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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貽芳再談大型對撞機: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一項政治決定

王貽芳再談大型對撞機: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一項政治決定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教授近照。來源:王貽芳教授

編者按:


自2012年項目發起至今,關於「中國是否應該建造大型對撞機」的爭論就從未停歇,並逐漸從科學界內部擴散至公共空間,引發媒體的廣泛關注。值得一提的是,自項目發起以來,科學界內部迄今並未達成共識,偶有反對的聲音卻未見漣漪。


直至今年9月4日,知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在《知識分子》發表文章,稱「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首次公開了科學界內的不同聲音,徹底引燃了大討論。前有知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等通過媒體發聲,表達支持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的態度,後有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貽芳所長就楊振寧意見撰文針鋒相對,隨後在美32位物理學者聯名支持中國建造「希格斯工廠」,由此創下中國科學史上針對重大科學問題第一次公開、公平、公正討論的記錄。


《知識分子》堅持理性、保持公平,及時刊登了雙方的意見,並就此爭論向物理學界內部多位重要人士徵詢意見,持續關注這一重大問題的發展走向,以期向公眾和決策者傳遞學界的專業判斷,記錄正在進行的科學的歷史。

撰文 | 呂浩然、徐可


責編 | 李曉明

2012年至今,中國科學界,特別是在物理學界,一個預算數百億、最終或達上千億元的大型項目的立項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支持方和反對方皆有諾獎得主站邊。爭議原僅限於物理學界內部,但較少公開。而爭議的主題則是——中國是否應該建造大型對撞機。


科學從不避諱爭議與質疑,各種意見「針鋒相對」才能得到充分交流。然而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面對投資如此龐大的一個大型科學裝置,在較早之前,媒體所做報道卻幾乎呈現「一邊倒」的態勢,罕有質疑的聲音,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楊振寧先生授權《知識分子》發表其反對今天的中國建造對撞機的文章。


《知識分子》就對撞機的爭議採訪了中國物理學界數位重要科學家(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被採訪對象要求做匿名處理),他們均表明該項目在學界存在較大爭議,但同時認為公眾有知情權,面對大型對撞機項目這一規劃資金最高、建成之後或將成為中國第一的大科學裝置,公眾應該了解意見具有分歧的事實,也應知悉關於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的爭議所在。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中科院院士王貽芳是這一巨大爭議的主角。事情最早源於2012年,王貽芳等多位科學家提議在中國投資建設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和質子-質子對撞機(SPPC),希望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物理實驗裝置,表示「中國發起的國際大科學工程能成為地方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支柱、國際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人才引進和培養基地、國際化的科研體制建設,提升科技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


CEPC-SPPC項目在很多方面都是驚人的。一方面,相較於目前世界最大的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HC),CEPC-SPPC的能量將至少是LHC的7倍,對撞機周長可達100公里;另一方面,建造費用也將達到250-400億元,成為中國耗資最多的大型科學裝置。


中科院高能所曾多次組織會議研討該項目的可行性方案,並建成專題網站,支持建設、論證項目的學術活動,相關的新聞報道頻頻可見。然而,《知識分子》在求證過程中發現,來自學界內部反對者的聲音一直都存在,不過爭議的聲音長期沒有得到媒體關注,也未被公眾知悉。


反方:中國牽頭大型對撞機失大於得


在《知識分子》求證的過程中,有關科學目標、耗資、歷史等爭議焦點被屢次提及。受訪專家給出的回答幾乎呈現了「另一邊倒」的態勢,對於中國牽頭建設大型對撞機的態度也較支持者更加直白。

絕大多數專家首先肯定了推廣、研究基礎物理的意義,也肯定了粒子物理對於人類認識世界的意義,但就大型對撞機項目落戶中國卻持有不同的看法,反對者對於大型對撞機項目的質疑點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1.科學目標不明確


「首先你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科學根據,而不是打賭式的計劃,因為誰也不能保證能夠發現新粒子」。中科院院士李雷(化名)表示,LHC已經在此基礎上做了很多年的實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卻止步在一定的階段。


正如今年八月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國際高能物理大會指出,大型強子對撞機LHC今年積累了25000TB的數據,然而卻並沒有發現任何新粒子證據,幫助產出大量論文的750GeV新粒子也正式宣告不存在,目標中的暗物質(LUX和PandaX)、磁單極子(MoEDAL)和惰性中微子(冰立方)也全部淪陷。一些年輕的物理學家們也開始質疑和反思,是否用於對撞機建造、研究的經費應該用在其它領域?

