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老師：黃侃先生與中國的國學

儒學 10-25

關注「章黃國學」

王寧老師：黃侃先生與中國的國學

既往對未來的召喚

——黃季剛先生與中國的國學

作者：王寧

黃季剛(侃)先生和他的老師章太炎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傑出的國學家和國學教育家。他們是19-20世紀之交推動中國文化延續和發展的名人和偉人。季剛先生以50歲壽齡而終，他只在多災多難的中國建業和奮鬥了30多年。但是，他成功地銜接了兩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在逆境中堅守著民族文化的立場，為一個世紀的學者們作出了不媚俗、不媚權、不阿貴、不阿眾、不逐潮、不逐勢的典型中國文人崇高的榜樣。他幾易其地，尋找合適的土壤，為後一個世紀培養了許多具有豐厚國學功底的學者和教師，靠著自己的學生，把中國傳統文化植根在新的世紀。直至今日，南北方許多高校傳統語言學、文獻學老一輩的名師，大都是他的學生。中國的傳統語言學曾有過半世紀的斷裂，然而到了70年代末學術的黃金時代到來時，仍如雨後春筍、風拂春草，一時間又蓬勃生長了。這不能不說是章、黃及他們同時代的國學教育家的一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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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先生

在文化戰線上，季剛先生曾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他曾是政治上激進的革命派，18歲在文普通學堂開始反滿，20歲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22歲追隨太炎先生在《民報》上發表激烈而富有煽動性的文章，23歲二次潛走日本繼續追隨革命，26歲組織孝義會、領導鄂東南起義。他以一腔愛國愛種的熱血，走在民主革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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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先生

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他並沒有再去為一席之地而奮爭，從1912年起，便在社會上和歷史中重新尋找自己奮鬥的道路和獻身的途徑，他選擇了國學，以從幼小就培養得十分豐厚的國學功底，走入教育界，擺開了一個似乎是不合時宜的維護國學的疆場。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面對「打倒文言文」的呼號卻在課堂上講「三禮」和選學；面對「打倒漢字」的激昂宣言仍開設《說文》、《爾雅》課。當許多同行、同道紛紛在思想上與國學決裂的時候，他遍讀中國的經、史、子、集，搜集金文、甲骨，潛心批註群書，堅定了「量力守故轍」的信念，將一部系統、豐富、準確、深刻的中國國學通史和通論，完整地貯存在自己的頭腦中。雖然他在自己預定的寫書之年的前夕故去，但他的成就已為世人公認並為後學者傳揚。他憂國傷時，形成了嚴詞譏諷、不留情面的「壞脾氣」，也因此留給一些儘管內心敬畏卻難以寬容的共事者忘不了的「壞印象」。於是，在前輩學者中，他被目為「保守」甚至「復古倒退」。他提倡的傳統語言學一度被全盤否定，大有被逐出學壇之勢。甚至他的一些學生，在學術上也未能得到公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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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都將逐漸成為過去。正確認識一個人、評價一個人——一個在歷史上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又絕頂聰明而富有個性的並非完人的偉人，不但要在冷卻了派別的成見、淡化了實用的利害、讓時間沖刷掉枝枝蔓蔓非本質現象之後才能做到；而且還需要經過深入細緻的探討，領悟他的內心，理解他的個性才能做好。在季剛先生逝世60年之後，在又一個世紀之交到來的時候，在他已成為歷史人物而遠離了今日學壇的時候，將會有更多的人認識他，敢於並樂於去承認他的價值，在他的成就面前交口稱讚。尤其是站在季剛先生未竟事業的領域裡的人，回想起前一世紀的種種成敗，便時時感受到一種既往的先行者對未來的召喚，這召喚使我們不斷反思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不敢忘記今日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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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先生手批十三經

1995年是黃季剛先生誕生110周年和逝世60周年的紀念之年，紀念這位國學家和國學教育家，讓我們想到許多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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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先生

我們應當帶著崇高的使命感來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許多人把考據和整理國故看成是「沒有靈魂的學術」，是「脫離現實的復古」，以王國維晚年的考古，章、黃堅持振興國學為保守、消沉、避世，只有深深理解他們胸懷的人才能懂得，自顧炎武、戴震起，國學便與愛國救種相聯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固然要求得經濟的發達，然而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便無所依託，這才是真正失去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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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忘記自己的過去，因為現代永遠浴於歷史的積澱之中。揚棄一種糟粕和吸收一種精華，是必然在經過擷取和研究歷史之後的。總要有一些具有國學基礎的人去從事歷史的擷取和研究工作，然後才能把歷史交給民眾。然而歷史常常受到時潮的衝擊，被現代所冷落。季剛先生所以是可敬的，因為他雖被時代所冷落，卻不逐潮，不媚俗，一無反顧，堅守疆場，背負著「保守」、「落伍」的十字架而終身不悔。帶著與先輩同樣強烈的使命感來從事國學研究和國學教育，我們的精神將永遠是振奮的。

