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卓琳百年人生，重温小平十大告诫
·1939年，邓小平和卓琳婚后在太行山的合影。
中国有句名言：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这句名言放在邓小平和卓琳夫妇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他的一切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他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卓琳就是这样一位默默站在他身后，不断给予他力量和扶持的伟大女性。如今，当这位伟大的女性在北京去世后，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她伟大而平凡、多姿又多彩的传奇人生。这里摘录其中部分章节，以怀念这位人所尊敬的伟大女性。
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五十八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十二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交叉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旁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忌日，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名绅千金，弃笔从戎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时才四五岁的卓琳就由母亲带着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就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上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
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没开成，云南队只好撤返。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十九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成百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视线，逃出了北平。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去延安投奔八路军。几经折腾，她终于到达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携手并肩，共克时艰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煵灰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线，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儿则是折线圈。那时工资全部停发，生活很拮据。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了。邓小平爱喝酒，他们就自己酿米酒，还开垦了一块地。
这一段日子是卓琳终生难忘的。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象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安享晚年，思念绵绵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邓小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熞磺幸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忌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令人动容。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她还随信寄出了二千六百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邓小平走了，但邓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延伸到二十一世纪。在过去长达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经历的是邓小平时代。在今天人们悼念卓琳百年的时刻，重温邓小平留给后人的告诫。也许，这是对邓小平夫妇最好的怀念。
告诫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年）。
告诫二：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
告诫三：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
告诫四：二十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告诫五：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
告诫六：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
告诫七：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年）。
告诫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告诫九：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
告诫十：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986 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
邓小平已经离开我们十九年了，现在重温邓小平生前的这十大告诫，对照中国社会的现实，仍然有醍醐灌顶的震撼。现在悼念卓琳，无论官民，无论城乡，无疑都存在一个怎样对待邓小平这些理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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