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黃興：黃興與孫中山存在分歧 但大目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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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興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革命家，也是一位傑出的軍事戰略家。他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在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順利誕生、護國討袁等歷史事件中發揮過重要作用。黃興以字克強聞名當時，作為孫中山的第一知交，與孫中山常被以「孫黃」並稱。2016年是黃興逝世一百周年，142年前的今天黃興出生於湖南長沙，我們今天特發此文以示紀念。
1914年的一天，美國人林百克收到中國人黃興寄來的一個大包裹。
此前的9月29日，兩人曾於芝加哥會面。這位在菲律賓做過法官、一貫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人，向第一次造訪美國的黃興提出，希望能為他寫傳記，為此，請他寫些可用於傳記的材料。
現在，黃興如約寄來了包裹。動手拆包時，林百克激動得「手有點發抖」：「我想，那裡面裝著一位英勇的將軍的生活歷史資料。」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打開，「像朝聖的信徒展讀聖書一樣」。
包裹里，是一份用打字機打成的、長長的文件——籲請美國朝野支持中國的民主政體，反對袁世凱篡國。無一字涉及黃興個人的勛業和生活。
黃興，字克強，與孫中山並稱為「開國二傑」，章士釗的輓聯稱「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義前，革命黨人所經歷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黃興主持，「幾乎是無役不與」。章士釗早年在《沈藎》一文中說：「吾聞之：在海外談革命者萬人，不如在本國談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談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內地實行革命者得一人。」黃興是甘冒巨險和深入虎穴的人，這是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們的共識。
這個寡言重行的人，始終站在孫中山的身邊和身後，將滿腔的情感與滿腹的智慧，化作無以倫比的行動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1913年3月，孫中山（前中）、黃興（前左二）、戴季陶（後左二）等人，與日本企業家在上海的橫濱正金銀行商討集資討伐袁世凱等問題。
「谷中一鳴，眾山皆應」
1910年5月30日，黃興緻信孫中山，討論9次武裝對抗清廷之起義失敗後，革命的走向和計劃。
黃興在這封信中指出，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就是它自己的軍隊。他分析了新軍起義流產以後的廣東形勢，斷言：儘管此前遭遇種種挫折，但是，「圖廣東之事，不必於邊遠，而可於省會」。這修正了孫中山長久以來主張的於邊遠地區起事的觀點。
在結論中，黃興預言：革命一經在一省爆發，各省將聞風而動，「必有谷中一鳴，眾山皆應之象」。
胡漢民評價說：「其後進行計劃，大略如書中所言。」
其實，早在1903年11月4日，在華興會成立會上，黃興就對武裝鬥爭的戰略和策略問題有過完整而富於遠見的論述：
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為適宜？一種為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為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無識之市民得以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
赴日留學是黃興一生的轉折點。1902年夏，黃興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學院習師範。他的朋友和傳記作者劉揆一稱，他在那裡學習到的西方知識，使他成為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鼓吹者。
1903年夏，黃興回到長沙主持明德學堂新成立的速成師範班工作，兼任歷史、體操等課目教員。「他的圖畫很好，白天上課在黑板上畫瓜果，晚上計劃革命。當時湖南所有各中學的學生都歸附他。」他的同事張繼曾如此回憶。
一次，黃興在動物課上給學生講魚類，用盆端來一條活鯉魚。他從講魚類的構造和基本特徵，引出「鯉魚跳龍門」的成語，對學生們說：鯉魚是不可能成龍的。只是中國歷史上有人想通過造反當皇帝，所以才有鯉魚跳龍門的傳說。然而，中國換了不少皇帝，百姓們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法國革命黨人比別人聰明，他們在革命成功後將政體改為民主共和制，再也不要皇帝了。這樣，百姓們才有了平等和自由。
語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這個黃秀才卻不如此。流傳至今的黃興照片顯示，這位共和元勛面龐白凈，雙眼皮，眉毛不枝蔓，眉眼搭配起來頗顯平和，他不同時期面容上的最大區別，只在於鬍子的樣式。但是，在他身上，舊式知識分子的搖擺特性，幾與其絕緣。
據李書城回憶：「弘文學院同學每晚都在自習室討論立憲和革命的問題，最初頗多爭論，以後主張排滿革命的佔了多數。黃克強先生在同學中一向是篤實厚重、不多發言的，但他把問題看清楚了，決定自己應走的道路以後，意志即異常堅決。」
有一晚，黃興與一些同學爭論得很激烈，氣急得說不出話來，竟將手中的小茶壺擲地摔碎。他從事革命的決心，「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動搖的」。
黃興下達北伐命令。
「錢！您有錢嗎？」
1910年6月15日，孫中山從夏威夷返回日本，與黃興在橫濱晤面，商討第10次起義(即黃花崗起義)事宜。
這次在橫濱的見面，同盟會成員、日本友人萱野長知也在場，他記下了當時的情景：
