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作家朱天心：台灣，請聽我說
朱西寧(1926—1998)，原名朱青海，當代作家，祖籍山東省臨朐縣。從他父輩起，即落戶宿遷，定居宿城鎮。抗日戰爭勝利後，進入杭州國立藝專深造。後投筆從戎，參加國民黨軍隊，1949年隨軍去台灣，先後任陸軍上尉、上校參謀等職。自幼愛好文學，雖身在軍旅，卻能堅持寫作，因而成為台灣軍旅中出名的作家。當時，他和段彩華、司馬中原被譽為台灣陸軍中有名的「鳳山三劍客」，是台灣文壇上蜚聲海內外的著名作家。
劉慕沙，朱西寧之妻，朱天心之母，日本文學翻譯名家。育有三女：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均在文學上有成。其中朱天文、朱天心亦為台灣重要當代作家，朱氏一家在台灣文壇有不可替換的獨特地位。為此，台北希代出版有限公司為他家出版一本書，名為《小說家族》。
朱天心，本文口述者。1958年3月12日出生於台灣省高雄縣鳳山市，原籍山東臨朐，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朱西寧之女。
1962年，板橋婦聯一村558號前院，朱西寧37歲，與妻子劉慕沙合影。前排為朱天文、朱天心（4歲）、朱天衣三姊妹。（印刻出版社 提供）
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無法叫作家鄉
來台灣已經二十三年了，終於，父親想搬出眷村。
1972年，我初二時，父親決定在景美辛亥路買房子，搬離內湖一村。我想，他可能有種淡淡的哀傷，或許是個小小的喟嘆，從此覺得：「啊！我要在這個地方終老。」買房子也就意味著回不去了。
那時候眷村房子太小、太小了，每一戶都要加蓋，不然不可能生活；而就算加蓋了，整間房子連廚房、客廳、浴室……加起來也不到十坪（1坪約3.3平米）。
冬天下雨時，衣服沒有干，客廳滴滴答答地晾滿衣服。還記得小時候卧室里放下了雙層小床，姐姐（天文）睡上鋪，我和妹妹（天衣）睡下鋪。剩下的空間，只放得下一張書桌，姐姐是用功的，書桌給她用，當時我好高興，因為沒有書桌，就可以不用讀書。
我記得，姐姐睡覺還要踩在書桌上才能上得去。我們家門前沒有院子，但有很多小孩在玩，有些無聊的小孩就會大叫「喔，看到了，看到了，內褲是白色的。」處女座的姐姐就會非常生氣。
也許媽媽不希望以後女兒們所有的少女回憶是如此凄慘暗淡，他們開始到處看房子，而我們也還沒有大到可以參與意見的時候，所以搬家對我而言，那是告別童年，告訴我的眷村愛人，這是我唯一的傷感。
但如果從現在的眼光看，會覺得，怎麼這麼晚（才搬），怎麼會來到台灣都已經二十三年了，你才會死心想：「啊！回不去了。」才準備要落地生根。
若是「獨派」一點的人一定很痛恨，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子？都到這個地方娶了台灣女子為妻，吃台灣米，喝台灣水，但心裡還在想別的地方？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外省人/台美人
但容我描述一個族群，少小因為種種原因到了異國，就再也回不去了，在該地落地生根，生活過得比母國物質條件要好，他們的子女成人了，甚至忘了母國的語言，或是根本不願跟父母回母國了。但他們仍念茲在茲一心要回母國，甚至連政治主張跟母國不同，他們仍想要改善她、回饋她。
你以為我講的是外省人嗎？我說的是「台美人」，即台裔美國人。
可是為什麼這些「台美人」雖然久居美國，吃美國麥子、喝美國牛奶、吃美國牛排，子女即使變成美國人，不願回來了，但只要他們心念台灣，「獨派」就會覺得好高興，給他們很大的掌聲；但如果這個族群是外省人，就被說成：「你們怎麼這個樣子，在台灣這麼久了，你的心還在想大陸？」
