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歡中的鮑勃·迪倫與諾貝爾文學獎

2016年10月13日13時，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1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詩人、民謠歌手鮑勃·迪倫，因為其「用美國傳統歌曲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

消息一經公布，諾貝爾文學獎自1902年蒙森（歷史學家、第一個非文學性作者，這一屆他PK掉了托爾斯泰和左拉等人）、1953年丘吉爾（職業政治家中最具寫作能力的人之一，PK掉了英國文學家福斯特以及海明威、拉克司內斯、希梅內斯三位日後的獲獎者）以來，最具震撼效應的頒布業已形成。

鮑勃·迪倫獲獎的轟動價值

鮑勃·迪倫獲得諾獎，在整個世界範疇，和在中國、美國兩國，人們的反應是不太一樣的。就世界範疇而言，自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喜歡文藝的人士，基本上把鮑勃·迪倫（部分也包括和鮑勃前後腳出道的約翰·列儂）視作「當代的游吟詩人」，兼有著「作者」與「歌者」的身份，較少被視為單純的「藝人」。

而鮑勃·迪倫身為「垮掉的一代」和反越戰浪潮中的一員與見證者，其作品早已超越了藝術門類的分野，深遠地影響了五十年來地球上的每一代青年。他不是青年導師，但他的歌詞和簡單的和弦、配器卻是青年們對抗逆境的好夥伴，是心靈和靈感的源泉之一。

對於整個當代世界而言，鮑勃·迪倫的名字遠大於音樂公告牌、格萊美、奧斯卡，當然也大於影響更小一些的諾貝爾文學獎。說他是俗世中以音樂現身的「教皇級人物」，也並不為過。就獎項對獲獎者當世影響的表彰而言，迪倫最適合的是諾貝爾和平獎，但是挪威人不捨得給他和平獎，由瑞典人補一個文學獎給老大師又有何妨，何況他的詩作和歌詞，比近三十年來許多獲諾獎的詩人，要更加深得現代詩的真諦。

對於美國的公眾而言，大部分公眾應該是高興的，因為他們正是在鮑勃·迪倫歌曲和文字作品的核心影響地帶，一茬又一茬成長起來的。少部分喜好文學的人們可能心思會複雜些。畢竟自1993年托妮·莫瑞森以來，已經足足24年沒有美國的作家獲得諾獎了。諾獎評委們給出的理由似乎一直是：美國當下沒有真正偉大的作家。可這話只有鬼才相信，因為莫瑞森本人並不能算是一位一線大師，至少沒有達到當年索爾·貝婁量級。不止莫瑞森，早她六年獲獎的移民詩人布羅茨基也沒有達到過與他同時期美國詩壇一線大師的水準（奧登、洛威爾、奧爾森、斯諾德格拉斯、普拉斯、奧哈拉、勃萊、霍爾等）。

實際上，自打略顯小眾的猶太小說家辛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78年）之後，諾獎評委會逐年錯失了為亨利·米勒、馬拉默德、諾曼·梅勒、塞林格、約瑟夫·海勒、馮尼古特、沃倫、洛威爾、阿瑟·米勒、田納西·威廉斯、金斯堡、納博科夫、厄普代克、雷內·韋勒克、布考斯基、道克托羅、雷·布拉德伯雷等一系列彪炳文學史冊的名字中任何一位頒獎的機會，這也把它對美國文學的評判，置於了一個頑固而滑稽的境地。我們不知道是基於什麼原因，導致了這麼令人驚訝的結果，但顯然，這對於目前仍居於世界文學最高水準之一（雖然已不像五十年前那麼顯赫）的美國文學而言，並不公平，而且這一「不公平」長達三十餘年。

對於一貫不太了解、似乎也一直不願意去認真了解諾獎評獎規則的中國媒體和讀書界而言，每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大家其實關心的無外乎是如下話題：1、獲獎者是不是自己知道的人；2、獲獎者有沒有可能是中國作家；3、昆德拉、村上春樹、卡達萊、阿多尼斯之類的「老熟人」能不能得獎……而結果一旦出乎大家的意料，媒體便會得到三到十天的機會，去宣洩它們的喜悅或不滿（這也幾乎是它們一年中唯一能集中奉獻於相對正經的文學性話題的時段）。此前幾天我們大家都看到的「阿多尼斯詐獎」「鮑勃·迪倫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等烏龍、惡搞事件便是明證。資訊發達的時代，人未必能變得聰明，能不蠢，已然是萬幸。

