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焓：「新清史」研究存在哪些誤區？
6月2日下午，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鍾焓在中國人民大學作了一場主題為《關於「新清史」研究的幾點私見：來自局外人的觀察》的學術演講。他針對新清史研究中的幾個重要概念及觀點，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批駁與回應。
講座現場
新清史究竟「新」在哪裡
鍾焓首先指出，對新清史的基本定性是討論新清史應具備的基本觀察前提。在他看來，新清史不僅超越了斷代史（清史）和民族史（滿族史）這兩種常見的研究範式，還試圖全面建構從明末清初到當代中國的歷史敘事。在中國的學科體系教育之下，歷史學的研究首先強調「斷代」和「專門史」，但新清史的研究並非如此，它完全超越了二者：從時限上來看，它超出了清史的範疇；從性質上來講，其研究也並非單純的滿族史所能涵蓋。
鍾焓將構築新清史研究的三大支柱歸納為：A. 族性建構論；B. 帝制晚期的征服敘事；C. 後帝制時代的「民族帝國主義」。這三大支柱因其各自的重心差異，分別對應著不同的歷史時限。如A對應明末清初至民國前期，B對應的時限主要為清中期，C對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根據個人的觀察，鍾焓將新清史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為1980-1990年代前期。這一時期的成果以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為主，專著較少。值得一提的是已經譯為中文的柯嬌燕的著作《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Orphan Warriors，陳兆肆譯，人民出版社，2016年）。在此時期，新清史學者初步登上學術舞台，為下一階段的發展打好了基礎。
柯嬌燕《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英文版
第二時期為1990年代後期至2005年。本時期是新清史研究的黃金時期，也是新清史第一代學者推出專著的高潮時期。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多數新清史專著，都是在這一階段陸續刊出的，表明新清史學者的成果在美國學術界得到了認可。
第三時期為2005年之後。這一時期是新清史學者繼續擴大成果的時期。大多數新清史學者在這一時期沒有繼續推出專著，而是以發表論文為主，有些學者開始撰寫帶有普及性與宣傳性的概述性通論著作。同時，新清史的研究開始跨出英美學術界，在其他國家產生漣漪效應，一些論文被翻譯成日文、法文、中文等文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論文的行文重心已經由三大支柱中的A、B兩個支柱轉向了C支柱，開始跟現實相勾連，注重討論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邊疆地區的主權訴求是否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清朝真的是「同君聯合體」國家嗎
鍾焓將新清史研究最本質的論述概述為：「一個論述中心」，即國體論，指的是國家政權的基本結構方式；「兩個參照系」，即明朝和現代中國。多數新清史學者都認為，明朝是典型中華帝國王朝的代表，與清帝國有著本質的區別；而清帝國本身與1911年以後的中國也有著非常大的差別。由於新清史的時段是從明末清初到當代中國，其邏輯化的結論預設便是「從帝國到民國」的轉型模式，最後的出路應該是「五族共和收拾起，大家齊做自由人」。
鍾焓將清帝國及其滅亡之後中國的去向問題譬喻為「公寓-房間」的關係。這就好比說，在東亞存在著一間公寓，裡面有若干間房屋。公寓有一位主人，各個房間也有各自的住戶，平時各個住戶都聽從公寓主人的管轄。但是公寓之間聯繫並不緊密，尤其是漢人居住的房間與其他幾個族群居住的房間之間，實際上是隔絕性大於交流性。在某個時間點，這間公寓的主人壽終正寢，按照新清史的觀點，理想化或者邏輯化的結果就是各個房間的住戶就應該自立門戶，而不是再選一個新的主人進行管轄。新清史拷問的是中國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究竟該如何轉型的問題，而其「從一到多」的分析帶有強烈的政治導向性，從而對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對於邊疆地區主權訴求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如果要選一個最能凸顯新清史研究特點的關鍵詞，很多人可能會傾向於「反漢化」、「滿洲性」、「內亞性」等辭彙。然而在鍾焓看來，「同君聯合體」最能反映新清史研究的突出特點。中國學者使用「清朝」一詞，首先就意味著中國學者把清朝「中國化」，將清朝視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王朝。長期以來，中國學界都將清朝定性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折射出一種單一制國家的定位，由此規範了清朝君主的個人形象——他是單一制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並且強調在君主領導下的官僚機器在國家中的維繫和聯結作用。
