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解體伴隨著蘇共的解散，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

1991年12月25日，當西方的人民沉浸在聖誕節的歡樂之中時，在東方，一面飄揚在國際舞台上長達74年的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這意味著，一個代表了人類最崇高理想的國家，一個戰勝了這個星球上最殘暴的惡魔——法西斯的國家，一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遼闊國土和最強大軍事實力的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為了歷史。

蘇聯的解體伴隨著蘇共的解散。毫無疑問，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但令人詫異的是，蘇共這個脫胎於廣大的貧苦大眾，在人民支持下上台執政74年之久的馬列主義政黨在解散之時，居然沒有一個基層黨員或普通群眾站出來反對!這其中固然有民眾對突如其來的政治劇變不知所措的原因，但更大成分上的原因則是蘇共在執政後期體制僵化，限制了蘇聯生產力的發展，沒有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更沒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

蘇俄建國之初，在經歷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成效與失誤後，列寧正確地選擇了「新經濟政策」這一符合俄國基本國情的道路。「新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國家資本主義，而這在當時很不為一些紅軍戰士、革命家和工農群眾所理解。列寧則對此形象地解釋道：「我們這是退一步，進兩步!」畢竟，對於俄羅斯這個農民佔總人口80%的「准」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小農經濟占很大比重，當時根本談不上什麼大工業生產。落後的生產力使之無法直接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只有通過「新經濟政策」來發展生產力，才能為蘇聯日後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打下物質與生產力基礎。但是，這一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道路之後被列寧的繼任者斯大林否決了。斯大林有失偏頗地理解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時又深受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影響(儘管他本人是喬治亞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應該領導起全世界的革命，像拿破崙用武力把資本主義傳遍歐洲一樣，蘇聯也應該用武力把社會主義的赤旗插遍全球!於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為了蘇聯迅速崛起，在「我們星球上最偉大的人物——斯大林」的口號下，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經過了一系列大肅反、大清洗及黨內鬥爭等之後，最終在蘇聯得以確立。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體制。在這一中心指導下，蘇聯在1928年到1938年的兩個「五年計劃」中，完成了工業國有化與農業集體化;經濟雖然得到高速發展，年均國民收入增長率高達16.1%，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強國，但這卻是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為代價的。因為輕工業與農業的發展是不會迅速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和軍事實力提高的;而這樣領導世界革命就更無從談起。輕工業與農業的緩慢發展造成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當時的蘇聯可以製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坦克，卻造不出一雙像樣的軍靴;素有「歐洲米倉」之稱的烏克蘭更是在1932年到1933年間爆發了罕見的大饑荒。可以說，蘇共當時就犯了一個根本上的錯誤：她上台執政後沒有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首位，而是把最大限度擴充軍備和盲目「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作首要任務。當然很多人也許會認為，以重工業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正是蘇聯成功戰勝法西斯侵略的根本原因。但是，請別忘了，當俄國處於最腐朽的沙皇封建專制統治時期，依然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拿破崙帝國。蘇共把這個錯誤延續了下去。當二戰後和平的曙光到來之時，蘇聯卻依然生存在「戰爭狀態」中。與軍事色彩濃厚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領導幹部的集權化與行政命令式的經濟管理模式。斯大林位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長年的個人崇拜與獨斷專行早已使之失去了改革的可能。他的繼任者赫魯曉夫一定程度上準確地看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曾試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卻由於當時國內外對他形成的嚴重壓力，主要是波匈事件和中蘇論戰，以及他對斯大林極不客觀地、幾近歇斯底里地全面否定和批判造成的其他惡劣影響使之不得不放棄觸動原體制的改革這一核心問題，從而錯失改革的良機，沒有將正確方向上的改革繼續下去。

