵等金屬以及撿到的子彈或子彈殼賣給政府，作為武器原材料使用。據師永剛、劉瓊雄編著的《紅軍》一書記載，「從6月到8月的三個月間，共收到銅8.2萬斤，子彈殼1.82萬斤、子彈14萬發」。與此同時，蘇區群眾收集到被毯2萬床，棉花8.6萬斤，草鞋20萬雙，米袋10萬條。那一段時間，蘇區所有的兵工廠和被服廠都在加班加點突擊生產。為了保證軍費，中央財政部突擊籌款150萬元，過去保存的「秘密金庫」的儲備金也全部取出。

中華蘇維埃政府向蘇區群眾打的借條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打仗有傷亡，藥品必不可少。為此，中央外貿總局在長征前的兩個月突擊採購了價值10萬元的中西藥品。至於糧食，那更是軍隊的生命線所在。為籌備糧草，紅軍對蘇區各地幾乎是全民動員，將秋季收穫的糧食首先供應給紅軍。這次籌糧的效率也非常之高，以福建的長汀、汀東、兆征三縣為例，原計劃借谷59000擔，但後來實際完成借谷任務67717擔，比原計劃超額完成8000餘擔。據1934年9月8日《紅色中華》報道：「福建勝利完成了借谷運動，完成75000餘擔。」籌糧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紅軍出發時，每人可以攜帶10天的口糧。

需要轉移的還有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各種機構與物資。紅軍里有一支名為「中央教導師」部隊專門負責保衛中央機關重要物資。為了讓這些機構和重要物資能夠順利轉移到下一個點，蘇區中央從周邊農村徵調了5000名農夫組成運輸隊，準備隨軍行動。運輸隊責任重大——蘇區銀行有印刷機、紙幣鐫版；軍工廠里有造子彈的機器、重新裝填空彈壓床；醫院有X光機，政府有滿載文件資料的箱子……此外還有紅軍儲備的銀圓、金條、大米、藥品、備用的槍炮、收發報機、電話設備、大卷的電話線等等。這些物資都將由運輸隊的民夫挑起，轉移到下一個誰也不知道的目的地。

長征途中的老照片

「就像大搬家一樣。」毛澤東後來用嘲諷的口吻形容這次轉移。實際上，後來很多紅軍將領對這種「大搬家」式的轉移都頗有怨言，首先紅軍撤離蘇區的命令本就來得突然，很多人都還沒來得及做準備就要出發，還要背負這麼多東西，無疑大大增加行軍的難度。其次，紅軍突破層層封鎖線，轉戰南北，這些東西很難完好保存下來，只能在戰鬥和行軍中不斷被遺棄，到了四渡赤水時，攜帶的大多數物資不得不被扔掉，沒能順利運達陝北。今天的錢幣收藏圈還流傳著一段相關趣聞，據說當時蘇區有兩台很好的鑄幣機，其中一台隨紅軍長征被帶走，另一台則留在蘇區。結果被帶走那一台沒能保存下來，反而是留下的一台鑄幣機被國民黨軍繳獲，落到何應欽手裡，留存了下來。到了20世紀60年代，已經撤退到台灣的何應欽閑來無事，便用這台鑄幣機壓了許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錢幣出來。錢幣收藏圈有人認為，今天市面上流傳的蘇區硬幣大都不是當年蘇區時代的東西，而是何應欽在台灣「自製」的。

長徵到達陝北時的周恩來

到了10月，中央獲知蔣介石將實施「鐵桶計劃」，不得不提前發起轉移。但由於當時紅軍各部皆處於國民黨軍的分割、包圍之中，故而導致紅軍各部舉行長征的出發時間、地點以及路線都大不相同。我們常說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主要是指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從1934年10月7日開始，中央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分別從福建江西興國、石城和福建長汀撤出防禦，10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由江西瑞金出發，各部向於都集結。1934年10月16日夜，中央紅軍主力抵達於都河畔，乘著夜幕，在605米寬的河面上，以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橋，擠擠挨挨的人影一個接一個往前走。時任紅軍前二醫務所衛生班長鍾明回憶當時的場景說：

人太多了，我們當夜抵達，排到凌晨才過河，一長溜、一長溜的隊伍，全都不認識。

「整個國家走上征途。」美國記者斯諾在報道中用這句頗帶浪漫色彩的話描述紅軍長征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