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朝鮮和西方的長城觀，有何差異？

[摘要]啟蒙運動以後，長城形象逐漸負面化。

文 | 王子愷

近來，遼寧省綏中縣「最美野長城被抹平」事件成為輿論熱點。長城對中國文化的象徵意義無需贅言，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現海就說，把一個文物寫進國歌是全世界少有的，2016年10月21日上午，他在華東師範大學進行了一場報告，題為「長城觀念的歷史嬗變與時代變遷」，介紹古今中外關於長城意象的「長城文化史」。

從「孟姜女哭長城」到現代中國的象徵

趙現海首先指出古代官方的長城觀念有三種形態：一是把長城視作政權之間的邊界，這是一種相對客觀的表述；另一種是表彰長城具有安定邊疆的作用，這是對長城比較積極的評價；還有一種則是對長城的負面評價，批評長城既勞民傷財，又沒有起到實際作用。

說到長城的負面形象，我們很容易想到「孟姜女哭長城」，趙先生接著介紹了孟姜女故事的來龍去脈。據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自《左傳》，齊國將領杞梁戰死，杞梁之妻因郊吊不合禮法，拒絕齊侯在郊中弔喪，這段故事的記載非常簡略，很多細節都不清楚，而《禮記·檀弓》說杞梁之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為這個故事中加入了「哭」的關鍵情節。到了西漢時期，劉向在《說苑》、《列女傳》說杞梁之妻在丈夫死後痛哭，城為之崩，不過故事的發生地仍然在齊國地區。另一個重要變化發生在唐代，新的故事裡杞梁從春秋時期的齊國人變成了秦朝修長城的人，哭崩城的情節也變成了杞梁之妻哭倒長城。對於這個變化，顧頡剛也有解釋，他認為唐代對外戰爭頻繁，長城作為邊疆上的屏障，便成為戍邊士兵的鄉愁和他們家屬的哀怨之情的集中體現。

顧頡剛以「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而聞名，趙現海認為他對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也很好地反映了這種研究方法的效果。如果說「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是層累造成的，長城的文化形象也應該是層累造成的，現代中國主要把長城作為正面形象，這一觀念同樣是不斷組合發展而來。

異域看長城：明清時期朝鮮人眼中的長城

明清時期，朝鮮使者前往北京朝貢絡繹不絕，在《朝天錄》、《燕行錄》等文獻中，不乏對長城的記載。趙現海指出，朝鮮使者對長城使用的不同稱謂，除了我們熟悉的「長城」、「萬里長城」外，還有「長牆」、「長垣」、「煙台」等，因為朝鮮使者朝貢的路線往往經過長城，所以有些文獻中，對遼東、薊州等地的長城有詳細的記載。

在朝鮮使者筆下，長城的形象也是複雜和多面的。明代朝鮮使者有時會正面評價長城，強調其軍事防禦的積極作用，而到了晚明，對長城的批評多了起來，看到明朝在和北方民族的鬥爭中處於下風，他們發覺長城在抵抗北方民族入侵上的收效有限，又把長城當作消極防禦和大興土木的象徵。明清易代以後，朝鮮使者注意到，遼東地區的長城幾乎完全廢棄，又因對清朝隱隱的抵觸，他們的長城觀念進一步負面化，為長城形象增添了許多內容。

山海關的孟姜女廟有一副對聯：「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朝鮮使者相信這是文天祥所作，並為之發出很多感慨，而山海關、貞女祠、望夫石等意象，也頻繁出現在他們留下的文獻中。趙現海指出，他們對長城的批判和古代中國的士人有同樣的儒家立場，修明內政、輕徭薄賦等政治理念都使長城映襯為一種負面形象。此外，朝鮮對清朝統治始終隱有不滿，這種儒家視角的批判，還和朝鮮的「小中華」心態有關。

西方人的長城想像

隨後，趙現海把研究視野轉向西方，展現西方文獻中的長城觀念，讓在場聽眾大開眼界。早在公元4世紀，古羅馬的歷史學家對長城有模糊的記載：「在東方和距兩個斯基泰地區以遠的東方，有一用高牆築成的圓城郭將賽里斯國環繞了起來。」到10世紀，阿拉伯人也在一些書中提到中國的長城，生於巴格達的馬蘇弟曾抵達中國沿海地區，在955年成書的《稅制考》中他明確記載了長城。

