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經商歸來，竟被乾隆帝認定「交結外國」
作者|馮翊
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在噶喇叭（今印尼）國經商十五年的福建人陳怡老，以「交結外國」「誆騙財物」 等罪被充軍，被抄家。
八個多月前，陳怡老還在印尼擔任「雷珍蘭」，為荷蘭殖民當局打工，混得風生水起。然而一回國卻遭受牢獄之災。消息傳到華人社區，影響惡劣。
不過在乾隆帝看來，海外謀生的華僑，是「天朝之棄民」，背父背君之人，這些人，「概不聞問」。
清廷為何視華僑為仇讎？
《東洋南洋海道圖》，康熙末年福建水師提督施世標進呈。途中可見中國赴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等地航線。
|「天朝棄民」
乾隆十五年三月，陳怡老被押在獄待審。乾隆帝親自過問該案，在上諭中，皇帝認定，「此等匪民，私往番邦，即干禁例」。
乾隆帝提到的「禁例」，指康熙末、雍正至乾隆初年的一系列海禁政策。
康熙五十六年，為應對海盜騷擾，康熙帝下令禁止民人前往呂宋（今菲律賓）、噶喇叭（今印尼）貿易，並要求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
禁令幾乎斷絕欲歸國華僑的生路，使家鄉親人骨肉分離，鑒於此，經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奏准，康熙五十六年前出洋之人限定三年回籍。一些難以割捨故土的華僑，放棄外國產業，紛紛歸國。
但三年過去後，仍有不少人滯留海外。至雍正時，原本放寬的禁令又收緊，雍正五年，皇帝雖然恢復福建一省的南洋貿易，但仍不同意僑民回籍，因為「存留彼地者，皆甘心異域及五十六年以後違禁私越者」，這些不戀故土之人，「在外已久，忽復內返，蹤跡莫可端倪，倘有與外夷勾連，奸詭陰謀，不可不思患預防耳」。皇帝特別擔心華僑歸國搗亂，影響安全。
於是，地方官被要求「寧可再加察訪」，「徐徐設法誘問，務悉其底里」，如果有偷渡私自回來的，「一經拿獲，即行請旨正法」。
乾隆年間《交趾中南半島情形圖》，可見泰國、越南、寮國情況。
另外，雍正帝還下令，如「無賴之徒，原系偷渡番國，潛住多年，充當甲必丹，供番人奴役，及本無資本流落番地，哄誘外洋婦女，娶妻生子，迨至無以為生，復圖就食內地以肆招搖誘騙之計者，仍照例嚴行稽查」，以「哄誘」、「招搖誘騙」等辭彙形容華僑，充滿敵視和偏見。
乾隆帝登基後，再次祭起康熙朝末年的政策，允許自康熙五十六年之前出洋之人，在三年內回籍。恰在乾隆元年，陳怡老私自前往噶喇叭，「干犯例禁」，「負罪」出洋，算是頂風作案。來到噶喇叭謀生後，環境亦十分兇險，他經歷了一場大屠殺。
十七世紀以來，大量華人湧入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島，荷蘭殖民者認為其統治受到威脅，遂橫加諸多限制，然並未阻止華僑。乾隆五年閏六月，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對所有華人拘留審查，引起華人反抗。八月十九日，殖民當局派軍警突襲華人社區，殺害華人近2萬人，鮮血染紅城外的紅溪河水，史稱「紅溪慘案」。
消息傳到朝廷，乾隆帝是冷漠的，「天朝之棄民，不惜背棄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因為在朝廷看來，南洋是化外之地，民人不珍惜文明之邦，背棄祖宗、君父，遠赴化外，是為不忠不孝、「天良喪盡」之徒，自然並非「吾民」。朝廷以儒家倫理作為價值判斷，剝奪了僑民身份的合法性。因而，既然是「棄民」，朝廷即不可能過問華僑的海外權益。這一態度，相當符合清廷一以貫之的華僑政策。
「棄民」陳怡老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十年後，待其拖家帶口意欲榮貴故里時，「母國」的大牢亦同時敞開。
|「交結外國」
乾隆十四年六月，陳怡老攜六七名家人以及其他「番人」計33人，帶著大量銀兩啟程歸國，行至廈門時，改雇漁船秘密潛回老家福建龍溪縣，不料官員早已偵察得知，他還沒踏入家門，就被捉住。
清廷此前厲行海禁，限制閩人出境的理由之一是，僑民勾結外國勢力威脅安全。陳怡老亦難逃這一疑罪。
福建巡撫潘思榘告訴乾隆帝，陳怡老「私往噶喇叭，潛住二十餘年」，在印尼充當「甲必丹」，還「攜帶番婦，並所生子女銀兩貨物」歸國，乾隆帝懷疑他「借端恐嚇番夷，虛張聲勢，更或漏泄內地情形，別滋事端」。刑部奏准，「陳怡老應照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誆騙財物引惹邊釁例，發邊遠充軍。」
乾隆帝獲取的信息是錯誤的。陳怡老並未在印尼充當「甲必丹」，而是「雷珍蘭」，前者是荷蘭殖民當局的華人社區事務主管官員，後者只是協助甲必丹處理日常事務的副官。二者並無實權，頂多是充當華人與當局溝通的紐帶，「雷珍蘭」的實際權力更小。乾隆十五年三月，刑部奏準擬定的「交結外國」罪名，更可能是建立在錯誤的事實基礎之上。
