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陶淵明的做官經歷——葉嘉瑩講陶淵明（二）
作為「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究竟一生做過幾次官？每次做官的原因和心態如何？讓我們跟隨葉先生的講述，重溫這位著名隱士的仕宦生涯。
隱士陶淵明的做官經歷
文/葉嘉瑩
凡是讀書人，「修齊治平」總是他們的理想，所以杜甫說我要「致君堯舜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我要使我的國君成為堯舜以上的國君，所以他的理想就是能夠出來輔佐國君，把國家治理得很好。陶淵明雖然本性是真淳、自然的，可是他也曾經出來做過官。
陶淵明寫《形影神》，考量的就是死生的問題。你活著的意義跟價值在哪裡？所以儒家就說，「太上有立德」，最高的是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一些德業，千年萬世讓人們百姓都受到你的德惠，「太上有立德」。象孔子留下來的《論語》，至少從我來說，小時候六七歲開蒙讀的第一本書就是《論語》，我覺得我終生的受用無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就是真是做了一番事業，造福給後世的人民。大家知道四川的都江堰，都江堰是一個水利工程，兩千多年以前，秦國的李冰父子修造了這個都江堰，使得這個江水漲起來的時候可以分流，不漲的時候可以灌溉田園，那真是幾千年來造福了四川的農業。「其次有立功」，再其次呢？「其次有立言」，你沒有能夠立德，沒有機會立功，但是你有了著作留下來。所以魏文帝曹丕說「夫文章者，經國之大業」（《典論·論文》），文章是治理國家的一個重要的事業，你把你的政治理想，你的治國方略留下來了，「夫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能使你聲名不朽。你身體雖然朽壞了，但是你的精神、你的思想還留在世界上，「年命有時而盡，」一個人的一生不過百年，我們的年歲、我們的生命都有一個時候會終結，這是必然的事情，「年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你活著的時候就算是享盡榮華富貴，可是你死後呢？什麼都帶不走，所以「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也」，都不象文章可以傳流久遠。
所以古人要想追求不朽，就是有「太上」的「立德」，其次的「立功」，其次的「立言」，而那些讀書人所追求的「修齊治平」都是「立功」。那陶淵明的本性呢，他說是「少學琴書」（《與子儼等疏》），我從小就讀這個詩書，「偶愛閑靜」，我喜歡閑靜的生活。他本性是喜歡閑靜，是任真的、是自然的，可是他畢竟讀過書了，所以他也有讀書人的「修齊治平」的立德立功的理想。
我們知道東晉末年，天下大亂。我們常常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禮記·大學》），你的財貨，其實不止是財貨，任何的東西，你如果是不正當的方法取得的，將來一定有不正當的途徑失去。我們說武王伐紂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後，就把商朝的很多制度都改變了，所以武王是「革命」，「革命」 這兩個字，不是後來到晚清到民國才有革命的，在中國古代就管武王就叫做革命，他不但把商朝推翻了，而且他改正了商朝政治經濟制度的很多缺點，所以周朝才能夠傳世久遠。所以武王是為了長治久安去作打算的，而很多人打天下就是只看眼前，奪來就享樂，奪來就施暴政，所以這樣的朝代如何能夠傳得長久呢？
陶淵明所生的時代是在東晉，東晉當然是從西晉變來的了，西晉怎麼得來的？西晉是篡魏得來的。剛才我說了，「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無君無父、傷天害理，你得到了天下你能夠長久嗎？所以當西晉得天下以後，它自己的王室就馬上發生了所謂「八王之亂」，晉朝的司馬家的宗室互相爭權，就你殺我我殺你。不僅如此，連西晉的詩人都很少有得到好死的，很多都是在這種政治鬥爭之中被殺，魏晉之間的嵇康就是被殺死的；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你去看看他們的傳記，大半都不得善終，都是被殺死的。而阮籍是怎麼保全的？他的好朋友嵇康被殺死了，他怎麼就被保全了呢？因為這些個政治上要奪權的人，都想拉攏社會上那些有名的知識分子，以壯大自己的聲勢。當年司馬昭就想讓阮籍的女兒嫁給自己的兒子司馬炎，司馬炎後來就是西晉的第一個皇帝，攀龍附鳳，何等好的機會！可是阮籍不願意這樣做，不願意捲入到政治的這個漩渦中去，所以他就每天喝酒，借著酒醉來逃避政治迫害。據說他曾經一醉六十日不醒，所以司馬昭就沒有辦法跟他提這件事情，所以阮籍是借著酒醉而保全了自己。