明清時期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對長城有了更多的認識，其筆下的長城觀念充滿了西方的想像。首先，他們誤以為所見的長城全都是秦始皇時期修築，另外，他們記述修建長城時，國王要召開會議和臣民討論，這顯然是把西方的文化傳統和他們對長城的了解附會在一起。而且，他們還認為長城的守衛者來自很多不同的民族，甚至包括東南亞人和西亞人。雖然這些想像有很多嚴重脫離事實的地方，但總體來看，西方的長城觀念包含了一些正面意義。

啟蒙運動以後，長城形象逐漸負面化。比如伏爾泰和馬戛爾尼在對長城這一偉大工程讚歎的同時，也有所批評，馬戛爾尼更是蔑視長城的防禦價值，昭示了這一時期西方文明的自信。而德國哲學家中，赫爾德認為長城是專制文明和奴化統治的體現，已經完全把長城當作一種負面形象，馬克思也視長城為古老東方「保守」、「仇外」、「封建」、「反動」的象徵，代表了落後的文明。這些負面的長城形象在近代中國也得到傳播，也影響到了現代中國的長城觀念，如早期共產黨人瞿秋白，就認為長城代表了閉關鎖國的心態，這和近代西方的觀念有一定聯繫。

圖：講座現場

現代學術體系下長城研究的開展

因為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擴張，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可以對長城進行實地考察，不必再全出於想像。1906至1908年，著名的斯坦因就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了長城考古，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在中國的邊疆地區有長期的調查和深入的研究，他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分析問題，寫成《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提出了「長城邊疆」的概念，趙現海認為他在長城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日本對長城也非常關注，除了日野強等軍官在中亞地區探險，收集軍事情報以外，日本學者也開展了對長城的學術研究，他們主要把長城放在「滿蒙回藏之學」的研究中，強調邊疆和民族的視角，視長城為中國和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邊界，這和近代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不無關係。

近代中國人的長城觀念也出現了新的轉變，在帝制滅亡以後，孫中山就提出「萬里長城捍衛中國文明」的看法，用長城作為凝聚民族和國家的象徵，形成了一種新的正面長城形象。儘管西方關於長城的負面看法在中國也有傳播，比如魯迅就認為長城是「可詛咒的」，但近代中國始終處於嚴重的邊疆危機中，面對西方列強的蠶食和日本侵略的野心，再強調長城的負面形象逐漸顯得不合時宜，尤其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爆發，長城作為抵抗侵略的象徵被寫進了《義勇軍進行曲》。近代中國對於長城的正面觀念，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成為一種主流的敘述。

同樣，中國學者對長城也開展了學術研究。趙現海介紹了歷史地理、史料學、簡牘學、民俗學、建築學等多種學科和視角的研究。現代長城學術研究的開展，是和梁啟超、王國維、顧頡剛、梁思成、林徽因等近代學術史上這些重要的名字緊密相連的。

講座最後，趙現海也提到錐子山長城事件，他談到，建國以後長城觀念雖然比較正面，但在長城保護上並不熱心，反而在各種運動中使長城遭到更多破壞，改革開放以後在鄧小平等人的指示下，才開始系統地開展長城的保護和修復措施。這裡，趙現海老師進一步說明長城形象的變遷，尤其是在世界範圍，長城不但是現代中國的重要象徵，而且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蹟，隨著2006年頒布的《長城保護條例》，長城保護也越來越得到重視。

他認為在新媒體時代，關於長城的形象和事件都能得到廣泛的傳播，甚至有外國友人對錐子山長城事件也非常關心，這說明長城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關於長城的知識和形象，如今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傳播的。長城不僅是一個物質文化的遺存，我們腦海中的長城，是各種觀念疊加和層累造成的形象，更是一種主觀觀念和社會象徵，它在不同的、具體的歷史時代下的內容和變化，就構成了他關注的「長城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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