「那麼在此基礎上另起爐灶,用並無革命性技術、僅加大能級的裝置的目的何在?能否找到新粒子還是一個未知數,在目標不確定的情況下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價值何在?大型科學裝置本身就要對國家負責,關乎科研誠信的問題,有疑問的科學行為是否值得政府花費極大代價,答案本身就是否定的。」李雷院士表示。


2.關鍵技術不在手


在並沒有革命性技術出現的背景下,許多科學家也在質疑中國大型對撞機項目是在用蠻力,且很多技術細節還需要依靠西方的支持。


這點不僅在國內受到詬病,西方也有人專門為此撰文。8月25日,《自然》雜誌以「Who will build the next LHC?」為題,介紹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大型對撞機計劃,包括正在運行的LHC以及日本計劃建造的ILC(Japan-hosted 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大型直線對撞機)、CPEC、SPPC和升級版的LHC。文中顯示,在2030年左右,規劃中的升級版LHC和SPPC將會「撞車」,二者將會相互「影響」。


李雷院士也提到,他在與相關領域的技術人員探討時獲悉,很多關鍵技術仍掌握在西方手中,單靠中國現有的技術手段,很多技術細節無法完成,「在很多關鍵技術需要西方來完成的情況下,即便發現了新粒子,主要的貢獻究竟是歸功於出資佔比大的中國還是掌握技術的西方,這本身也是個爭議性的問題」。


3.重蹈SSC的覆轍


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家韓梅(化名)教授表示,美國的SSC在20年前已經剎車,至今為止大型對撞機項目在美國的科技計劃列表中也不甚重視,「排在很靠後的位置」。


韓梅教授透露,他曾與美國知名物理學家Philip W. Anderson就SSC項目進行過交流,「SSC項目之所以在先期投入20美元之後被叫停,一方面是因為SSC的投入一再地擴大,釣魚工程的態勢顯露,另一方面是堅持建造的人不斷的誇大SSC的作用,但其實SSC並不能完成」。


4.建造模式


韓梅教授也對中國牽頭大型對撞機項目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從世界範圍內已有的大型科研裝置來看,由一個國家牽頭、全世界參與的項目並不多見,或者說就大型對撞機項目來看,由中國牽頭並不合適,而應該由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來牽頭,按照GDP的多少來分配出資比率,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


韓梅教授還表示,單方面牽頭來建造大型對撞機項目,對於現在的中國來說並不合宜,「目前我國對於科研的投入是巨大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但在這個節點上去發展大型對撞機,並不符合發展的需求,至少在20年內是這樣的」。


李雷院士也指出,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究竟值不值,這需要多方的論證和評估,「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失大於得」。


王貽芳針對質疑的後續回應


《知識分子》:如何回應針對大型對撞機科學目標不明的質疑?


王貽芳:粒子物理學的根本目標是探索微觀世界的運動規律,LHC使得這種探索達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如果發現了新的粒子、新的運動規律自然令人激動,但確認已知的運動規律依然適用、也同樣令人驚喜。重要的是,人類的認識正在不斷地擴展到新的領域!目前LHC獲取的數據只是其計劃的2%,這意味著人類在這個層次的探索才剛剛開始。整個計劃的完成還需要15-20年,現在做任何結論都為時過早。


疑似750GeV新粒子事件是實驗探索中的一個小插曲,這是微觀粒子的產生和演化遵從統計規律的體現,類似的事情以前有過,以後也還會發生。按粒子物理實驗的慣例,只有當信號的統計顯示度達到五倍標準偏差的時候才能宣稱新發現,否則只是看到了值得注意的跡象而已。理論物理學家對只有三倍標準偏差的事例如此關注,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們對LHC正在揭示的新世界、對於可能超出標準模型的新物理規律還沒有多少可靠的知識,這恰恰說明了繼續進行實驗探索的重要性。