19世紀初的清代海船。
然而在當時條件下，取證已無可能。陳怡老百口莫辯，唯剩認罪一途。在此罪名之下，陳氏所帶貨物全部被地方官沒收，家人盡數遣返回印尼（一說老幼男女三十餘口盡數被害），所搭乘的貨船船主謝東發還受杖責、枷號。
陳怡老的遭遇傳到南洋，影響十分惡劣。諸多欲歸國的華僑望而卻步，「自陳怡老獲譴之後，販洋之人，以為大戒，身家稍裕者，總不敢歸，即歸矣，吏役鄉保，嚇騙需索，其家立破，是販洋有室家之人，終無生還日，倚閭守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愁怨者何止數十萬戶。」換句話說，回國後的僑民，不僅需要面對朝廷禁令的責罰，還有當地胥役等基層官吏的敲詐勒索，哪怕家財萬貫亦經不起這番折騰，多傾家蕩產，視歸國為畏途。
然而，即便朝廷設置種種障礙也難阻斷故國思念，陳怡老案後，仍有不少顯赫華僑試圖回國，結果是增加了更多「陳怡老案」。譬如乾隆十九年，福建官員再次抓到一名菲律賓華商，他是福建武舉人楊廷魁，以進貢使團的副使身份回國，本想衣錦還鄉，卻被發配邊疆做苦力，財物沒官。又如乾隆四十九年，三寶壟甲必丹華人陳歷生去世，他要求死後必須歸國安葬，然而當棺材上岸，官員以其「私通外國」罪名扣押，後經親友賄賂大量財物，方才放行。
有家不能回，回家亦如身在異鄉。華僑之苦，莫此為甚。
|心靈創傷
海外經商會惹來邊釁，威脅朝廷安全，這是清廷評估明代以來倭寇、海賊、鄭氏反清勢力擾亂沿海邊疆之後得出的結論。限制出境，固然實現了所謂的「安靜」，但滋生了更多問題。
由於閩人被禁止下南洋謀生，當地不少人陷入赤貧，便淪為盜賊。一部分人又往內地遷移，土客械鬥時有發生。而限制華僑入境，又在海外產生惡劣影響，母國不管，華人竟成孤兒。這一「集體記憶」，留下了巨大的心靈創傷。
乾隆十九年，皇帝對身懷故土之思的僑民再次格外「開恩」。陳宏謀奏准頒發《曉諭出洋貿易各民攜眷回籍檄》，其中提到「無論例前例後，果因貨賬未清，不能依限回籍者，一概准其回籍」，意在鼓勵華僑歸國，但其中又附加種種條件，使誠意大打折扣。清廷要求，回籍的人，必須是「貨賬未清」者、「本身已故遺留妻妾子女」者，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是「良民」，船戶應對此擔保。
黃遵憲（1848-1905）
條件愈多以及為證明符合條件的手續愈複雜，朝廷官員就不缺刁難的手段，所謂「私通外番」這種在當時很難得以確證的政治罪名，更是一頂隨時可以用來敲詐勒索的帽子。檄文並不能打破華人歸國的夢魘，甚至到清末還依然存在。晚清詩人黃遵憲曾駐曾駐新加坡總領事，他曾有詩《番客篇》，就提到華僑歸國後，地方「誣以通番罪，公然論首惡」：
豈不念家山、無奈鄉人薄。
一聞番客歸，探囊直啟鑰。
西鄰方責言，東市又相斫。
親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
曾有和蘭客，攜歸百囊橐。
耽耽虎視者，伸手不能攫。
誣以通番罪，公然論首惡。
國初海禁嚴，立意比驅鱷。
借端累無辜，此事實大錯。
事隔百餘年，聞之尚駭愕。
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鍋？
黃遵憲是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擔任新加坡總領事，詩中「聞之尚駭愕」之事，即發生在百餘年前的乾隆、嘉慶年間，「陳怡老案」即是啟動華僑悲情敘事的第一道閘門。
華僑歸國障礙直到清末被西方打開國門之後才逐漸打破。隨著朝廷官員的頻繁出使，華僑雖在外仍不變服飾、不變髮型、仍念故國的舉動給官員留下深刻印象，光緒十九年，時出任歐洲英、法等四國的外交官薛福成上疏光緒帝，請求開放海禁，獲准。清廷最終廢除了自康熙末年以來推行的各條出海、入境禁令，諭令「外洋僑民聽其歸里，嚴禁族鄰訛索，胥吏侵擾」。
陳怡老案百餘年後，包括南洋在內的所有僑民遂得以合法出入境，已不再是「天朝棄民」，不再是「非奸即盜」，身份合法化，實現了權益保護的第一步。然而此時的清廷日薄西山，正經歷著痛苦的國家轉型，無力海外維權。這大概是乾隆帝萬萬沒有想到的。
|參考文獻：
宮中檔：乾隆十四年九月喀爾吉善《奏為據報飭查龍溪縣民人陳怡老私帶番邦子女貨物等各案情由具奏》。《清高宗實錄》：乾隆十四年八月乙酉條、乾隆十五年三月庚午條、五月乙巳條。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番客篇》。李長傅：《中國殖民史》。陳育菘：《陳怡老案與清代遷民政策之改變》。韓小林：《論清代華僑政策的演變》。韓永福：《清代前期的華僑政策與紅溪慘案》。溫廣益等編《印尼華僑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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