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經的「國老」變成如今的「和事佬」，甘草能力被嚴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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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曾號稱「國老」，是個重要領導幹部，而今卻江河日下，常頂著「調和諸葯」的閑差出現在很多中醫處方的末尾。慢慢地，甚至有老患者問大夫，這次處方里為何沒用甘草解毒？如此巨大的落差，是甘草他老人家的失職還是中醫人的失誤？

甘草古今運用差異大

甘草又名「國老」，有中藥「四大天王」之一的稱號。

《中國藥典》載甘草用量在1.5~9克左右。《中藥大辭典》載「內服，煎湯1~3錢，或入丸、散。外用研末摻或煎水洗。」

而在《傷寒論》113方中，配伍甘草的有70方，居諸葯之首。藥量為4兩（筆者認為傷寒方中的1兩相當於現在的14克，4兩即56克）佔5方，3兩（42克）佔9方，2兩（28克）佔45方，6銖至一兩十八銖（4~22克）佔11方。可見《傷寒論》中甘草的配伍量分為三個等級量：大劑量42~56克，常用量22~42克，調和量4~22克。

此外，《傷寒論》以甘草命名的方劑佔5方：甘草瀉心湯（甘草四兩炙、56克），炙甘草湯（甘草四兩炙、56克），甘草乾薑湯（甘草二兩炙、28克），甘草附子湯（二兩炙、28克），甘草湯（甘草二兩、28克）。

其代表方炙甘草湯用了炙甘草56克，且方後言以清酒7升，水7升，共煮取3升，溫服1升，日3服，這是1日1劑的劑量。如此大劑量重用甘草，煎藥、服藥的方法，均值得研究和重視。

古今甘草用藥量差別之大，足以說明《傷寒論》方葯配伍的特點是：獨特、奇重、隨證施藥施量、重病重葯。而葯與量正是臨床關鍵之關鍵，是醫者求效之中心。

筆者又查閱了多種中醫藥學術雜誌，用甘草大都囿於3~10克，22~42克少見，42~56克罕見。《本經》列為上品、《別錄》列為無毒藥的甘草為何反而用量很小很輕？這說明今人臨床用藥時，常把甘草作為調和葯運用，卻大大忽略了甘草作為治療葯或主葯（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放棄重用甘草有歷史原因

由此，筆者開始思考造成漢時方藥劑量減少的歷史原因。公元1107年陳師文校正《和劑局方》，改為《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多以溫補香燥，小藥量為方；當時醫事制度，嚴考試，起度量，重規矩，稱權衡，分六科。方書用藥，多從方圓立案，考取合格始准報官掛牌行醫，既行之後，又每月嚴課，或有荒謬，小則撤牌讀書，大則令其改業。在如此背景之下，宋時之醫為生計或名譽，當然方葯從小從輕，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此風既行，一刮千年，不知束縛了多少醫道之人的手足和思維，時至今日，甘草也由「天王」貶為調和諸葯而已，難以登堂入室。

炙甘草可溫補後天之氣

從甘草的性味主治辨析，《本經》有：「主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堅筋骨、長肌肉、倍力、金瘡腫、解毒。」《日華子本草》有：「安魂定魄、補五勞七傷、一切虛損、驚悸、煩悶、通九竅、利百脈、壯筋骨、解冷熱。」甘草之所以能有如此眾多的功效，在於它稟坤土之氣最厚，蜜炙更可溫中以補後天之氣。經方所用甘草幾乎都是炙甘草，可見仲景用炙甘草之意重在坤土之運，建中氣以厚德載物，故而有胃氣者生，無胃氣則死，救胃氣，保腎氣，乃仲景《傷寒論》之聖旨。

筆者認同某些醫家的觀點，認為甘草生用乃半陰半陽，甘草炙用就是純陽之品。炙甘草其味甘，其色黃，是稟坤土之氣最重最全的一味藥物。一旦陽氣歸沉坎水，以炙甘草扶土則可伏藏坎陽，伏藏生命立極之火，伏藏好了坎陽，坤土之氣又在坎中。故炙甘草配伍桂枝可上溫心陽，炙甘草配伍乾薑可破群陰，溫中土脾陽。統觀四逆湯輩，炙甘草配附子，乃扶陽回陽救陽，伏腎火坎陽之氣，先後天之氣旺，以達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病案舉例

筆者在謹守病機，辨證論治的前提下，炙甘草常用量為20~40克，大劑量為40~60克，均未出現不良反應，且常有良效。例舉如下。

夏某，男，教師。曾在某綜合醫院診斷為：竇性心動過緩原因待查（心率最低時42次/分）。住院治療1個半月（用藥不詳），收效甚微。轉求中醫診治。

刻診：患者自汗、易感冒，飲食減少，自覺四肢乏力，勞則心悸心累，走路有晃蕩之感，二便尚可。查：面色暗淡無華，形體消瘦，舌質淡，苔白膩，舌體偏胖。

辨證：心陽腎虛，寒濕浸淫，脾土失運。治宜溫陽益氣，散寒除濕，方用炙甘草湯合麻黃附子細辛湯加減。

組方：炙甘草50克，制附片30克，細辛15克，桂枝20克，生黃芪50克，麥冬30克，五味子15克，姜半夏15克，熟地30克，茯苓30克，白芷15克，甘松15克，生薑50克。3劑，水煎服，1天半1劑。

患者服藥後良效，此方加減共服藥10劑而愈。多年隨訪，未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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