有時我們對一些外省人的心情大惑不解，就請想想「台美人」吧，這兩者的處境不是一樣嗎？
台灣錯過最好的和解時機
其實，台灣族群差異一直都在，但1987年「解嚴」前後的社會氣氛，其實是很好的契機，很多以前不敢提的問題也提了，不敢講的話也講了，正是不同族群的人可以再認識彼此的時候。
好像一對情侶，彼此都以為很了解了，可是大概是某個契機，女的講其實我家不像你以為的那麼光鮮亮麗，我父親曾經入過獄；男的也說，我家其實多慘多慘……我覺得這個聆聽，會讓彼此生起一種心情：「原來你有這麼多、這麼多我不知道的傷痛。」因而更珍惜對方。
但這麼好的互相和解的時機，卻往很壞的方向發展，我覺得正式把這個「省籍怪獸」放出來的人，還是李登輝。他剛接班時，在國民黨內權力位置不穩，而他的政敵又剛好是外省人，連境外媒體都觀察到，他動用省籍劃分，聯合黨外的力量——當時民進黨其實都在護航他、保護他——攻擊外省「閣揆」啊。
動用族群操作是很有效的，也是便宜的做法，因為人的所有面向都可以改，包括性傾向或性別都可以因為我的選擇而改變，但只有你是哪裡人，你父親是哪裡人，這是完全改變不了的。
省籍矛盾被惡化、被挑起後，很多人會改寫自己的回憶。好比有些到我們這個年紀的中年男人會說：「媽的！以前我們班上那些漂亮的女生都被外省人追走了。」他連自己談戀愛的不順，也會怪罪到省籍。我朋友里，有些外省爸爸、本省媽媽的家庭，最後媽媽會從電視上學來說：「阮（我們）台灣人都被外省人欺負。」但明明在那朋友所描述的家裡，媽媽其實比較強勢，反而是外省爸爸包容一切。
從文學/歷史 來看，個人生命史、家族史被 國族論述/神話 篡奪，是個多大的損失！
到今天我們應該放大胸懷，接納各種族群的各種聲音。即使我們是那麼不同，你的記憶和我的記憶有衝突，你的榮光是他的屈辱，你的傷痛是他的美好。怎麼辦？換一個心情，把對方看作是你認識歷史不可少的拼圖，在各自堅持自己那族的歷史記憶之外，也應該去聆聽、看見對方的歷史記憶。即使那一塊是你很陌生的、聞所未聞的，甚至不舒服的，也許不見得是美好的，但至少是互相認識的開始。
不對統治者談感情、信任和愛
我一直覺得本省、外省族群的「民主化情境」是有個時間差的。閩南、客家等台灣本地族群經歷二二八事件，可能直接被傷害，或間接聽聞，在這種情境里，對當時的政權比較容易衍生一種抵抗懷疑的心。這種態度是健康的，也是符合民主政治發展的。
相對來說，外省人缺乏這樣的民主情境，甚至讓台灣民主延緩、遲滯了二三十年。固然，外省人有自己的理由，不論個人、家族命運都與國民黨綁在一起，就連將來有沒有機會再看到家鄉里的父母親，都要指望這個黨。如果我們敵人是一樣的，語言文化一樣，我對他只有信任，把他看得像父親一樣，所以當然相信，他對我做什麼也一定是好的。但這跟民主的精神整個背反——怎麼能跟一個統治者談感情、信任與愛？
外省人這樣的覺悟——認清國民黨，或者說認清與統治者原該有的關係——那是很痛的過程，簡直像是「割肉還母、削骨還父」的歷程。曾經這麼信賴、寄望於他，最後不得不背叛他，一步一步把感情丟開，只剩理性、價值或制度。
但「解嚴」之後，很難過的是，外省政權及其支持者犯過的錯，本土政權及其支持者竟重新再犯一次。原來，外省人這場民主啟蒙、政治覺悟，並沒有被納入台灣民主經驗里，沒有讓本省族群得到一丁點的警醒，悲傷還是照樣上演。
我看到人民對統治者給出一張無限制空白支票，任其揮霍。這會寵壞一個統治者。
現在還有深綠的人，管你陳水扁做什麼，還是用信任、用愛和尊敬對待他。在某次聚會，我告訴我綠的朋友，拜託你們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不要再用愛和信任把統治者寵壞，他竟然回說：「哎呀，你們都爽了四十年，換我們爽一下又怎樣！？」這句話雖然是喝了酒的玩笑話，但又不全是玩笑，它反映了他們的深層心理。若真這樣，政黨輪替，有何進步性可言？