然而在新清史看來，清朝實際上是一個「星座型國家」，折射出一種複合制國家的定位。二者的區別在於以下幾點。
第一，就國體而言，單一制國家注重國家上下層之間垂直的、縱向的聯繫，強調的是整體性與不可分割性。而「同君聯合體」國家則注重國家各個部分之間橫向的聯盟，國家內部各部分保留有更多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第二，在國土性質方面，在單一制國家的話語體系中，漢滿蒙回藏都是清帝國的直屬領土，而新清史將清朝統治的廣大地域定義為「受保護地」。如柯嬌燕於2008年在法國《年鑒》上發表文章稱，清朝實際上的直屬領土只有東北亞，其餘地域都是「受保護地」，對清朝的領土作了二元區分。
第三，延伸到國際法方面，中國學者主張漢滿蒙回藏都是清朝的直屬領土，因而清朝對這些地區的管轄都可以歸入嚴格意義上的國家主權範疇。但在新清史看來，清朝對「受保護地」的管轄不是一種國家主權意義上的管轄，而是一種宗主權意義上的統治。尤其是在西藏和回部（天山南北），其內部完全是一種獨立的狀態。在帝國解體之後，這些地區就應該脫離宗主權，自主獨立。新清史由「同君聯合體」概念引發出的論述重點，便是過度強調君主權力的高度象徵性與符號化，突出表現在清朝帝王的「共主」性、多語種的「合璧」與複數化的首都等方面。
鍾焓認為，新清史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新瓶裝舊酒」的升級版。「同君聯合體」概念在學術實踐中表現出與「中國意識」的相剋，兩者很難相容。從「同君聯合體」推衍出的歷史認知，必然是清朝與中國的不重合性。按照新清史的觀點，「中國」只是清帝國治理下的一個區域，與「中國」並列的還有滿蒙回藏四大邊疆。通過強調清朝統治下所謂「中國」空間的相對性，新清史否認清朝與「中國」的合一性，與中國學界的認知存在根本的差別。
海外華裔學者最早對「同君聯合體」概念提出反論。趙剛等人引用《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等邊界條約滿文本和圖裡琛《異域錄》滿文本等文獻證據，論證了「中國意識」的存在。對此，柯嬌燕再次作出反駁，然而她的反駁卻是建立在以《異域錄》中的滿文套語「meni dulimbai gurun」（我們中國）的錯誤理解基礎之上的。她將可以單獨用作主語或賓語的代名詞「meni」理解為屬格/所有格結構，完全將「中國」地理化，違背了滿文「meni」的真正語言屬性。
鍾焓引用日本學者今西春秋的譯文以及《異域錄》中的具體內容，認為柯嬌燕對趙剛觀點的再反駁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從《恰克圖條約》滿蒙文本和《理藩院則例》相應文本中對「蒙古」和「中國」關係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實際上是能夠包括滿蒙回藏四大邊疆的。因此，清朝不僅接受了「中國意識」，而且努力將之推及到蒙古地區。
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教授
「漢化論」來自何方
鍾焓認為，在整個新清史的論述體系中，「反漢化論」只是用來開啟連鎖效應的第一張骨牌，而其試圖推翻的最後一張骨牌，則是對1911年以後中國對邊疆地區的主權訴求提出挑戰。「反漢化論」並不像「同君聯合體」那樣作為核心概念，新清史對其的著力強調主要是為了論證「中國民族主義」的某種「政治不確定性」。
但實際上，最早系統提出漢化論的並不是中國學者，而是17世紀以來的來華傳教士和19-20世紀之交俄國的民族學家。早在17世紀末，法國傳教士李明在給本國紅衣主教的書信中，明確表示韃靼人（滿人）幾乎都因漢化而戰鬥力不強。18世紀中期，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在寄回法國的書信中說道：滿洲人能改變漢人的僅僅只是衣著方式和剃髮。他還特別注意到滿人只講漢語的現象。雖然這一觀點不免偏頗，但至少反映了北京地區的某些情況。巴多明認為，這符合了中國歷史上常見的規律，即外來的征服者最終會被被征服者（漢人）所同化。19世紀40年代，古伯察基本上重複了巴多明的觀點，而且還把漢化的地域延伸到了東北地區。雖然傳教士的論述帶有個人觀察的性質，但本質上與學術話語的表達沒有區別。
最早提出民族要素的俄國學者巴拉第通過實地調查，指出了滿洲地區漢化不可逆轉的事實，認為滿洲地區的民族性處於瀕危狀態。19-20世紀之交，費孝通的老師史祿國在黑龍江璦琿滿族聚居地進行了田野調查，得出結論說：北京和遼東的滿人基本漢化。只有在以璦琿為中心的滿洲北部，漢人對滿人的文化影響還不那麼強烈。而在吉林等中部地區，則是滿人的部分漢化。
史祿國，俄羅斯人類學奠基者，現代人類學先驅之一，通古斯研究權威
