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不是改良派，而是革命黨

[摘要]時至今日，譚嗣同仍被教科書和各種學術著作定性為「改良派」。但他實際上是一位「革命黨」，其念念不忘者，乃是推翻清廷。

圖：法國《小巴黎人》報畫刊506號，1898年10月16日北京菜市口的刑場

文 | 諶旭彬

一、在譚嗣同眼裡，愛新覺羅皇室乃是「客帝」「賤類」

時至今日，譚嗣同仍被教科書和各種學術著作定性為「改良派」。但他實際上是一位「革命黨」，其念念不忘者，乃是推翻清廷。

察其言：

其代表作《仁學》，反滿思想極為強烈。書中，譚氏反覆回顧清軍入關以來對漢人的種種暴行——「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糜矣，……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志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斥愛新覺羅為「客帝」甚至「賤類」——「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靦顏，挾持素所不識之孔教，以壓制素所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明確表示「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對「中興」清廷的曾國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同為湘人的譚嗣同也極為厭惡，罵他們「負天下之大罪」，指責其效命異族「乃不以為罪，反以為功」。①

觀其行：

因為「反滿」，戊戌變法前，譚氏對宣揚「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康有為相見恨晚，執弟子之禮。且與康黨秘密籌劃「湖南自立」，設立南學會等新政機構及時務學堂。新政機構之中，「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時務學堂中，則有譚氏添加了按語的《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秘密散發給學生閱讀。為避殺身之禍，譚氏甚至試圖向外國領事買一個「英、俄之捐」作為護身符。②

究其因：

如果沒有甲午之戰清廷慘敗於日本，譚嗣同不會成為一名「排滿」先鋒。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個人仕途也還算順利。1889年寫出《治言》一文時，25歲的譚嗣同仍是清廷堅定的擁護者。文章中，譚氏雖憂心清廷敵不過西方列強，但堅信「中國聖人之道」不可變；「西人格致之學」雖然看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也「皆中國所固有」。他給清廷開的藥方是「立中國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馭柔服之」，即現存的政治理念、政治體制不可變，要學的只是夷狄的器械工藝。③但甲午之戰後，據譚氏自述，「創巨痛深」， 「繞室彷徨，未知所出」。自此不敢再講中國的「道」比西方優越；轉而承認西人「民主尤為大公至正」。主張「盡變西法」。④譚氏由清廷的擁護者，轉變為反對者。

圖：譚嗣同

二、戊戌年北上擔任軍機章京，譚嗣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

戊戌年北上擔任軍機章京，是譚嗣同後世被歸類為「維新派」的主要原因。但在革命黨人黃中黃（章士釗）看來，譚氏北上的用意，絕非效忠清廷，而是「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主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⑤歐陽予倩也有類似看法。譚氏師從歐陽中鵠，歐陽予倩系歐陽中鵠之孫，搜集家藏譚氏書信於1940年代編成《譚嗣同書簡》。在該書序言中，歐陽予倩披露：「在他（譚嗣同）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里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可見他骨子裡的主張跟保皇的主張不同。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⑥

黃中黃與歐陽予倩的揣摩並非毫無根據。唐才常與譚嗣同私交甚篤，排滿之志亦同。據唐才質從兄長唐才常處聞知：北上前，譚嗣同曾托唐才常、畢永年往漢口聯絡哥老會，「且欲於京師結納有志之士，以為策應，然後憑此二者之力而建功業」；接北上之電，眾人皆賀，惟譚氏「忽忽若不懌者」，並不興奮，且叮囑唐才常秘密保持與哥老會的聯絡，不可為仇者偵知。唐才常則謂譚嗣同「雖役其身於清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譚氏臨行，與唐才常作別，口佔一絕，內有「三戶亡秦緣敵愾，功成犁掃兩崑崙」之語，其顛覆清廷的用心也隱約可見。⑦

康黨「圍園殺後」之謀難產，反清志士畢永年計劃遠走日本。在給畢永年的訣別信中，譚氏寫道：自己決心靜待「引頸」而死，但仍希望畢氏能在海外為漢人覓得一塊存種之地（「此行足為貴種覓一遺種之處乎？」）。⑧可見譚氏至死，仍堅持排滿立場。

不過，這一立場，在譚氏死後，卻被康有為和梁啟超篡改了。就義前，譚氏曾將自己所著之《仁學》一書及其他詩文稿交給梁啟超，並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此句後被康黨篡改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仁學》一書，本是譚嗣同託付給梁啟超，用以「召後起」之工具，但在《清議報》刊載時，其中的「排滿之激烈言論」俱被康有為指示擅行刪去甚至抽版。⑨真正繼承譚氏「排滿革命」思想者，乃是革命黨人。孫中山和興中會視譚氏為「革命同志」，讚揚《仁學》一書對「提倡排滿及改造中國甚力」。黃興認為「中國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譚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陳天華、鄒容、吳樾等人，更是深受《仁學》影響而走上革命黨之路。⑩

圖：左，唐才常；右，畢永年。二人與譚嗣同關係極密切，均持反清的政治立場

注釋

①《譚嗣同集》，嶽麓書社，2012，P362、359、363、366。②同上，P534。③同上，P245-251。④同上，P240-241。⑤黃中黃（章士釗），《沈藎》。見《自立會史料集》，嶽麓書社，1983，P248。⑥歐陽予倩(編)：《譚嗣同書簡》，文化供應社，1948，序言。⑦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收錄於《譚嗣同研究資料彙編》，P268-272。⑧《譚嗣同集》，嶽麓書社，2012，P577。⑨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上海文明書局民國十四年鉛印本，轉引白《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P262。⑩《清末民初對譚嗣同的評論與宣傳》， 收錄於：賈維，《譚嗣同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P11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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