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標準模型不是描述微觀世界的終極理論,而是更基本的理論在低能時的有效近似,發展更深層次的理論需要實驗來指明方向。目前已知的標準模型中的問題,大部分與希格斯粒子的性質有關,因此更深層次的新物理應該會從希格斯粒子處露出蛛絲馬跡。LHC將繼續引領這個方向的探索,但質子對撞過程的高度複雜性限制了可能達到的實驗精度,我們還需要高能正負電子對撞機以更高的實驗精度來揭示新物理的可能方向。計劃中的CEPC能大量產生希格斯粒子並對其做精確研究,一些重要物理量的測量精度會比LHC提高10倍。因此無論LHC是否發現新物理,CEPC都是需要的,這是粒子物理髮展中跳不過去的一步。


《知識分子》:假設大型對撞機不能發現新的粒子和現象,其價值何在?


王貽芳:1)CEPC有確定的科學產出,會大大加深我們對粒子物理的認識。CEPC可以將希格斯粒子的測量精度提高至1%左右,比LHC好10倍。這對確認希格斯粒子的性質,判斷它是否與標準模型的預言完全一致,具有重要意義。同時CEPC還可以確定希格斯場參與的真空相變的形式,這對宇宙早期演化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


發現新粒子固然重要,研究物理問題更重要。比如我們早就發現了中微子,但我們仍然在深入研究中微子的性質,也確實得到了豐碩的成果。希格斯粒子是標準模型中最重要的粒子,我們也只是剛剛認識它,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2)大型對撞機如果不能發現新粒子或新現象,也會使我們對物理世界有更深刻的認識,就像邁克爾遜-莫雷實驗沒有發現以太,但對物理學,特別是相對論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一樣。


3)CEPC可以使我們成為世界粒子物理研究的中心,牢牢建立中國的領先地位。同時我們可以在以下技術方面實現國產化,並領先國際:


a)超導高頻腔(應用於所有加速器)


b)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應用於雷達、廣播、通訊、加速器等)


c)低溫制冷機(應用於科研設施、火箭發動機、醫療設備等)


d)高速、抗輻照硅探測器、電子線路與晶元等


e)數據獲取與處理,計算機與網路通訊等


f)精密機械、微波、真空、自動控制等


國內外的大科學裝置,如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ITER、LHC等對技術發展的帶動作用,有許多成例。


《知識分子》:有物理學界人士表示,大型對撞機項目可能成為一個「釣魚工程」,現在規劃中所提到的幾百億預算並不能滿足要求,實際上的需求要在千億以上。是這樣嗎?


王貽芳:我們規劃的大型對撞機項目(以周長為100公里算)分兩步走:第一步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階段,約在2022-2030年間,工程造價(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約300億人民幣。如果這第一步成功,有新物理的跡象,且新型超導材料技術成熟,價格合適(比如20元/千安米),我們可以走第二步:質子對撞階段(SPPC),工程造價約為1000 億人民幣。這第二步是在2040年左右。這裡如果減去國際貢獻約30%,中國政府應該出資大約300億和700億。


這裡的第一階段科學意義重大,方案基本成型,百億量級的造價能夠承受,已值得支持。第二階段說明了這個方案還有更長遠的科學壽命,不僅預留了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還可以帶動更重要的技術發展(如高溫超導),是對第一階段科學及技術意義的一個補充。


在過去50年間,國際上曾有許多不成功的加速器工程(超支、延期、不達指標等)。但基本上都是質子加速器,電子對撞機還沒有不成功的先例。這主要是其技術成熟,不確定因素少。為汲取教訓,我們在第二階段上馬前,要做仔細評估,切忌匆忙。


《知識分子》:1991年美國開始建設SSC項目,卻最終在已經花費20億美元的情況下流產,你對此有何看法?


王貽芳:美國SSC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當時的政府赤字且與國際空間站爭奪經費、美國的兩黨政治鬥爭、德克薩斯與其它地區的區域競爭,還有管理不善、預算錯誤、造價飆升、國際合作不夠等。具體分析及歷史資料見參考文獻【2,3】。其實「預算超支」絕不是SSC失敗的主要原因,而是有其特殊及偶然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


對美國來說SSC半途下馬是一個極為錯誤的決定,它使美國的高能物理研究失去了發現希格斯粒子的機會,失去了未來發展的基礎和機遇,失去了國際領導地位,到現在還沒有翻身。這個決定對美國的大科學研究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並使一代美國人失去了夢想的勇氣。


