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的價值、限度與突破

作者：伍婷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現代口述史學自上個世紀在美國興起，發展至今已成為歷史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我國大陸學界關注口述史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末，進入21世紀，口述史特別是口述訪談呈迅猛發展之勢。近幾年，各類口述訪談層出不窮，由社會各界參與的大型口述項目也相繼開展，讓口述史不僅再次引發學界熱議，而且也被愈來愈多的大眾所關注。這場口述史熱潮具有這樣一些特徵：將普通大眾作為記錄歷史尤其是敘述歷史的主體，也即由普通人來挖掘和記錄大眾的歷史記憶和心聲。面對歷史學日益出現的「大眾化」趨勢，我們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反思口述歷史的存在意義、現有局限和可能出路。

「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

美國現代口述史的創始人艾倫·內文斯在1938年提出，有必要「系統地從還活著的美國風雲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們最近60年來參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全部記錄。」十年後，這種精英史觀被他創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繼承。所謂精英，指的是政界、商界以及社會文化名流，尤以政界為重。他們的口述訪談彌補了已有文獻史料的不足或空白，能夠極大豐富美國國家史敘述的內容。1960年代後，原有的精英史觀在美國國內一系列政治運動和新思潮影響下受到衝擊，史學界的自我革新促使「自下而上」的新史觀形成，新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不同於傳統史學，新社會史重視平民大眾的歷史，主張讓被以往文獻歷史忽略的大眾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過程中口述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如美國社會學者保羅·康納頓所說，通過口述史的實踐「看到了把從屬群體的歷史和文化從沉默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口述史尋求恢復個人的生活史，讓那些即便留有蹤跡，但原本一直緘默的對象說話。」

中國大陸地區嚴格意義上的口述史發展帶有美國口述史的印記，把重要歷史人物列為訪談對象。但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影響下，國內口述史訪談在起步之初也表現出精英與大眾並重的特色。隨著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研究興起，口述史與大眾歷史的關聯日漸突出，而新近的公共史學討論更是視記錄大眾、大眾記錄的口述史為實現「讓歷史回到公眾」的有效途徑。這場「眼光向下」的史學運動，對於解放歷史主體，推動階層、代際、性別、族群之間的對話和理解，提高普通人（不管是作為個體還是群體）的尊嚴與價值，具有重要意義。比較顯著的例子包括近年來對抗戰老兵的訪談，以及《我從新疆來》中對100名在內地工作、生活新疆人的訪談等，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

大眾口述史的一個困局

除社會意義之外，大眾口述史的重要作用在於推動史學多元發展，特別是為日常生活史、社會思想史，乃至宏大的政治史研究提供豐富的史料資源。但在這裡大眾口述史卻面臨著一個大眾幾乎難以察覺的矛盾：一方面，個人作為大眾口述史訪談的主體，其講述或是嵌套在某個歷史事件或場景之下，或是內化於個體的人生經歷之中，無論哪種形式，大眾口述史的實踐方式是從個人的角度獲取歷史記憶和認識，因而注重記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感知，力求反映不同生命個體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大眾口述史的史料價值卻不在呈現日常生活百態以及個體歷史，而是要通過個體的歷史去了解其背後社會的歷史。理解後者需與大眾口述史興起的學理背景聯繫起來考慮。

大眾口述史脫胎於新社會史研究。新社會史雖然是在對國家史、政治史的反思中產生的，但受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影響，仍然運用諸如社會、文化、民族（族群）、地區等整體性概念，去分析具體事實背後整體性結構的意義，探討整體的形塑、構成及其過程。整體之下，任何生活於其中的普通個體及其人生均受制於整體亦反映整體之構成，雖則個體經驗可能具有某些方面的特殊性，但仍然是可以任意「匿名化」的個體，個體的呈現只為理解整體服務。因此，表面上記錄個人記憶的大眾口述史，其作為史料的價值卻在於促進理解整體社會。

當前這場「大眾記錄大眾」的口述史運動的局限，正在於這一實踐方式與終極目標的南轅北轍上。大眾口述史記錄過程中，某些純個人化、獵奇化的傾向，大抵發端於此。這些傾向的滋生使得從口述史料中提煉出的只是些千篇一律的「社會記憶」，難以為把握歷史脈絡提供恰當的文本，歷史解釋被淹沒於日常生活細節中。不僅如此，也有學者指出，歷史解釋的瑣碎化最終也將導致史識的平庸化。

重歸「社會精英」口述史

主張讓「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卻因此顯得瑣碎化的口述史，如何與視普通大眾為「結構下的螞蟻」的新社會史進行調和並取得突破呢？筆者認為，當下的口述史實踐應當適度回歸「社會精英」講述的立場。這裡「社會精英」有其特別界定，指的是某一地區、群體，或下層、邊緣社會中，起到縱向與橫向關聯作用的人物，用人類學的術語可以稱為「頭人」；而放在傳統史學的視野來看，他們的地位實際上也微乎其微。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歷史之島》里曾說：「頭人過著整個部落的生活，他把與其他部落的聯繫集於一身……頭人的婚姻是部落間的聯盟；其儀式性交換就是貿易；對他的傷害是戰爭的起因。這裡，歷史在原則上被擬人化，也就是說在結構上被擬人化。」在文明社會中，「社會精英」正是與頭人相似的一類人，他們所捲入的社會性活動較之普通大眾遠為廣泛與縱深，他們的人生各個階段基本上就是社會及跨社會生活的寫照。

曾為梁漱溟做過口述訪談的美國歷史學者艾愷說：「大體來說，（美國）口述歷史有兩種形式：『大眾式』和『學術式』。在各形態間另有一個區別一般群眾及歷史名人口述歷史的界線。」這裡「大眾式」和「學術式」各自指的是對一般群眾和政治歷史人物的口述訪談，而梁漱溟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第三種人物。艾愷去訪談是因為梁「是中國近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證者」，「他的生命貫穿了20世紀前80年每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梁啟超所言「關係的偉大」者如杜甫而非李白更適合做專史講的也是這個道理。筆者提倡的口述訪談對象，指的正是如上述人物那般集各類事件、關係於一身的「社會精英」，儘管這些「社會精英」經歷的事件、集合的關係可能僅局限於一個村莊或小群體。

以往精英訪談多關涉成功者的口述史，其實失敗精英的訪談同樣值得重視。從這些人口中了解到的歷史往往有別於成功者傳遞的歷史信息。英國歷史學者沈艾娣在《夢醒子》一書里，通過分析山西落魄鄉紳劉大鵬的一生表明，失敗者的視角恰好為反思關於現代性的整體歷史敘事提供了一個絕佳案例——現代性並非對每個身臨其境之人都產生積極影響，也不總意味著更好。當我們聆聽失敗者的聲音時，在洞察整體社會的同時亦能為反思社會的歷史進程提供可能的途徑。

最後，重歸「社會精英」口述史還與對社會世界的認識論相關。基層日常生活價值理念或是生活邏輯往往受到精英群體的滲透、規劃和塑造。甚至於國家與社會間的鴻溝也往往是被穿越社會邊界的這一群體創造性地彌合起來或是進一步區隔開來。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重提社會精英講述在口述歷史中的價值。透過社會精英的口述，一方面，有望為我們理解歷史發展的宏觀線索、社會結構的本相和變遷、意識形態的生成與重塑等問題提供助益；另一方面，原本緘默的社會藉此發出了他們自我提煉過的聲音，而非一片喧嘩。

《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29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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