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太平天國被滅後，為什麼不學趙匡胤來個黃袍加身！

眾所周知，封建制度的基礎是土地所有制。誰能佔有更多的土地，誰就能獲取更多的土地稅。而徵收土地稅(不管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的基礎就是暴力。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封建王朝的存在基礎都是「暴力佔有土地—徵收土地稅—養兵維持暴力機器」的循環，一旦這種循環被打破，封建統治就會發生動搖。

而中國這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地理上有很大不同。中國地理大體封閉，東南臨海，西有雪域高原，只有北方面臨游牧民族威脅。而整個宜農區內部，又有華北平原這一核心板塊。因此，與地形支離破碎，又十分適合外敵入侵的歐洲相比，中國很早就建立起一套龐大的中央集權機器。

所以，與歐洲的諸侯林立相比，中國的唯一的最大的地主——皇帝，在整個國家中處於支配地位。皇帝成功的將所有的競爭對手也就是其他的地主，大體壓縮在不超過一個縣的規模。所謂「皇權不下縣」，就是一家獨大的超級地主，與無數的普通地主博弈的結果。

為了打理這個龐大的國家，皇帝逐漸豢養了大批的知識分子，構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隊伍。與之對比，無法形成統一國家的歐洲，知識分子自行結盟，發展出教會這樣的社會組織。

這個官僚機器是如此的成功，以至於在太平年月，皇帝基本不用擔心各普通地主的挑戰。雖然屢有反覆，但總體趨勢是皇權一家獨大越來越明顯。

在和平年代，土地承載能力尚未達到極限的時候，農業生產呈現出一種極為穩定的緩慢增長與積累的狀態。大體上人力投入越多，獲得的農業產品就越多。因此，在這個階段，無論官方民間都傾向於快速增殖人口，以獲得更多勞力。中國文化中也就有了「天道酬勤」「地不欺人」的說法。

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雖然受到剝削，但畢竟能夠吃個半飽。一方面地主階級發揮了自身的組織作用，一方面社會財富還有上升空間，社會矛盾比較緩和，這個也就是所謂的「某某之治」「某某盛世」的時期。

然而，隨著荒地開發殆盡，各種增產措施手段用盡，人口的增殖終將成為負擔。農業生產達到瓶頸之後，人均所得只能越來越低。不少農民開始破產，偏偏地主配合高利貸在此時會乘機加速土地兼并。於是，在自耕農變僱農，再到僱農都當不上之後，流民群體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這些流民，是封建家長制度已經無力維持既有的社會形態，再也無力緩解階級矛盾的情況下出現的。此時出現的現象就是治安敗壞，盜匪蜂起，但是畢竟還有最大的地主皇帝和他的朝廷負責鎮壓。在一段時間內，還是可以維持的。

但是隨著流民的增多，這些流離於封建體制之外的人口自然會自行形成一定的組織，出現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在我國歷史上，一般是各種民間宗教出任這一角色，不管是太平道、白蓮教還是拜上帝教，都會讓鬆散的流民的組織性大大增強，此時朝廷的統治就會岌岌可危了。

在平時，朝廷對地方各普通地主一般持壓制態度。雙方博弈的結果，就是使整個封建社會成為一個靜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一個縣的只要不發生地質突變，其擁有的土地種類數量就大體穩定。一本稅收手冊(一般掌握在當地稅吏手裡)就可以沿用數百年。漸漸的，應該繳納的皇糧國稅成為一個定數，絲毫的改變都會釀成政治動蕩。到了清朝，朝廷乾脆宣布「永不加賦」，封建關係完全穩定了下來。

而這一切的前提有兩個：一個是人人都知道的人地關係，一個是土地的自然情況不發生大的變動。而我國腹心之地的黃淮地區偏偏存在一個BUG。

這個地區有個特點，平時是最適宜耕種的大平原，開發非常容易，廣闊的宜農土地聚集了大量的人口。然而，一個天災，特別是黃河泛濫改道，卻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摧毀這一切。一方面大水和泥沙毀掉了農業生產的基礎，另一方面，「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維繫封建秩序所必須的各種地界劃分被徹底抹掉。而此前蓄積的大量人口會立刻轉化為海量流民，整個帝國的基礎也就動搖了。

元末紅巾軍正是起家於此，民末農民戰爭雖然起源於土地承載能力更差的西北，但真正不可控制還是在河南大饑荒和農民軍進軍中原之後。

然而，在清朝卻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封建官僚制度更加成熟，治理黃河能力更強;另一方面美洲作物大多適用於北方。清朝竟製造了一個長達一百多年的盛世期，最終爆發不可控制的起義的地區，居然是在南方。

太平天國起家的地方，是廣西山區。在這裡，土客矛盾、漢夷矛盾非常尖銳。然而，太平軍卻在其起義地區站不住腳跟，直到長江下游地區才穩定下來。

眾所周知，在封建王朝面臨農民起義無計可施的時候，都會祭出最後一招：組織團練。平時被朝廷防範的地方地主，此時被政治鬆綁。只要有本事，盡可以拉起一支隊伍「保衛桑梓」。對皇帝而言，即使淪為傀儡，也要比被農民軍處死要好。

歷史上，因為農民起義中央喪失權威而造成地方勢力崛起，最終改朝換代的情況也不止一次發生。典型的例子如黃巾起義之後的三國政權，隋末大亂之後的李唐王朝等，都是豪強組織團練最終坐大而成的例子。

清末，曾國藩等一些地主團練頭子似乎也有了這種機會。然而，這些手握重兵的漢人大臣，卻依然效忠於滿清王朝，沒有乘機改朝換代，這是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在於，古今團練，彼此不同。此處以曹操與曾國藩為例說明。

