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鮑勃·迪倫與崔健從不直白地談論愛情和政治

在音樂評論集《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抵抗之聲》中，台灣樂評人張鐵志曾深入分析了鮑勃·迪倫從1960年代開始的不同創作階段。

台灣資深樂評人張鐵志，圖源網路。

「《時代在變》在1964年1月發行。正是在這一年，當迪倫寫下最好的抗議歌曲時，他也將親手敲碎所有人自以為是的妄想，開始自我解構眾人以為的形象與標籤，開始告別革命，不再回頭。」在關於迪倫的那篇文章中，張鐵志這樣寫道，「迪倫遠行到另一個世界，他一步步展開弒父行動，並與那個虛構的抗議形象徹底斷裂。」

2016年10月13日，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鮑勃·迪倫，有人認為這與迪倫「抗議歌手」的標籤不無關係。張鐵志不這麼認為。

「他是一個擁有眾多面具並且可以回到過去、預示現實的魔術師。」張鐵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鮑勃·迪倫有個特殊意義：將整個流行音樂跟文學結合在一起，他是最重要的轉化者。」

他讓搖滾從青春期變得成熟

諾貝爾獎頒給鮑勃·迪倫，我既意外，也不意外。任何人得任何獎都可以是一個意外，而得諾獎更是不同凡響。不意外的是，過去，迪倫作品的文學性被談過很多次了，他也獲得過其它文學獎，比如普利策。

音樂圈對此很興奮。我也覺得，這個獎不只是對他的肯定，也是對音樂作為一種嚴肅藝術的肯定。其實是肯定了「歌詞是可以有這樣一個高度的」這件事情，而且它本來就有。

諾貝爾文學獎以前頒給過丘吉爾，說他的演說有文字的力量，現在還是有爭議。但我覺得，的的確確，文學在生活的很多層次中被表達。什麼是文學？這個獎會引起討論，這也許是另一個重要的意義。

鮑勃·迪倫有一個特殊意義在於，將流行音樂與文學結合在一起，他是這方面最重要的轉化者。他結合了兩種傳統，一是作為正統文學的傳統，比如惠特曼、「垮掉的一代」，另外是關於草根民歌的傳統。從來沒有人像他這樣，把兩種傳統進行結合。

頒獎詞里說：「鮑勃·迪倫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開創了新的詩性表達。」迪倫非常用功，他從年輕時開始聽美國20世紀初草根的民歌，也就是藍調民謠。藍調民謠其實是勞動者的語言，是不同土地上的歌，這是所謂美國偉大歌曲的傳統。

但民謠在鮑勃·迪倫之前，文字都比較簡單。很少有人像他有這麼多綺麗的意象，把真實的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交織在一起，把大家帶到一個很難想像的新世界，比如他有首歌叫《瓊斯先生》，那是一個虛構人物，迪倫用瓊斯先生，來解釋美國1960年代中期的變化。

再比如他早期的作品《暴雨將至》，在民歌敘事傳統中加入很多超現實的意象。這種超現實的意象，在他創作中期，也就是1965年之後創作的那些搖滾樂作品上體現得更明顯。

搖滾樂是1950年代開始的，它是關於青春、關於女孩的這些東西，直到鮑勃·迪倫，才讓它整個轉變了，從青春期變得成熟。

誰說文學一定要躺在紙面上呢？

我無法拋卻音樂來評價迪倫的歌詞，我沒有這個文學評判能力。我只能說，他的歌詞，配上他的音樂就有無比強大的力量，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意義。文學為什麼一定只能躺在紙上面，而不能用不同方式被詮釋、演繹呢？如果所有人都有共識，迪倫的文字在他的吟唱之下，可以召喚人心、可以衝擊時代，那不就是文學的力量嗎？

其實迪倫早期的歌曲，是先發表歌詞的。當時有本雜誌叫《Sing Out》，是紐約民謠圈的雜誌，會登歌詞。迪倫有好幾首歌詞，都先發表在上面，還寫註解。

他的第一張專輯沒有紅。第二張專輯出來時，他的歌詞早就跟著單曲發表了，他已經受到大家重視了。

鮑勃·迪倫的創作有很多變化。最早是所謂的「抗議歌手」時期。其實抗議歌手時期，都有好幾個階段，先是模仿跟學習、改造時期，比如第一張專輯；從第一張到第二張就是一個蛻變，他把超現實主義的歌詞放到抗議歌曲的傳統里；接下來，更搖滾化，這是在1965年、1966年；再接下來他消失了，復出時是比較內省的。