母親劉慕沙年輕時
破除族群迷思
我父親在1998年過世，之前有十年，他每年都回山東故鄉，要補寫他的家史資料。那十年間，除了我們三姊妹輪值，各陪他回去一次，盡完責任後，我就再也沒陪他回去了。
可是也在那前後十年間，我時時刻刻被問及認同哪裡。1990年初，我出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引發很多討論，那時候《新新聞》記者邱妙津來訪問我，她本身也是作家，可是她竟然問我：「你的文學算是台灣文學嗎？」我一聽差點掉眼淚，不屬於台灣，我屬於哪裡？屬於台灣海峽嗎？
有次我參加一場研究生討論，他們找了光譜兩端的我跟宋澤來對談，宋澤來當場說：「天心，我對你非常失望，我以前想說你父親固然是外省人，固然奧，但是你母親是客家人，你應該可以向你母系靠攏，沒想到你竟然向父系靠攏，我對你失望透頂！」
我當場想說：「你怎麼可以講這樣的話？」這樣其實很失態，為什麼由你鑒別呢？當時我完全無法回答，但全場瞪大眼睛，「哇」的一聲驚呼。
因為那些年時時刻刻被檢驗你認同哪裡，我就覺得，媽的，我就只回一次（故鄉山東），以防我隨時被問時，我可以回嘴說：「怎麼樣？才一次！」如果我說十次，他們會說：「你心向祖國，那你為什麼不滾回去？」等等。
其實回去也就是上墳，我後來好傷心，也沒想到父親這麼早過世，他不在了，我忽然驚覺，他每次這麼愉快而有意義地返鄉，我居然因堵這口氣，完全地、永遠地錯失陪他回去的機會。我的本省朋友，黃山、西湖、戈壁、內蒙古都玩回來了，而我卻顧慮著「愛不愛台灣」的質疑，決志不去。
我在書里寫過：「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清明節的時候，無墳可上。」這些話引起很多討論。現實上，我母系親族非常多、非常多，五六歲前在苗栗外婆家客家莊長大，我的第一母語其實是客家話，國語是之後回到眷村才學會的。好比外婆的媽媽」阿太「（曾祖父母），我從小跟著她，到我大學她才去世，我們是那種親族的牽連只會太多，不會太少。
宋澤來的質疑，我事後想起，這無關族群，而是階級問題。我想到外公家大家爭資源，勾心鬥角、互相猜忌。回到眷村大家一窮二白，你親我親好開心，認同經驗是愉悅的，這不是族群，而是裡面的階級。
父親朱西寧
我寫下「無墳可上、無親人埋骨」的這些話，要講的其實是一種外省眷村裡普遍的氣氛，為什麼好像隨時裝了箱子說走就走，好像沒有根似的，我嘗試用小說來解答。
1998年，爸爸走了，他有交代，死後要放在汐止「國軍公墓」，因為怕我們花費。但我爸的骨灰現在還放在我媽的床頭，連形式上擺個供桌、燭火都沒有，清明節也沒特別過，每天貓咪還會蹲在上面睡覺。我們全家討論過，如果放在荒郊野外，我們覺得那樣孤零零的好可憐、好可憐。
爸爸病中有次精神好，我們還開玩笑說，就放在家裡，然後爸爸的、媽媽的、姐姐的、我和（丈夫）材俊的，五個人的骨灰，最後一起拜託海盟（女兒）丟到海里。我爸說，那海盟多可憐啊，一個扁擔，這頭挑三個，那頭挑兩個，還挑不勻……我們是可以笑談這個事的。父親他生前交代，死後葬在這裡，從沒動過念要回老家，葬在爺爺、奶奶旁。
回歸「公民」最大公約數
1990年代，我參與朱高正（民進黨創黨元老之一，卻又是最激進地支持兩岸統一的台灣政治人物之一）的社民黨，到很多地方下鄉。記得有一次，我和朱高正在桃園文昌公園辦活動，他在別的場子本來三點要趕來，所以我兩點先上台暖場，結果他六點才來，結果我一個人硬撐了四個小時。
一開始，公園裡下棋的老人很熱情，但聽到最後，幾位老人要上台打人了，他們喊著「講台語！」「講台語！」「為什麼不講台語？」「外省人啊！」什麼的。當場我改用客家話，結果很尷尬，我後來就講：「你看這樣，你們也聽不懂啊。」便改用國語。有很長一段時間，當有人質疑我時，我的母系身份變成一種保護。