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的體制已開始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倒退。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勃列日涅夫是通過「政變」上台的，他上台伊始的首要任務便是鞏固權力，而非改革;而鞏固權力最好的榜樣就是斯大林。於是他開始效仿斯大林的失誤之處，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空前擴充軍備，阻斷蘇聯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繫。當時蘇聯的外匯來源除了軍火買賣，就只有石油出口了。勃列日涅夫個人才能平庸，實際上對馬列主義思想知之不深;他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權力，不得不實行一系列後期越來越趨向保守的政策。他對內過分求穩抑變，加強領導幹部終身制，破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導致黨政高層老齡化，缺乏生機活力;自上而下出現「特權階層」，貪污腐化屢禁不絕，官僚主義大肆泛濫，人民怨聲載道。對外窮兵黷武，武裝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悍然入侵阿富汗，妄圖通過展示蘇軍強大的武力來提高自己在人民中的威望，其結果卻是勞民傷財而一無所獲。不過，勃列日涅夫也像其前任一樣，實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其顯著特徵便是社會福利的極大提高。對此，勃列日涅夫美其名曰「發達的社會主義」。但實際上，為了應付高福利所帶來的高支出，蘇聯國庫已將近枯竭。勃列日涅夫前任們的積累到他這裡已消耗殆盡。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實質是「停滯的社會主義」，是勃總後來躲避問題、迴避改革的託辭。經過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兩個過渡性時期，黨中央剛要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重拳打擊官僚腐敗，蘇聯就進入了戈爾巴喬夫時代。此刻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面對的是一副爛攤子：長期僵化的計劃經濟既不是共產主義產品經濟，也不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它早已不適合蘇聯的生產力，成為蘇聯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當時的工廠生產效率低下，企業連年虧損;集體農莊的農民更是毫無生產積極性。蘇聯甚至第一次從農產品出口大國變為農產品進口國。據現俄羅斯總統、當時的蘇聯駐東德克格勃官員普京講，八十年代東德貨架上商品琳琅滿目，而蘇聯人民購買日常用品還得排隊!由此可見，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經濟狀況甚至還不如「小弟弟」民主德國。再加上空空如也的國庫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蘇聯人民的生活每況愈下，犯罪率不斷上升，百姓對政府越來越不滿。在此背景下，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開始了蘇聯新的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改革。戈爾巴喬夫的對外改革是比較成功的。結束冷戰，從阿富汗撤兵等一系列措施都使蘇聯的國際形象大為改善。但是他的對內改革卻出現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失誤。他放寬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使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但卻沒有改變蘇聯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人民賴以生存的輕工業與農業仍然不見發展，致使人民對改革失去信心;他提出了本質上就錯誤反動的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民主化、公開化、多元化」等「新思維」;他錯誤強調資產階級「自由」與「民主」，導致反對派有機可乘，社會動蕩不安;他醜化蘇聯歷史，曲解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美化西方，嚴重搞亂了人民的思想;它是蘇聯乃至東歐各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徹底混亂(這一點尤其對不起蘇斯洛夫同志)。這一切最終逼迫黨內的保守派發動了「八·一九」政變。政變失敗後，已不知所措的戈爾巴喬夫不得不聽任反對派擺布，宣布解散蘇共，徹底放棄黨對國家的領導;各加盟共和國亦紛紛退盟。對改革失去信心的民眾平靜地接受了這一事實，蘇聯解體了……

縱觀蘇維埃國家風雨歷程74年，我們會發現，她的解體絕非完全由戈爾巴喬夫一手造成，而是蘇聯長期違背「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這一客觀經濟規律，蘇共沒有很好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沒有很好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從根本上造成的。在蘇聯解體前夕，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80%的群眾認為蘇共只代表高層黨員的利益，而不顧基層黨員和群眾的死活。這樣一個失去了民心的政黨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執政黨呢?在她解散之時，又有誰會挽救她呢?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蘇共在其執政期間領導蘇聯人民創造了蘇聯燦爛輝煌的無產階級英雄主義文化和偉大不朽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成果。她至今仍是我們全世界進步青年和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精神食糧與前進目標。但是，只有先進文化而沒有一直堅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無法阻止蘇聯這座大廈的傾倒的。

因此，同樣作為執政黨的我黨就必須吸取蘇聯及蘇共的歷史經驗教訓，堅決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科學發展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進而重新舉起蘇聯的紅旗，繼承蘇共未盡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