孫逸仙乘坐的美國輪船剛剛靠岸，黃興就跳上船去。兩人久別重逢，極少談論私事，很快轉入對革命形勢的討論。當黃興快要離開時，他對孫說：「哦！對了，錢！您有錢嗎？」孫回答說：「是的，我有。」並把滿滿一皮箱的錢指給黃興看。孫剛剛從美國歸來，在那裡，他向華僑募集了資金。黃興根本沒有估量箱里的錢數，提起皮箱，準備告辭。忽然，好像記起了什麼似的，他說：「哦！對了，我最好還是給您留點，也許您有時需要錢用。」顧不及點數，他留給孫幾束鈔票，走了。
目睹這一幕的萱野長知深受感動。「金錢的予者和受者，似乎都對金錢的總數毫不在意。這兩位領袖之間終生不渝的感情，不能僅僅表述為一般的『同志關係』；他們對待金錢財務的態度，也經常與此次相同。」
孫、黃日本會晤後，黃興歸國，具體部署起義。
根據黃興當時的設想，是以廣東省會一役，喚起全國革命之力量。革命一旦在廣東獲勝，黃興便將率軍北上，直搗湘鄂。雖然黃花崗起義沒有實現這一點，但武昌起義及其後續事態，則正好符合了黃興對國內局勢的預判。
為了與兩湖和長江下游諸省在行動上協調一致，早在二月間，黃興派譚人鳳攜款二千元到中部省份，去資助那裡十分活躍的革命勢力，「組織當地的起義，與計劃中的南方起義相呼應」。
黃興的部署一貫縝密。但當時他大概也沒有想到，譚帶去的二千元，對改變歷史的武昌起義，產生了意料不到的直接影響。
譚人鳳帶著黃興的囑託，攜款來到湖北。通過同盟會中部負責人居正，同共進會的負責人孫武進行了磋商；通過同盟會成員胡瑛，會晤了文學社的負責人。譚人鳳給居正六百元，給孫武兩百元。用這些錢，他們在漢口的法租界、俄租界和武昌設立了起義的秘密機關。孫武后來偶然引爆了一顆炸彈，促使武昌起義提前舉行，就是在這裡。
對孫中山的事業「絕無妨礙」
武昌起義火種燎原，很快，清帝遜位，民國成立。但不久，宋教仁遇刺案就震醒了本想功成身退的革命黨人。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共和頻遭挫折。
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開始思考革新黨務，組建新黨。
1914年1月，孫中山創建新黨的構想已經十分明確。在他看來，「二次革命」的失敗，在於紀律渙散，黨員不服從黨魁。因此，新黨擬定名為「中華革命黨」。黨的總章規定，黨員入黨必須立誓效忠於孫中山，並於誓約署名下面加蓋指模。即使是以前加入過同盟會或國民黨的人，現在加入新黨也要重立誓約。
作為革命黨內的二號人物，黃興極力反對該條款。他認為，這違反了民主革命的精神。他說，黨員是為革命事業而奮鬥，而不是為了某一個人。此外，在誓約上按捺指模，對黨員更是一種侮辱。
黃興的女婿、美籍華裔學者薛君度認為：「對於以建立現代民主政體為宗旨而剛剛推翻一個君主專制王朝的革命黨人來說，要他們宣誓效忠於某一個人，其難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黃興拒絕加入新黨，對於黨的團結自然是極嚴重的打擊。此後，在整個中華革命黨的歷史上，協理一席始終闕如(中國同盟會成立之時，孫任總理，黃即為協理)。
為此，孫中山到黃興寓所訪問，對此規定加以解釋，但未能把黃說服。
兩人也一再通信討論。孫中山在1914年5月29日的親筆信中說：
弟有所求於兄者，則望兄讓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為期，過此猶不成，兄可繼續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如弟幸而成功，則請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時弟決意一到戰場，以遂平生之志，以試平生之學。今在籌備之中，有一極要之事求兄解決者，則望禁止兄之親信部下，對於外人，自後絕勿再言「中國軍界俱是聽黃先生之令，無人聽孫文之令者。孫文所率者，不過一班之無知少年學生及無飯食之亡命耳」。
黃興則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是一時的，不是真正的失敗。最後之勝利，一定會來。所以，應該從根本處著手，「所抱之主義發揮而光大之，不為小暴動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駭流俗，披心剖腹」。他建議孫中山，「宜寬宏其量」，以更開放而非更封閉的心態來面對局勢，「使異黨之有愛國心者有所歸向」。
對於孫中山要他兩年不問政的請求，黃興認為，革命是為了改良政治，是一種「天職」，「非為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渡、可能包辦者比」。但是，他答應，對孫中山的事業「決無妨礙」。
兩人反覆討論，沒有什麼結果。6月3日，孫中山在一封親筆複信中，又一次希望黃興「能靜養兩年，俾弟一試吾法」。
雖然對孫中山的「試驗」極為不滿，黃興也沒有接受其他黨員勸其另組黨派的建議，信守著對其事業「決無妨礙」的承諾。他在給孫中山的信中說：「自聞先生組織會時，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願先生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弟並未私有標幟以與先生異。」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成立時，黃興已經離開日本，飄然遠走美國了。
至此，有「中國的拿破崙」之稱的黃興，徹底告別了一生奮戰的沙場，轉而從事宣傳與籌款的工作。他的「興趣似乎以教育、市政規劃和發展工商業為主」。
「大目標是一致的」
1916年6月22日，黃興由日本返抵上海。直到4個月後病逝，他都住在法租界福開森路393號。
7月，「護國運動」結束後，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宣告停止一切黨務。
在這段最後的時日里，黃興與孫中山時相過從。薛君度認為，他們意識到，「前此的分歧，多起因於氣質性格和處事方法的不同，大目標則是一致的。」
遙想當年，1905年，孫中山和黃興在日本東京的鳳樂園初會，共商建立中國同盟會之事。此前，素不相識的二人一個在廣東建立了興中會，一個在湖南建立了華興會，兩會在名稱和政綱上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既不是因襲，也不是巧合，它只能說明孫、黃兩位資產階級革命家在未謀面之前，對於三民主義所包含的某些思想都有了相同或相當的認識。」學者文風說。
1905年8月13日，同盟會成立前夕，黃興與宋教仁、張繼、程家檉等發起留日學生歡迎孫中山大會。孫中山在大會上作了近兩個小時的長篇演說，博得了一陣陣經久不息的掌聲。
作為策劃者的黃興沒有在大會上講話。但此時，他「拉下了一點帽子，滿臉笑容，為大會的成功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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