我們應當努力為世界、為中國創造學術的精品。季剛先生是被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塑造的學人，他自己又在不斷地創造傳統文化的精品。在「新學」「西學」發展到極端時，連漢字都被宣告了死刑。而由於一代國學大師的存在，免去了一種偏頗，在吸收西方科學與民主的同時，中華文化瑰麗的精華得以存留，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功績。在新文化的強烈衝擊下，不是精品，不可能保存下來；不是精品，也不可能最終與新文化並存並被新文化吸收。季剛先生正是執著於精品的創造，才立誓在50歲前不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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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先生（左）與藏書家徐恕先生

他不幸又有幸地生活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因而能受到新文化的衝擊，也受到新文化的選擇，終於為後代留下一片精心澆灌了的傳統文化的綠茵。我們有幸又不幸地生活在一個暫時的傳統文化「熱」的年代，傳統文化不再被稱作「封資修」之一端，研究國學不再被視為「牛鬼蛇神」之一例；然而，經、史、子、集被閹割式的刪節，經過粗糙的註譯和飛速的校對後，精裝成禮品書，提供給附庸風雅者去補壁；古代飽學之士以為虛浮、粗俗而不取的陋文鄙談，卻被新星們拿來示眾以為創新；虐殺兒童天性、炫耀帝王富貴的一些糟粕，被當成「珍品」發掘出來以「享」今人；一套套耗資千萬的「大古全」彙集，內容互相重迭地在不同的地方競相編選……

與此同時，就青少年和全社會的素養而言，文言文閱讀能力逐步下降，歷史觀念在娛樂的衝擊下漸漸淡化，分辨精華與糟粕的標準猶疑、模糊甚至混亂……可以預測，「熱」與「濫」時常並行，而「濫」與「衰」終會相繼。不論在哪個時代，屬於歷史繼承的學科絕不能沒有又經常是冷門，是少數，這是正常現象。歷史的繼承需要高聲吶喊而推導至今日，忘記過去而重踏失敗的覆轍當稱愚蠢；而用歷史去掩蓋現代，在房價高昂、多少人窩居斗室被稱為「蟻族」的時候，耗資千萬去表演假儀式、拼湊假廟堂，難道不是放棄民生的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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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先生一家於量守廬故居前

從專業領域看，唯其是少數，便一定要精；從普及領域看，以享大眾的成品更要絕對真實。不精、不實，在鼓噪起來的「熱」以後，也還是要被淘汰的。屏棄個人的名利，振作愛國的精神，用耐得了冷落的韌性不斷創造精品，同時把精品認真地解俗去向社會普及，從而得到一切優秀者的理解和重視，收到提高全民素質的效果，我們的事業才能在冷落的同時具有內在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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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先生手批《說文解字》

我們還應當特別重視為國學培養新的繼承人。在上一個世紀之交，一批對祖國傳統文化素養高、理解深、功底厚的青年人，成為國學的繼承者；半個世紀以後，他們成長為國學與國學教育的中堅人物。正是因為有了他們，不論在祖國大陸還是在台灣，經學與「小學」得以傳衍。在發現人才方面，季剛先生有極高的標準和銳利的眼光；在培養人才方面，季剛先生有自己獨特的方式和成功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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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武漢黃侃先生紀念會

章念馳王寧謝棟元與陸宗達先生

我們在師輩對季剛先生的回憶錄中，可以深刻感受到那一代學者篤厚、誠摯的師生關係。危難出知交，那種在巨大壓力下走到一起來的師生、友朋之情，使人感動，催人深省。歷史文化是一門艱深而需要積累的學科，這方面的人才既需要聰穎、敏銳，又需要刻苦、紮實；既要熱愛和崇敬前代的歷史，又要有新思想和時代精神；成才的周期長，淘汰的比例高；再加上半個世紀的「斷檔」，總體的素質和功底受到很大的影響。站在國學教育前沿的學人必須充分估計到它的難度而又要知難而上。國學的希望在人才，祖國歷史文化傳播的契機也在於人才。一想到季剛先生在那樣巨大的壓力下還培養了如此優秀的我們的師輩；我們在接受了師輩的教育之後，難道不應當作好人梯，讓自己的學生踏著肩膀攀上學術的高峰嗎?

黃季剛先生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文學、史學、經學、「小學」無所不包，但他引為一切學問的基礎因而最著力傳播的是「小學」——章太炎先生定為「中國語言文字學」。在「小學」的研究中，黃季剛先生胸中裝著浩瀚而經過深加工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樸學求實的精神來務學。但他從不被材料淹沒，不為錯綜複雜的語言文學現象而感到迷茫。他一再強調「得其法而明其理」，把規律和思想作為治學的追求目標。而現在卻有些人，把「小學」當成材料的堆積，誤將煩瑣視為豐富，藉口「求實」而輕視理論。更有些人，奢談概念而追求虛玄，熱衷於空泛的推理而不務實證。這些都是與科學的研究方法相違背的。我們應當沿著「得其法而明其理」的道路，力爭作一個重視材料又重視理論的學者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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