當司馬昭後來加封為晉王的時候，要「加九錫」，九是一個最高的級數，「錫」就是賞賜的意思，就是給他很多優渥的特權和待遇。這個司馬昭加九錫要「勸進」，就是他表面上還客氣推辭，所以還要人寫勸進的表文，這個表文就是阮籍寫的。所以有人說這個阮籍是清流，怎麼替這個篡逆的司馬昭寫了勸進的表文？他怎麼能不寫？只是寫的時候在裡邊做了點小文章。他說你有這麼大的功勞，你應該接受這個九錫；可是後面就一轉，說你對國家建立了這麼大的功業，假如你在接受了以後，登上箕山去拜見許由，那真是了不起。箕山許由是誰？說堯的時候，讓天下給許由，許由不接受。所以他是暗中有一種諷刺，說你有這麼大的功勞，給你這麼大的獎賞，你最好將來就象這個許由，讓給天下也不要接受，你就不要篡位了。
我們說了，「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晉朝以那麼殘忍的手段奪取了天下，他的子侄、他的後代，看他們就是這樣殺戮奪取得來的，就想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奪取？所以馬上他自己的宗室就發生了「八王之亂」。那中原大亂，所以中國周圍的一些少數民族就侵略進來了，這就是所謂的「五胡亂華」，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分裂的局面。所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就因為晉朝得國之不正當，給天下老百姓帶來一場絕大的災難。五胡十六國時期，那北方就完全淪陷了，所以晉朝的宗室就逃到南方去了，建都在東南的建康，就是現在的南京，這就是東晉，而東晉開國以後也是戰亂不斷，當時前後要發起叛亂的人，就有王敦、蘇峻、桓溫、桓玄等等，這都是有軍政大權的人，然後老百姓也起來革命了，當時沿海就有孫恩、盧循起義，而最後奪得政權的，就是平定了桓玄、也平定了孫恩盧循的劉裕。這個劉裕也是有軍權的，他把這個中央的、地方的叛亂都平定了，他當然就篡位了，所以東晉就滅亡了。劉裕改國號為宋，為了跟後來唐宋的宋分別開，唐宋的那個宋朝天子姓趙，所以那就叫趙宋；這個天子是劉裕，就叫劉宋。
我上面講的這些是陶淵明生活的時代背景。在這樣的時代，你是出來做官還是不出來？我剛才說出來做官有幾種情況，有的是出於政治上一個「修齊治平」的理想，孔子說了，「士當以天下為己任」，讀書人就應該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你出來做官，不是為了去掙錢拿俸祿的，可是孟子說，「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孟子·萬章下》），讀書人拿什麼養家糊口啊？你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所以有的時候你也是要得到俸祿才出來做官的，所以「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所以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是說「親老家貧」，所以「起為州祭酒」（《宋書·隱逸傳》），就是出來做了一個州官的祭酒，祭酒是掌管文化活動的。那是哪個州的祭酒呢？陶淵明是江西人，是潯陽柴桑人，當時屬於江州，所以陶淵明因為「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是在江州。
陶淵明有一首詩曾經寫到這一件事情，他說「是時向立年」（《飲酒》二十首之十九），那個時候我的年齡正是「向立」的年歲，「向立」的年歲是多大呢？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論語·為政》），所以「向立」年是他差不多三十歲左右的時候。可是陶淵明一出來做官就覺得格格不入，覺得很難過，他曾經給他的兒子留下一封信，他說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他說我這個人性情剛直，就是不會敷衍，不會做虛偽的事；我的才能也很笨拙，你要看陶淵明寫詩當然一點也不笨拙，是做官的才幹太笨拙了，是不是？那是兩碼事。