當年美國科學界反對SSC的理由跟我們今天在中國聽到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事實上SSC的終止並沒有讓任何科學家獲得經費的增加,當然SSC的啟動也沒有減少任何人的經費,很多當年反對的人後來也後悔了。


在此之後歐洲建造了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雖有超支,但並不是太多。說明大型加速器並不一定是「無底洞」,是可以成功的。


中國的政治與美國完全不同,對大工程建設實際上有其優越性,偶然性較小。今天的中國已經幹了很多美國人不幹、或幹不了的事,未來這樣的事還會有。SSC失敗,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建造大型加速器。我們應該要科學仔細地分析,同時要做好國際合作,做好管理,控制預算。


《知識分子》:有科學家認為,中國大型對撞機項目有些不實際,一旦不能發現新的粒子、或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就有可能會造成公眾對於大型科技設施的抵觸情緒,認為花費巨資建造大型科研設施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舉動,如何看待這個說法?


王貽芳:花費巨資建設大型科研設施的必要性如下:


1)雖然重大成果不一定都需要重大投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許多重大投入是會產生重大成果的。希格斯粒子的發現和引力波的發現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這些重大設施還有許多技術副產品,其重要性常常會高過「主產品」。歐洲核子中心(CERN)發明的WWW網頁技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人類文明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發展,中華民族應該對人類科技文明有所貢獻,一些標誌性的投入和貢獻是必不可少的。不能花錢的事都讓別人干,自己老忙著賺錢,這不能使我們成為國際社會受人尊敬的一員,更不能使我們成為世界領袖。


2)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應該大小項目都有,不能只支持一類。特別是在目前我們的科研儀器還大量不能自給的情況下,更要大力支持物質科學,支持採用自製儀器開展研究,並培養人才。在現階段簡單地只跟隨國際熱點,只支持小項目,大量採購國外儀器設備,對國內經濟和科技發展沒有好處。事實上,小項目的投資加起來一點都不少,出重大成果的幾率與效益可能更低,風險更大。


3)大項目自然不能保證百發百中,但風險不能成為不作為的理由。對高能物理、核物理、天文、天體物理等研究領域,要想成為世界領先,要想獲得探測到引力波這樣的重大科學成果,必須要有新思想、新技術或新方法並落實為大項目,這是必由之路。項目的成功自然依賴於許多條件,但好的科學目標和技術路線、關鍵技術基礎、國際一流的人才隊伍、優良的管理和全面的國際合作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知識分子》:一些採訪對象指出,超級對撞機在中國遇到了很大批評,目前國內物理學界的大多數反對者已經佔了上風,否決了中國出資建造超級對撞機項目,這種說法屬實嗎?


王貽芳:我們意識到國內有一些反對意見,但事實上中國物理學會高能物理分會最近通過決議,明確CEPC為未來發展的首選,表明了絕大多數高能物理學家的態度。我遇到的其它領域的科學家,甚至普通民眾也大多支持CEPC。大型對撞機作為中國發起的國際大科學工程選項之一,已得到中國政府少量的預研支持,包括科技部和基金委。我們還在積極爭取更多的預研經費以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將關鍵的科學和技術問題研究清楚。迄今為止,我從未聽到有任何人代表政府否決這個項目。


《知識分子》:還有專家表示,對撞機項目的建造應該由國際性的組織來牽頭,各國按照GDP或者協商來分配出資比例,而非中國牽頭來做,你如何看待?


王貽芳:中國積极參与了一些別國牽頭的項目,比如ITER、LHC、SKA、TMT等。應該也有能力牽頭並發起一些自己的項目,不能老是跟在別人後面。


如果按照GDP的比例分配,中國很快會成為最大的出資國。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牽頭呢? 按照這個邏輯,中國應該永遠只做參與者而不是領導者,即使我們貢獻了最大的經費份額。這樣的心理和做法,會使我們永遠無法成為真正受人尊重的世界強國。


《知識分子》:中國現有的技術能否滿足對撞機的要求,關鍵技術環節是否掌握在中國手中?


