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像為筆，深度記錄民族文化變遷

今年暑假，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譚樂水教授帶著他的學生，在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的基諾族山寨巴卡老寨待了近20天，指導學生完成了一部18分鐘的紀錄片《再見，雨林》。

基諾族是一個人口僅2.09萬的民族，9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方圓600多平方公里的基諾山熱帶雨林之中。20年來，譚樂水一直在記錄這個山寨的巨大變化，帶學生來此拍片，是為了「不讓影像出現斷層」。

「現在缺少的不是技術，而是兩代人之間的銜接。」譚樂水說。

譚樂水

「先把素材拍下來」

在一邊教學一邊拍片中，譚樂水總有一種焦慮。隨著社會發展，大量少數民族青年離開鄉土，到外地打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民居、服飾、節日祭祀等文化傳統正在快速消失。

「如果不拍，這個時代就會出現斷層、出現空白。」譚樂水說。

「不讓影像出現斷層」不僅來自他對時代的焦慮，也來自父親對他的啟發。

譚樂水的父親、如今已是百歲老人的譚碧波，曾於20世紀50年代參與了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大調查，參與了「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的拍攝，並編寫了第一個民族志電影腳本《雲南民族紀實》。

早在1992年，譚樂水將他在西雙版納景洪市勐罕鎮傣族傳統村寨曼春滿拍的鏡頭放給父親看時，父親激動地說，他以前拍過曼春滿，當時拍民族片，很多鏡頭都是在這個村裡拍的。

父親的話讓譚樂水意識到，由於客觀原因，幾十年來，民族志紀錄片已經出現了斷層。「社會在激烈變遷，如果我父親他們那代人沒有去拍，我們今天去哪裡找那個年代的鏡頭？」

為此，從1996年用自己的錢購買了一台松下牌DV後，譚樂水每年都有半年多的時間待在巴卡老寨，一拍就是20年，和老鄉混得像親戚，連跳蚤都不咬他，「因為身上已經有當地村民的味道」。

在拍巴卡老寨的同時，他也拍曼春滿。他為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拍一部7集紀錄片《半個世紀後的再追蹤》，如今已經完成了兩個：苦聰人的《六搬村》和傣族的《曼春滿》。

今年8月，譚樂水帶領參加「國家藝術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養項目」的學員李功、劉沁園、趙昆到巴卡老寨，拍攝紀錄片《再見，雨林》，片中的主角「爺爺」心情複雜。世代居住在雨林中的基諾族，雨林已不再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地方，他們的生活逐漸和城市文明接軌，狩獵、採集變為種植橡膠和茶葉，孩子們手中的玩具也從彈弓變為變形金剛，在竹林里尋找竹蟲的樂趣變為圍坐在生日蛋糕旁的喜悅。

「要了解和記錄一個民族的變化，必須長期跟蹤。」譚樂水說，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民族地區已經沒有傳統服飾和民居了，有些民族和一些民族支系，不僅沒有民族志，連文字的歷史都沒有，更別說影像了。「這麼長的歷史沒記錄，將來怎麼補都補不起來」。

「目前，我們已經具備了長期深入拍民族志電影的條件，或者說影視人類學的技術門檻已經突破了，有條件去記錄一個民族的變遷了，那麼，為什麼還要去追求快餐式的東西呢？」譚樂水說。

因此，他認為「先把素材拍下來，剪輯還在其次」。今後的影視人類學者，會從素材中找到所需的史料。紀錄影像最本質的屬性是「紀錄」而不是「觀賞」。

「歷經歲月磨蝕而保存下來的素材，才是更值得珍惜的東西。」他說。

「學習和保護我們自己的傳統」

7月20日，「國家藝術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養項目」的另一批學員楊曉平、譚曉霞、陳重武，冒著多日不停的大雨，來到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尼西鄉湯堆村，拍攝紀錄片《遇上尼西土陶》。

湯堆村是一個有2000多年製作土陶歷史的傳統藏族村落。隨著旅遊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遊客來到湯堆村。

村民當珍批初是家族中土陶製作的第七代傳人，2006年被授予省級非遺傳承人。他有一個剛從省城高校畢業返鄉的兒子，每天隨他製作土陶。當珍批初擔憂，面對紛繁變幻的世界，作為家族第八代傳人的兒子是否沉得下心來繼承這份家族事業。見過世面、生機勃勃的兒子除了學習傳統技藝之外， 還希望能開辦一個工廠，帶動全村人一起致富。然而他的想法卻引起了村民的不安。儘管旅遊業使村民們足不出戶就能獲得較好的經濟利益，但村民們擔心，公司的建立會影響他們一直延續的傳統家庭作坊模式。因此，他們常常為土陶的命運、傳統與創新等問題展開討論。

這些討論和焦慮，都被記錄進了《遇上尼西土陶》，沒有任何拍攝者和文化人的評論。

「我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叩問過去慣常以拯救者的姿態去面對傳統民間藝術的做法。」拍攝者之一、雲南大學社科處的譚曉霞說：「無論是村民還是我們，都應該重新審視和面對傳統技藝的發展。」