陶淵明後來不做官了，就去種地。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有旱澇各種災害，所以他常常忙碌工作了一年，但是沒有很好的收成，所以陶淵明說「夏日長抱飢」（《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夏天常常是挨餓，因為秋天才有收成，而秋天收穫的糧食到夏天都快吃光了，「舊谷既沒，新谷未登」（《有會而作並序》），新的糧食還沒有收，舊的糧食都吃完了，所以「夏日長抱飢」，常常是挨餓。冬天的寒冷的夜晚，「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沒有厚的棉被，所以挨凍。你想啊，別的你說怎麼樣還是離你很遠，可是挨餓跟受凍是你自己最切身的痛苦，所以他說「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說飢凍雖然是這麼切身的痛苦，我還是不願意出去做官，因為「違己交病」，你要讓我去做官，每天跟那些我不喜歡的人打交道，每天要我逢迎拍馬，要我眼看著他們貪贓枉法而不能說一句話，那個時候的痛苦比飢凍更厲害，「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所以他很快就辭職了。
我剛才舉了蘇軾的兩句話，蘇軾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陶淵明中間也還出來做過幾次官，陶淵明的傳記上說他還曾經做過鎮軍參軍和建威參軍。那什麼叫鎮軍參軍，什麼叫建威參軍？鎮軍、建威都是將軍的名號，他做過鎮軍將軍的參軍，也做過建威將軍的參軍。那鎮軍將軍是誰呀？建威將軍又是誰呀？陶淵明是給誰做了參軍？從歷史上考證，這個鎮軍將軍、建威將軍都是在江州這裡的軍政長官，誰做過江州的軍政長官？桓玄、劉裕。剛才我們說了，桓玄劉裕都是篡逆的，桓玄造反，劉裕把他平定了；桓玄平定了，劉裕有了軍權就篡位了，就把晉朝給推翻了，建立了他的劉宋朝廷。有人就說，以陶淵明之清高隱逸，難道給這些叛逆的桓玄劉裕做官嗎？可是很不幸的就是，你如果真是從歷史上考證，當時在江州前後做軍政長官的就是桓玄跟劉裕。
陶淵明所生的時代是晉宋之際，現在我們還是回到蘇東坡來。蘇東坡說他「欲仕則仕」，因為陶淵明三十歲左右曾做了一次官，很短的時間就回去了；他曾經給鎮軍將軍、建威將軍都做過參軍，有的人也不承認，就替陶淵明解釋，說這「鎮軍」錯了，不是鎮軍將軍，是「鎮北將軍」吧？大家就給他改，改來改去的，不要讓他跟桓玄劉裕做官。可是這不能隨便改，就跟這詩不能改一樣。陶淵明真的給他們做過官，而給他們做官也不是沒有緣故的，剛才我就說了，求仕有的時候是為貧，有的時候不是為貧，是為了什麼？為了「功」。陶淵明給桓玄出來做官，為什麼？所以陶淵明這個人雖然簡單，可是他非常不幸，生在那樣一個亂七八糟的時代。所以你要講他就要牽扯到這些雜亂的背景。
我們說司馬氏是東晉的皇族，當時掌權的是司馬道子和他兒子司馬元顯，皇帝的大權旁落，所以桓玄就起兵，他當時有兩個名義，一個是討伐司馬道子、司馬元顯，這是所謂「清君側」，就是皇帝身邊有了專權的小人，我們替皇帝清除他們；一個就是平定當時沿海的孫恩盧循的起義，這樣他就出師有名啊。所以當桓玄劉裕那個篡逆的野心還沒有顯露出來以前，他們是為國家平定戰亂，所以陶淵明是參加了他們。而且陶淵明參加桓玄還有一個關係，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經是桓玄的父親桓溫的部下，所以當桓玄要起兵，說是「清君側」討伐司馬道子父子，說是要平定海邊的叛亂，這個陶淵明當然可以參加。
陶淵明不是沒有立功之心，他也有立功之心。我們再看一首陶淵明的詩，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的第五首，「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說我想到當我年輕的時候，我雖然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快樂的事情，可是年輕就是快樂的事情，「欣豫」就是內心充滿了欣喜，充滿了和樂，「猛志逸四海」，我當時也有遠大的志向，想立一番功業，「騫翮思遠翥」，「翮」就是鳥的那個很硬的翅膀，「搴」是舉起來，我也想舉起我的翅膀「遠翥」，就是飛到遠方去；陶淵明還有一首詩，《擬古》九首的第八首，說是「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所以從這些個地方來看，陶淵明少年的時候也曾經有過要建立一番功業的心。
那現在我們就知道，陶淵明第一次做這個江州祭酒是因為「家貧」，孟子說的「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特別是因為他的母親年老，他要奉養父母，出來做官是應該的。那麼後來他做了兩次參軍，這個就不是單純的因為「家貧」了，這是因為他曾經有一份建功立業的心。每一個人都不願意白白地過一輩子，尤其是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總是「士當以天下為己任」，而現在桓玄起兵要「清君側」，要討平叛亂；劉裕的起兵是要平定桓玄，也是要安撫國家的，所以他就做了兩次參軍，那是為了功業。