王貽芳:我們已有三十多年正負電子對撞機的經驗,關鍵技術有很好的基礎。雖然還需要努力(其實對誰都一樣,沒有人會用極為成熟的技術來建這樣一台機器,因為總要有技術進步),但以我們的能力及人員隊伍,我們有十分的把握能獨立完成90%以上的任務。在國際合作的環境與要求下,我們會放一些任務給別人,但這不會使整個項目失控。


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一項政治決定


「中國對撞機項目是有可能讓中國成為一個專業領域世界第一的」,王貽芳向《知識分子》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好像還沒有一個領域能實現這一點。從過去的幾百年來看,物質科學是整個科學發展的引領,我們的基礎科學從原子、分子直到粒子物理,對物質世界的最小研究在科學上具有重大意義。迄今為止,中國對人類科學史的貢獻,能夠寫入教科書的成果幾乎沒有,對撞機如果做成的話就可以變成一個載入史冊的舉動。」


王貽芳認為,現在對於大加速器的爭議與當年BEPC時幾乎一模一樣,資金、技術上的質疑。三十年之後人們還在重複著這樣的爭論。現在是一批新的人還在用三十年前的理由進行這個爭論,說我們可以在國外進行同樣的研究。而在這不斷重複爭議的三十年,BEPC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高能所自身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如果我們不能主導大型對撞機項目,可能高能所只是一個『一般』的研究所,並不能做到世界第一」,王貽芳還補充道:「實際上,大型對撞機項目與高能所自身的利益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大型對撞機項目如果開建,高能所是否仍以現在的形式存在還要打一個問號,對撞機項目需要從國家層面去考慮是否需要這樣一個能夠成為世界第一的科學裝置」。


「我們都承認:最終評價對撞機值不值的問題是一個政治決定。國家領導人會想一想,中國究竟是要做一個二流國家還是要做一個一流國家,要做二流國家,去他處做沒問題,省錢,但若要做一個一流國家,對不起,不可以這樣」,王貽芳表示,「對撞機將會成為一個標誌性的工程,這點我是同意的」。


為什麼對撞機項目會是一個政治決定?王貽芳給出解釋道:


「對撞機項目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科學項目,但是科學目標在裡面佔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刨除科學目標肯定不可能,必須拿到一流的成果,這個成果的判斷不依賴於大眾和媒體,也不依賴於頂層領導的評判,而是依賴於科學界,粒子物理學家的判斷。」然而,科學界的一些諸如利益等方面的衝突會讓判斷的真實性存在偏頗,「這就是為什麼對撞機項目最終會成為一項政治決定的原因。」


「所以科學上我們要有最純粹的科學討論,將對撞機項目的事情說清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有關科學目標的書籍,我們經得起全世界同行科學家的評判和批評,批評也應保持在專業領域,而非其它方面。在此基礎上我們再討論要不要建設對撞機,這是一個政治決定。」


最後,王貽芳告訴《知識分子》,中國想要提升國際影響力,就必須主導這樣的國際合作項目,而非參與,如果其他國家不參與其中,僅中國自己研究,也不能達到提升影響力的政治目標,「如果有三個五個這樣的國際合作項目,決策者可以從中挑選,但倘若僅有這一個,那麼就做這一個。作為科學家,提供選項是我們的責任。」

建造大型對撞機公開爭議大事記


2016年8月1日至5日,十餘位全球知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在由清華大學主辦的「2016國際弦理論大會」的講台上分享了弦理論的研究進展,同時也再一次表明了他們對中國建立下一代高能對撞機的支持。與會專家不乏包括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戴維·格羅斯(David Gross)、菲爾茲獎得主、著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以及全球知名弦理論學者、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愛德華·威滕(Edward Witten)等,他們對包括《知識分子》等在場媒體解釋了中國建設大型對撞機的必要性,並回應了外界的一些質疑。


2016年8月7日,新華社發表題為《專訪:希望在長城入海處建設下一代巨型對撞機——訪華裔數學家丘成桐》的文章。丘成桐表示,希望世界上最重要的實驗物理項目——巨型對撞機能夠落戶中國,成為中國基礎科學原創性突破的誕生地和「海納百川」般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平台,並闡述了建造大型對撞機對中國和世界的積極意義。而在2015年12月以及2016年初,丘成桐已在媒體進行發聲,表達他對於中國興建大型對撞機的支持。