鮑勃·迪倫的文學身份

授予鮑勃·迪倫諾貝爾文學獎，是諾獎評委會對於輿論界質疑其長期忽略優秀的美國當代文學的一次「聰明」還擊。

鮑勃·迪倫的文學建樹究竟有多高？我們不妨先繞開文學性最無可非議的詩歌，從最具爭議性的歌詞作一番鑒賞。

有人說死神快要來到這裡/可是我不要躲進地底/我也不要死得佝佝僂僂/我走向墳墓時要昂著頭。/讓我死在自己的腳步聲里/然後埋進地底。

謠言說有戰爭，而戰爭作為生活的意義/早已經消失在風裡/有人相信來日不會太長/他們不學習生活而學習死亡。/讓我死在自己的腳步聲里/然後埋進地底。

世上總有人製造恐懼/他們長年累月談論戰爭的可怖/我讀他們的演說，我從不反駁/可是，老天，請讓人們聽到我卑微的歌。/讓我死在自己的腳步聲里/然後埋進地底。

如果我有寶石、財富和皇冠/我要收買世界，把一切改變/我要把槍炮和坦克拋進大海/錯誤的歷史應該修改。/讓我死在自己的腳步聲里/然後埋進地底。

……

（《讓我死在自己的腳步聲里》，白嬰譯）

我們知道，對於整個「二戰」後的歐美文學及文藝，「反戰」幾乎是一個全球性的創作母題。其中尤以文學、流行歌的表現最為迅速和強烈。這其中，以文學中的「後期存在主義」「垮掉的一代」，和鮑勃·迪倫等人開啟的民謠、搖滾樂的成就最為傑出。《讓我死在自己的腳步聲里》就帶有這類創作明顯的特色。我們再看下一首，也是鮑勃·迪倫名篇的《暴雨將至》（伊沙譯文）里的歌詞：

哦，你去了哪裡，我的碧眼小子？/哦，你去了哪裡，我親愛的少年？/我跋涉而過十二道雲山，/我蹣跚而過彎曲的公路，/我走進七座悲哀的森林，/我面對一打死亡的大海，/我深入墓地口中十萬英里，/登陸，登陸，登陸，/強行登陸，/暴雨將至。

哦，你聽見了什麼，我的碧眼小子？/哦，你聽見了什麼，我親愛的少年？/我聽見雷聲，它發出警告，/聽見淹沒世界的海浪的咆哮，/聽見一百名雙手飛火流星的鼓手，/聽見一萬聲呢喃但卻無人聽見，/聽見一個人正在餓死，我聽見許多人哈哈大笑，/聽見一位死於貧民窟的詩人的歌聲，/聽見陋巷深處小丑的哭聲/登陸，登陸，登陸，/強行登陸，/暴雨將至。

哦，你遇見了誰，我的碧眼小子？/哦，你遇見了誰，我親愛的少年？/我遇見死去的小馬駒旁的一個小孩，/我遇見遛著一條黑狗的一個白人，/我遇見一位身體燃燒的少婦，/我遇見一位少女，她送我一道彩虹，/我遇見一位為愛所傷的男人，/我遇見另一位為恨所傷的男人，/登陸，登陸，登陸，強行登陸，/暴雨將至。

如果說《讓我死在自己的腳步聲里》還帶有著反戰文學的明顯特徵，作者在《暴雨將至》里所展示的視野，無疑更具備全球性，全人類的災難與悲哀，我們的世界何以淪落至此？人類以何療傷自處？鮑勃·迪倫在這裡，顯然已經比他詩歌上的導師蘭波、維爾倫、狄蘭·托馬斯要走得更遠。他甚至比他詩歌中的兄長金斯堡要更具拯救的情懷。據說金斯堡聽到此歌，曾為之流下了淚水。而當年聶魯達見到鮑勃的歌后，生髮出要把它們譯成西班牙文的想法。

正是具有這樣胸襟的歌詞，使得鮑勃·迪倫的影響在晚近這二十年來並未衰減。《暴雨將至》寫於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發生前夜，但2009年底聯合國哥本哈根氣象大會依然將其選用作為了非官方主題曲。需要指出的是，鮑勃·迪倫的這些民謠之所以流傳甚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緣於其詞作深刻的想像力，而非那些動聽卻過於簡單、有時甚至是過於雷同的吉他和弦。

荷馬，薩福，鮑勃·迪倫

說到這裡，我們不妨重看諾獎常任秘書薩拉·丹尼斯面對媒體的闡釋：「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是一個偉大的曲作者，承載著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四十五年來不斷地改變自己的風格，改變自己的形象。」「如果我們回首歷史，就會發現2500年前的時候，荷馬和薩福也寫下本應配合音樂吟唱的詩作，我們現在依然在閱讀欣賞荷馬與薩福的著作，鮑勃·迪倫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不妨說，對於75歲的鮑勃·迪倫，諾貝爾文學獎來得突然，卻當之無愧。對於諾獎評委會來說，這次對美國文學和音樂「聲東擊西」式的青睞，既向世人重申了諾貝爾文學獎傳統中的「大人文」和「廣義文學」的內涵，也給了一些老年評委向自己的青春致意的機會，同時，暫時遮蓋住了諾獎傳統里對當代文學實驗精神一向遲鈍的慣性——雖然，只能遮蓋一年。但，混過一年是一年唄。瑞典文學院里的知識分子，也依然還是知識分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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