語言的問題是一種指標，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完慶功之夜，我看到徐璐上台講閩南語，葉菊蘭上去也講閩南語，但這兩個人的母語都不是閩南語。也許當時的氣氛使然，但那怎麼會是好的徵兆呢？
這不是一種以暴易暴嗎？過去，國民黨不管當地人要講什麼話，你就強調要講北京話，民進黨上台要大家講閩南語，這哪叫轉型正義啊？這隻有複製，沒有轉型。
1995年，我出版《古都》的那個階段，感覺統治者把你的一切都砸碎了。如果把建設台灣當成蓋房子，統治者可以代我們決定，什麼是可以當磚瓦材料地基的，什麼是要丟棄的。如果是這樣，我的記憶都不算數？難道根本不存在嗎？
可不可以我們住的地方不要只容得下一種感情、一種聲音，否則，不是法西斯嗎？就像我們看到「文革」或納粹。之後寫《漫遊者》，我有點負氣，我乾脆自我放逐，我身體在這裡，心早就不知去哪裡了。
這是很痛苦的歷程，走過那十多年很傷痛、很不堪的歷程後，我像一個破片，重新一片、一片撿起來重建。我現在住的文山區興昌里，是我離開眷村後一住三十六年，住最久、認同卻來得最晚的地方，我從我的一個「里民」的意識，開始「收拾」起自己來的。
政治是一時的，但社會和人的「依存」卻是永遠的。這也是我現在會參與動物保護、人權團體（的原因），即使很多議題我是陌生的，但這是種連結，是一個支撐。
我一直覺得所有人民，管你什麼情懷——台灣情懷，中國情懷——不管任何來歷，我們就回到我們最大的公約數——「公民」的身份吧。當一個社會夠複雜、夠緊密的時候，政治的手就伸不進公民社會里。
人的生活、人的社會原本是有很多面向的，我們必須強化其他各個面向，才能對抗政治分黨分派。民主是很脆弱的，我們其實得時時像seven-eleven全年無休那樣，去看管、維修那個關乎著國家權力的脆弱牢籠，讓權力的怪獸不會任意出來為所欲為：這樣才不會動不動選戰一來，就往你臉上塗成藍的、綠的顏色。
朱天心
發現在這裡生活的力量
我家原本就有很多跟貓狗相處的經驗，家裡也有很多貓狗，這幾年，我們和動保團體合作，說服市政府改變現行政策，不撲殺，由志工照顧流浪貓，政府出結紮的錢，結紮後還是要由志工們照顧。我把這些經驗集成《獵人們》一書。
《獵人們》2007年也在大陸三聯出版，結果，我收到一位天津大學的學生來信，他說，看了我的書，思及那個地方可以這樣對待不同生命，讓他相信這樣的地方一定也會善待「非我族類」，這樣的地方對他來講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第一次借別人的眼光看到台灣意義何在。好比我常在永康街咖啡館寫稿，這附近很多巷道，在路邊有時候會看到小水罐，裡面有乾淨的水，每次看到，我都會覺得好溫暖。
那是給流浪貓喝的，自從兩年前，台北市不準冷氣機滴水後，流浪貓唯一的水源就沒有了，大部分流浪貓不是被車撞，就是渴到腎衰竭而死。
所以一看到水罐，就會知道，一定有一顆很溫柔、很尊重生命的心在其背後。有些鄰居不了解，看到水罐會以為，這會不會是廢棄物？會不會有登革熱？於是會清掉它，甚至放葯下毒，因此肯定得有個人每天去清、每天去補水，而且儘可能不礙眼，把水罐放在有貓經過且不會被人發現的地方。
每當我看到那個謙卑的水罐，我都會覺得，活在這個城市是光榮的。這一刻，光這一點點，就會給我支撐，讓我願意在這裡生活下去。
我要的其實不多，就這個小水罐。
——原文標題《那一個前輩的小水罐》
節選自《台灣，請聽我說》（吳錦勛撰述，華夏出版社，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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