曹操起家於鎮壓黃巾起義，其第一次起兵雖然是變賣家財招募所得，但很快就招降了大量的黃巾軍。其精銳軍團「青州兵」正是在黃巾降兵中擇其精銳而成。而未入選的老弱人員，轉而用於屯田，用以支持戰爭開支。此後，曹操就以此為基地，逐漸走上了統一北方的道路，奠定了改朝換代的基礎。

而曾國藩招募了一支「湘軍」，同樣擁有強大的武裝，卻不敢反抗滿清，反而自己動手裁撤軍隊。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前面說過，中國北方，地形一馬平川。因此，一旦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會立刻波及廣大地區。大量的流民會衝擊任何能夠衝擊的地帶，每佔領一地，就會將該地富戶屠殺，糧食吃凈。一些封建秩序尚好的地區，只要不能抵抗住農民軍的攻擊，很快就會被破壞生產，百姓不得不成為新的流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流民數量就會如滾雪球般增長，直到席捲整個地理邊界。北方平原地區不存在大的自然險阻，自然會帶來封建秩序的總崩潰。無可阻止的動亂持續一段時間之後，農民軍既沒有了掠奪目標，又空出了許多土地，封建秩序重建也就容易了許多。對曹操等封建新貴而言，也自然少了很多舊貴族的掣肘。

然而，在太平天國活動的南方，各地山水阻隔。太平軍每攻克一地的代價就大了很多，而所得卻相對有限。無數山區造成大量頑強的宗族，太平軍始終難以坐大。直到轉戰到安徽江蘇的平原地區，太平天國才有了一塊穩定的大塊根據地。

也就是說，南方許多地區的封建秩序還依然保留著。

曾國藩組織團練的湖南就是這麼個情況。與曹操收編流民，能夠自由的組建新軍、組織屯田相比，曾國藩只能在原有的宗族制度上做文章。湘軍的組織核心，本來就是湖南的士紳階層。對這個階層而言，農民軍每到一地，首先被屠殺的肯定是他們，所以對太平天國讎恨最深。另外，南方山區民風強悍霸蠻，本來就崇尚武功。現在朝廷在政治上鬆綁，甚至提供資助，正是生逢其時。

對這些士紳而言，老家的土地還在，因此其封建社會關係依然穩定。外出作戰中自然保持著原有的封建秩序。曾國藩也只能加強而不是破壞這種封建關係。在湘軍中內部，各家族勢力盤根錯節。一方面造成了一種「上陣父子兵」的頑強，同時也使得各支隊伍，甚至同一支隊伍內部矛盾重重。其指揮關係完全是靠對有威信的人的層層效忠而保持，常有一支部隊主官死亡，外派人員管不住隊伍，內部又產生不了新的領袖，後來不得不徹底解散的事。

也正是這個原因，曾國藩的戰術也只能是「結硬寨，打呆仗」，充分發揮封建家族內部的團結作用。而各支部隊，也只服從曾國藩這個領導，換了別人誰也指揮不動。為了安撫各個家族，曾國藩也只能縱容湘軍的殺人搶掠。對於只有家族觀念的湘軍來說，外省人簡直就是異族，每攻克一地，屠殺搶掠是應有之義。

除了戰利品外，湘軍最基礎的財政來源是「厘金」。所謂厘金，是軍隊私自在各關口設立的稅卡。靠的就是對商品流通徵收重稅。湘軍在外省作戰，很難有耐心慢慢收集農業稅，只有這種來錢快的收入來源才能滿足其需要。換句話說，湘軍在安徽江蘇等地的統治，其實是「懸浮」的，對土地的直接控制能力始終未建立起來。

對比曹操的屯田區和青州兵，曾國藩對湘軍內部的控制實際上只是各支勢力的共主。在尚有擴張餘地的時候還可以維持團結，一旦遭遇大敗，恐怕就要立刻散夥。在用人上，曹操能夠「唯才是舉」，而曾國藩只能在各個派系之間妥協平衡。

因此，曹操開始的土地雖小，卻能一點點發展壯大，即使遭遇赤壁之戰這樣的失敗，也能穩住陣腳。而那些慫恿曾國藩稱帝的人，卻無非是收下想要他帶著去新地方搶地盤罷了。

不說李鴻章、左宗棠等曾國藩控制不了的勢力，就是湘軍內部，曾國藩都是如履薄冰。只要他不傻，就不會當這個出頭鳥。真的強行稱帝了，也會成為手下的一個工具。包括那個慫恿最積極的曾國荃，將來會不會變成宋太宗都很難說。

所以說，此團練(南方)與彼團練(北方)不同，曾國藩是靠維持激勵原有的封建秩序起家，沒有一個易於控制的班底，箇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主動裁撤軍隊，轉而成為一個政治集團，已經是他自己和湘軍集團最好的出路。

以上就是曾國藩不肯稱帝的原因。另外還要補充一點：即使曾國藩勉強稱帝，左李之流也不進行反對。清政府依然擁有很大勝算。湘軍的軍費來源主要是厘金，也就是國內貿易的稅收。而在湘軍攻克天京的1864年，清政府在李國泰和赫德的幫助下，已經建立起一整套新式海關。由於採取西方式的管理制度，海關竟成為晚晴官場難得的清廉機構。海關稅也成為清政府最可靠的財政來源，直接為其續命五十年。湘軍的厘金收的越多，國內貿易越萎縮。國際貿易(主要是進口)就越增長，清廷收到的海關稅就越多。湘軍在封建土地稅和商業稅方面都比不上清朝，真的打起來，洋槍洋炮方面肯定落後，所謂的強悍戰鬥力還能剩下多少，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