我感覺，他的風格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有一些混亂，有不同的嘗試。1990年代特別是中期後，他回到早期的民歌傳統去。最近20年他更往回走，那是他聽音樂的起源，我們看到他不斷挖掘傳統，甚至專門出翻唱老歌的專輯，所以這20年他又在尋根，從根源上重新創造。

鮑勃·迪倫是龐大的謎團，對我們音樂愛好者、研究者來說，他像一個幽靈，我們要不斷跟他搏鬥，我們還有太多不了解的東西。他既然還在不斷創作，我們就要跟他搏鬥下去。

鮑勃·迪倫之外，美國也有一些用音樂詩意表達的高手，我自己很喜歡派蒂·史密斯，跟迪倫比較接近，而且她是先寫詩，朗讀的時候加上一把吉他。她獲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也是受到最高文學殿堂的肯定。

跟史密斯比，迪倫的東西用了更多典故和比喻，把美國的不同歷史重新拼湊、組裝，放置到一個奇異的世界。有一本著名的寫迪倫的書叫《古老的詩意的美國》，也這麼分析過。另一位同樣很偉大、進行詩意表達的，是萊昂納德·科恩，他簡單直接，用很好的文字寫他對世界、對愛情的感受。迪倫則很有歷史意識。

他和崔健，都是巨大的謎團

我從小聽搖滾，但到大學以後，才對迪倫有比較大的關注。那時我研究美國1960年代的青年反叛文化運動，發現音樂和社會變遷這麼緊密，才去關注研究鮑勃·迪倫。

留給我最深印象的是《暴雨將至》。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一部電影里：《7月4日誕生》，湯姆·克魯斯演的反戰電影。那時我大概十八九歲，覺得好聽，就去了解歌詞。他的歌曲，有點像我理解美國1960年代的鑰匙。

鮑勃·迪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想其中一首是《戰爭的主人》，是史上最憤怒、最犀利的抗議歌曲；另一首是《瘦人之歌》，歌詞有這樣一句：「有些事情正在發生，但你不知道是什麼，是吧，瓊斯先生。」這句話可以用於每個轉變中的時代；還有一首《自由的鐘聲》，被稱為他最後一首抗議之歌，但它不是一首傳統的抗議歌曲，而是一首為邊緣人、弱勢者發聲，充滿奇異閃光的歌曲。

我看過兩次鮑勃·迪倫的演唱會。2002年我剛去紐約念書，在一個戶外演唱會看過。那一次有很多老嬉皮穿著迷綵衣服在現場，我能聞到大麻味。彷彿他們在重返他們的青春，而我是個意外闖入者。

再一次，是他四五年前來台北。那次坐得比較近。跟很多人一樣，我有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他從來不用他原來的方式演繹歌曲，他常常挑釁他的觀眾，你常常聽了很久，才發現這其實是那首很著名的曲子。他從不娛樂觀眾，他在挑戰，給你新的感受。

鮑勃·迪倫對全世界影響都很大，當然中國大陸比較特殊，因為大家接觸他的音樂比較晚。台灣是脈絡比較清楚的，民歌運動直接受到鮑勃·迪倫影響。

我們知道，中國一開始的搖滾樂其實跟民謠非常接近，1990年代初有唐朝樂隊，也有張楚，還有老狼的校園民歌，鮑勃·迪倫對他們，都有一定影響。

崔健跟鮑勃·迪倫都是謎團，他們的歌詞中充滿很多謎。當然他們是不同的脈絡、不同的文化，但確實在地位上有某種相似性。崔健也是從民謠開始，受西北風影響，從草根民歌轉變成搖滾，而且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

他們各自充滿開放式的詮釋，並不直白地談愛情或者直白地談政治，都是讓大家不斷去猜測這些譬喻是什麼意思。（文/李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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