雲南省社科院研究員郭凈認為，影視人類學給了人們深刻反思的眼睛，開始警惕那些以拍攝為由、讓當地民族在鏡頭前表演，製造虛假的「民族風情」作品。

「學者拍攝的影像，帶著外來者的視角，很難深入揭示社區工藝、信仰、生產活動的細節，更難準確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為變化。」郭凈說，很多影片的拍攝目的，都是為了成為科研成果、參加會議和電影展，並沒有給拍攝的社區帶來什麼利益。

他在2000年和藏族學者熙繞桑波、納西族學者和淵就在香格里拉縣開展了一個「社區影像教育」的項目：將攝像機交給當地村民，由他們拍下了自己的生活，向外界表達自己的文化觀念。

隨後，在北京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支持下，郭凈等人又發起了「鄉村之眼」計劃，成為國內最重要的參與式社區影像項目。讓那些生活在中國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村落的成員，在接受短期拍攝培訓之後，以本地的生態、文化、生計或社會問題為主題，創作紀錄片或其他類型的影像文本。

「它不以藝術或學術價值為使命，而是要表達當地人的文化觀點。」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影視人類學中心主任朱靖江說，迄今為止，雲南、青海、四川、廣西、貴州等地的少數民族村寨均有社區影像運動開展，已完成上百部村民自主創作的影像志作品，在國內外獲獎併產生反響。

「讓村民自己拍自己，其實就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我們把這種形式稱為：學習和保護我們自己的傳統。」郭凈說。

雲南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影視人類學實驗室主任陳學禮也深有同感。他說：「大多數民族志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被拍攝對象卻不一定有機會看到。」

為此，他們給碩士研究生開設的「紀錄片創作與實踐」選修課，將民族志電影的拍攝作為課程的主要內容，並要求學生和老師一起，在村裡完成後期剪輯，最後一天在村寨放映學生的作業。

「在當地放映的做法，不僅讓被拍攝對象即當地村民成為第一觀眾，還可能引發他們的評論和行動。」陳學禮說。

比如2009年雲南遭遇大旱期間，學生們在石林彝族自治縣大糯黑村拍攝的紀錄片《水》，引起了村民的激烈討論。村民們意識到，由於他們將每年清洗水井的傳統丟失了，才導致如今水井水質下降。為此，村民們自發組織起來，對水井進行了清洗。

「對時代做實錄不是為了頌揚和批評，而是留給後代修史所用。」郭凈說，「在互聯網發展的時代，更需要挽留這種歷史觀。」

民族題材紀錄片仍缺乏收藏展示交流的平台

當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領域進入收穫期時，面臨一個尷尬的現實：大量的民族影像志紀錄片和素材該如何拯救和保存呢？

「民族題材紀錄片至今仍缺乏收藏、展示、交流平台。創建全國規模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影像資料庫十分必要和緊迫。」中國民族博物館館長顧群不無憂慮地說。

2015年4月，在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期間，中國民族博物館承辦的「2015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受到了極大關注，這一首次在北京舉辦的大規模民族題材紀錄片展映活動，為展示60多年來我國民族題材紀錄片的發展軌跡和優秀成果提供了重要平台。業界認為，它傳遞出一個信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如何用紀實影像真實地再現、表達和傳播少數民族的多樣性文化和歷史，正在成為被社會關注和聚焦的事情」。

顧群表示，中國民族博物館正是想通過持續不斷地舉辦民族題材紀錄片影展，建立起一個較具規模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影像資料庫」。

他指出，少數民族的很多文化是無法僅依靠實物來呈現的，但影像卻能夠細緻、豐富地呈現出這些文化遺產的內涵和細節。把民族志影像資料納入收藏展示空間，是民族博物館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不少學者認為，一方面是國家收藏，另一方面民間的數字圖書館建設也極為重要。

兩年前，「鄉村之眼」團隊已經在雲南德欽縣啟動了村民影像資料庫的建設，包括郭凈在內的一些學者10多年來拍攝的DV帶，將進入這個民間資料庫保存。

讓郭凈最受觸動的，是一次對雲南民族大學人類學教授蔡家麒先生的拜訪。蔡家麒曾在上世紀60年代時，和楊光海等老一輩民族志電影人一起拍過鄂倫春族的紀錄片。

當時，蔡家麒拿出1963年拍攝鄂倫春族的600多張黑白底片，全部用長方形的底片袋裝著，每一張都有編號，底片袋也有編號，放在防潮的餅乾盒裡；同時，他還保存著300多張上世紀80年代拍攝的獨龍族底片。

「鄂倫春族的歷史，就這樣完好地保存在這位前輩的家裡。」郭凈說，「這些照片從來沒有完整發表過，這麼多年，它們一直以素材的形式存在著，躲過了一場又一場暴風驟雨。」

「只有大大小小的影像博物館、圖書館出現在城鄉各地和私人的書齋，所謂『民間記憶』才有一個牢靠的基礎。」郭凈說。（文/張文凌 中國青年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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