2016年8月11日至25日期間,《知識分子》向國內外諸多物理學家詢問他們對於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的看法,並將一些爭議性的問題進行整理,發送至王貽芳所長和華裔數學家丘成桐教授,其中轉承了哈佛大學物理系博士王孟源所做題為《高能物理的絕唱》疑問,並提出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一事,對此徵求他們對於反對意見的回復。


2016年8月29日,公眾號「老顧談幾何」發表丘成桐署名文章《關於中國建設高能對撞機的幾點意見並回答媒體的問題》。文中,丘成桐首先質疑了《高能物理的絕唱》一文的作者王孟源的學術背景,稱王的導師「是一個沒有再系中升職的助理教授」。


而針對「楊振寧先生反對對撞機落戶中國」一事,丘成桐在表達對楊振寧尊敬之情的同時也指出,對楊反對對撞機落戶中國一事並不知情。丘成桐還表示,重要科學的創作,都包含中國科學家的貢獻在內,不屬於某人所有,真理只在反覆的推理和實驗下,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同,「所以古希臘哲學家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2016年8月30日,王孟源在《中國時報》的專欄博客上對丘成桐的意見作出回,在介紹他個人學術背景的同時,也對丘成桐的相關意見進行了反駁。


2016年9月4日,《知識分子》發表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題為《楊振寧: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的文章。楊教授首先指出,丘成桐教授的理解有誤,「我絕不反對高能物理繼續發展,我反對的是中國今天開始建造超大對撞機」,並在隨後的文章中列舉了七條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的原因。楊振寧教授也成為首個公開反對對撞機項目落戶中國的知名物理學家。


2016年9月5日,中科院高能所所長王貽芳在《知識分子》發表題為《中國今天應該建造大型對撞機》的「背靠背」文章,對楊振寧教授提出的七條反對意見作出針對性的回復。王貽芳在最後指出,「高能物理的前途在哪裡,見仁見智。面對未來,我們應該更多地聽取科研一線新生代科學家的意見,他們才能引領我們的科技事業興旺發達,領先國際。」


2016年9月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超大對撞機論戰反映科技進步》的文章,對此次關於對撞機的爭論作出評論。文章指出,針對大型科學裝置的爭論不僅讓普通公眾得以一窺科學前沿的最新進展,還藉助網路直接參与討論,這一現象本身就反映出科技的進步;並提出:這次各方科學人物公開辯論,是一個良好的發展方向。相信這些大師級科學家並不介意公開討論學術上的分歧,也會希望公眾更多了解自己的領域。今後,重大科學工程決策必然會更加吸引公眾的目光,也必然更有透明度。


2016年9月14日,知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教授針對某中科院院士聲稱「丁肇中教授也對中國建設大型對撞機項目持保留意見」,向《知識分子》作出兩點回復:


1)王貽芳所長是我親自挑選出來特別有成就的科學家,在我的組裡工作多年。他回國後,經常和我保持聯繫。


2)我從來不合任何人討論與我實驗無關的事情,我不可能和任何理論物理學家認真的討論過某專家提到的這件事,這不是我一貫的處事方式。


2016年9月28日,《知識分子》收到匹茲堡大學物理及天文系教授韓濤投遞的32位在美國工作的物理學者聯名撰寫的一篇文章,並於10月2日以《32位在美物理學者聯名:中國建造希格斯工廠的黃金機遇》為題進行發布(10月20日,《知識分子》編輯部收到韓濤郵件稱,羅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研究員、華中師範大學教授許怒此前因「種種原因」,「沒有與他溝通好,導致他的名字丟失了」,希望增補進聯署名單)。


10月18-19日,香山科學會議第572次學術討論會在京召開,會上就中國建造大型對撞機展開了討論。會議結束後,《知識分子》就「會議是否達成了共識」等問題諮詢了王貽芳。


10月20日,王貽芳做出回復。他表示:此次香山科學會議大致內容從包括科學目標、設計與預研進展、人才隊伍、國際合作及社會意義等。


會議達成了共識,但具體的文字表述還沒有出來。大致的意思如下(不一定準確):


大家一致肯定CEPC的科學目標及其重大意義,對設計和預研進展表示滿意,確認我們有能力完成CEPC的設計和建造。大家認同CEPC應該採取中國發起的國際大科學項目的形式,要積極爭取國際貢獻。CEPC的建造對國家的未來發展意義極其重大,值得我們大家去努力奮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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