可是真是很不幸，馬上桓玄跟劉裕的本來面目，那種篡奪的面目馬上就暴露出來，所以陶淵明出仕都是很短的，只做了一任，幾個月，馬上就不做了，他見機而退了。那陶淵明畢竟是無以為生了，而且陶淵明至少有五個兒子，那他怎麼樣養活這一家人呢？所以陶淵明沒有辦法還是出來做官了，做什麼官？就是求為彭澤令，他就出來做了彭澤縣的縣令。陶淵明自己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宋書·隱逸傳》），「弦歌」是一個典故，說孔子的學生子游為「武城宰」，「宰」是治理，就是在武城這裡做縣官。子游做武城宰，有一天孔子路過這裡，一進縣城，就「聞弦歌之聲」（《論語·陽貨》），到處都是念誦、吟誦的聲音。弦歌之聲，古代的詩歌都是可以弦誦的了，就是這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大序》）。所以能夠用文化來治理一個地方就叫弦歌，陶淵明說我希望做兩天縣令，我也在這裡邊做一些個文化教育，除此之外，我也可以為「三徑之資」，「三徑」就是三條小路，就是我可以做兩天縣官，帶點錢回去蓋兩間房子。
所以蘇軾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他覺得不對了，他做彭澤令一共多少天？「在官八十餘日」（《歸去來兮辭·序》），只做了不到三個月就辭官不幹了。陶淵明就是窮的時候也想出來做點事，親老家貧，就出來做官；但是他「質性自然，」他的本質、天性是喜歡自然，「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歸去來兮辭·序》），他說我的天性喜歡自然，不是用矯飾勉強來的。所以他後面說，「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我就是寧肯挨凍受餓，也不能再忍受官場上的污濁了，所以他「在官八十餘日」，就辭職不做了。所以蘇東坡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隱之為高。飢則叩門而乞食，」陶淵明寫過一首乞食的詩，舊谷已盡，新谷未登，「夏日長抱飢」，所以就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他自己糧食收穫了，就殺雞煮黃米飯請他的鄰居、老朋友來一起吃飯，「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不錯，「真」就是陶淵明的本色。（汪夢川整理）
作者介紹：葉嘉瑩，號迦陵。生於燕京舊家，40年代畢業於輔仁大學國文系，為詩詞名家顧隨先生入室弟子。50年代在台灣大學任教授，並在淡江與輔仁兩大學任兼職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學、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並曾在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訪問講學。後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1989年退休後，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自70年代末返大陸曾在多所院校講學，並被南開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聘為客座教授，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名譽研究員。現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主要著作有《迦陵論詞叢稿》、《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靈谿詞說》、《唐宋詞十七講》等數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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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琰，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章黃國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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