鍾焓認為，新清史學者如果要對「漢化」概念進行批駁或者解構，那麼首要批駁的重點應該是儘力證明傳教士和民族學家的陳述如何不可靠，而非從政治上將「漢化」與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聯繫在一起，這恰是新清史非學術化的一個突出表現。
內亞各大族群是否看重「滿漢之別」
邏輯上的「反漢化論」與主題上極力彰顯的「滿洲性」（或「內亞性」），導致新清史高度推崇清朝對內亞的成功統治得益於其秉持的非漢因素。非漢因素導致各大內亞族群在政治上更加認同一個非漢人為君主的政權。不過鍾焓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虛擬化的預設性焦點。因為我們有理由首先發問：由首崇滿洲性（內亞性）所放射出來的「滿漢之別」（「旗民之分」），成為清代內亞各大族群的顯性化觀察目標了嗎？對此問題，鍾焓分地域予以了考察。
東北：鍾焓援引由史祿國的通古斯語言資料卡片整理而成的詞源詞典，指出其中有兩個詞語：bogdo和manju，原是通古斯人用以專指明末清初狹義的滿族人的，但到了19-20世紀之交，這兩個詞語已被用於指代漢人。這說明東北地區的通古斯人在清朝後期與前中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了清中期以後，在通古斯人的眼中，區分滿漢是沒有必要的。
蒙古：順治年間，蒙古人曾將滿洲人視為己出，稱滿洲為「紅纓蒙古」，視滿洲與蒙古之間存在親緣關聯。但當清朝入關後，喀爾喀王公在致順治帝的書信當中，再用「紅纓蒙古」稱滿洲的時候，卻遭到了順治帝的拒絕。17世紀末，在哲布尊丹巴一世傳記中提到活佛稱康熙為「佛法流行的南方黑契丹可汗」，將清朝皇帝視為黑契丹皇帝，跟漢地聯繫到了一起。18世紀中後期，在《如意寶樹史》中，作者將順治皇帝稱作「紅色漢人」、「大金汗國的後裔」，將原先的女真之地也列入漢地之中。質言之，漢地不光包括中原，也包括了滿洲。
《如意寶樹史》的作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覺（1704-1788）是青海蒙古族、青海佑寧寺第三世松巴活佛
回部：新疆的情況略有特殊。在哈密等地新修的城池中，有不少是滿漢城合一的，當地人將這些城池統稱為「契丹人（漢人）的城池」。18世紀中期，清朝平定準噶爾汗國以後，與處在哈薩克草原的阿布賚蘇丹建立了關係。在對使臣的覲見中，乾隆帝稱契丹人和哈薩克人都是成吉思汗的後裔。當然，乾隆帝不大可能直接使用「契丹人」這個詞指代滿洲人，但在使臣看來，他們顯然不願意或不刻意區分「契丹人」與「滿洲人」，直接在回國的報告中使用了「契丹人」這個辭彙。原先居住在天山至中亞七河流域的吉爾吉斯人，直接在民間詩歌中將準噶爾人與滿洲人合在一起並稱為「契丹-卡爾梅克人」，將其視為吉爾吉斯人的對立方。在史詩的描述中，「契丹-卡爾梅克人」的衣飾特點與滿洲人完全相同，實際上就是將滿洲人視為「契丹人」，滿漢蒙之間都沒有做區分。
藏區：藏語中用到「滿洲」的地方很少，rgya-nag一詞同時指代滿洲和旗人。在最近披露的西藏地方官員康濟鼐書信中，出現了直接將清朝稱為「漢人國」的現象。在藏人的地理觀念中，從雪山（喜馬拉雅山）往東一直到大海，向北的地方是霍爾（蒙古），本地就是藏，再往東稱為漢地。所以從藏人的地理觀念上看，包括滿洲在內的地區都是漢地的範圍。
通過以上四大地域的考察，鍾焓認為，多數情況下內亞各大族群並不刻意區分「滿漢之別」，被新清史包裝推出的相關主題只是無本之木或無源之水。
對征服敘事的質疑
鍾焓針對新清史所謂清朝是殖民帝國的說法，從方法論的角度表示不贊同。
殖民帝國可以分為海基型和陸基型兩類，前者以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為代表，後者以沙皇俄國為代表。殖民帝國的人口流動具有單向性，人口從殖民母國大量流向新的殖民地區。如英國的本土人口大量流入澳大利亞等殖民地，完全改變了當地的人口比例。沙皇俄國向西伯利亞的擴張過程中，也有大量說俄語的人流入西伯利亞地區。
而清朝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東北漢/非漢人口在清朝的比例變化，反映出將清朝定義為歐亞大陸殖民擴張型國家政權的不成立性。一方面，清朝的統治結果，使得大量漢人在中後期移居到了東北，徹底改變了東北地區的人口面貌。但按照新清史的觀點，漢人在清朝並不是統治民族，非統治民族反而「殖民」東北，這該如何解釋呢？另一方面，如果說漢人具有「殖民性」的話，那麼在清朝入關後，大量滿人進入內地，在北京和一些駐防城的確達到了小範圍改變人口比例的目的。如果用殖民敘事或征服敘事來解釋上述現象的話，毫無疑問會遇到先天邏輯上的瓶頸障礙。
從中亞人的地理觀念上看，天山南北兩路本身就屬於「契丹」或「秦」（皆為中國的代名詞），在突厥語中不會出現「中央的國家」這樣的表述。而亞洲大陸最後的征服者納迪爾沙也將準噶爾汗國視為「中國」（秦）。故清准之戰從中亞人的角度上看，是秦-契丹的內戰，根本談不上征服敘事與殖民性。（文/鄭豪）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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