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

撰文：沃爾夫岡·蒙森

翻譯：閻克文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馬克斯·韋伯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政治密切相關：他激烈批評俾斯麥和德皇保守的社會政策，卻更失望於資產階級的政治軟弱；他在「一戰」中出於德國利益穩步推動「體面和平」的實現，卻被自私的政治領袖葬送；他在魏瑪制憲中期盼卡理斯瑪威權領袖重振大國榮耀，卻未料到會是納粹主義的興起……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8月出版）是德國歷史學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讀者揭示了韋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熱忱的自由主義者，卻也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釐清了韋伯這兩個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場之間的重要聯繫。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一章：青年韋伯的政治發展。

馬克斯·韋伯深為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問題所吸引。他的許多同時代人都希望他能成為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他本人也曾有此期待。他的全部學術工作，尤其是他為知識誠實與學術客觀性而從事的無休止鬥爭，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視為一種日益強大的努力——與當代政治事件保持距離並獲得內在自由。這樣來看，政治，不唯眼前的實際政治，還有更大意義上的政治，在他的生活以及畢生的工作中，都是處於核心地位的。事實上，即便在他人生的最初幾個階段，也同樣如此。可以說，馬克斯·韋伯一出生就被拋進了政治。政治是他父親的職業。這位為人父者是柏林地方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也是該市民族自由黨的一個重要成員。城市政治是他的直接利害關係所在，但他的政治活動則遠遠超出了那個範圍。曾有一度，老馬克斯·韋伯還是德國國會的議員。19世紀80年代，他甚至進入了民族自由黨的中央委員會。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他作為普魯士下議院民族自由黨代表團成員的活動。老韋伯固然並不屬於該黨領導層的核心圈子，但他是一個極有影響的黨務組織者與協調人。他與民族自由黨的大佬們關係密切，本尼西森（Bennigsen）、米克爾（Miquel）、卡普（Kapp）、前普魯士財政大臣霍布里希特（Hobrecht）、艾吉迪（Aegidi），以及馮·西貝爾（von Sybel）、馮·特賴奇克（von Treitschke）、狄爾泰（Dilthey）、蒙森（Mommsen）等著名學者，都是他那好客的大宅子里的常客。孩童時期的韋伯，就不得不在父親那裡旁聽頻繁的政治討論，同時，他還通過個人觀察，開始了解德國自由主義的概貌。韋伯居然會好奇地傾聽父親嘮叨日常的政治工作。成年後的韋伯對德國自由主義歷史那種令人驚訝的熟悉程度，與這些年的耳濡目染應該密切相關。

不足為奇，韋伯一開始接受的就是從他父母那裡聽來的政治觀點。他最初的政治發展也局限於他父親代表的溫和民族自由主義傾向。稍後，馬克斯·韋伯便自視為首先是民族自由黨人的後裔。關於他父親的政治觀點，我們所知不多。年輕時候，老馬克斯·韋伯曾與自由主義保守派集團走得很近，一度還編過《普魯士周刊》（Preuisches Wochenblatt），莫里茨·奧古斯特·馮·貝特曼·霍爾韋格（Moritz August von Bethmann Hollweg）所謂周刊黨（Wochenblatt partei）的機關報。即使這個集團對威廉一世「新紀元」的期望破滅之後，老韋伯依然忠於他的自由主義保守派觀點。他的第一個政治職位，是1862年3月17日組建的所謂「立憲黨」（Konstitutionellen Partei）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作為憲法衝突期間自由派和俾斯麥積怨的結果，老韋伯多少有些往左轉了。他與政治同道、歷史學家赫爾曼·鮑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結下的畢生友誼，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那位德皇（指威廉一世（William Ⅰ， 1797—1888），普魯士國王（1861—1888）、德意志帝國皇帝（1871—1888）。——譯者注）登基之後，老韋伯加入了民族自由黨陣營，這是以實用主義態度接受妥協的一步，完全合乎他早先的立場。他交往了大批自由派政治家，後者與俾斯麥的合作期完結之後，便放棄了帝國憲法向自由主義演進的希望，而是致力於維護已有的成果。他成了本尼西森的支持者，並因此批評和抵制了里克特（Rickert）周圍那個反俾斯麥集團的脫離行動，傾向於留下來的少數派左翼。儘管他對俾斯麥厭惡民族自由黨的態度深為遺憾，但他還是支持了最為重要的那些俾斯麥政策路線。他堅決反對自由派左翼的消極政治。但他也像許多自由派朋友那樣，為「俾斯麥企圖摧毀周圍所有能幹的獨立力量」而痛惜不已，這也是他兒子所持的觀點。和民族自由黨的大多數人一樣，他與普選權的主張絕對格格不入。

儘管如此，老韋伯的氣質決定了他並不是個天生的政治家。和他兒子後來表現的一樣，他也不是個本能的鬥士。他的政治行為有一種自鳴得意的特徵，而且還很容易知足。按照瑪麗安妮·韋伯的描述，他屬於「典型的資產階級，自得其樂地立身處世」。馬克斯·韋伯很年輕的時候就反感這種生活方式，多年以後，這種反感導致了他與父親的激烈爭吵。政治上的高明見識並不足以支撐韋伯父親的政治活動，因為，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主要經驗領域是財政和行政管理，更專註於日常的實際問題，而不是長遠的重大政治問題。他在普魯士下議院預算委員會扮演了許多年的重要角色。後來，1894年，在德國國會預算委員會民族自由黨代表的職位上，老馬克斯·韋伯捲入了一場與主管普魯士大學事務的普魯士文化部高級官員阿爾特霍夫（Althoff）的衝突，終因人事政策上的戰術性政治手段而聲名狼藉。阿爾特霍夫因為試圖在柏林大學新設一個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而爭取民族自由黨的支持。老韋伯為了已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的兒子馬克斯的學術未來，也參與了衝突，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受到了排擠，也許是在兒子的力促之下，他辭去了委員會秘書的職務。

1882年初，馬克斯·韋伯剛好18歲，他第一次離家長期在外。韋伯被海德堡大學錄取，學習法律、國民經濟學、歷史與哲學。儘管由此擺脫了瀰漫在柏林家中的政治空氣的直接影響，但他繼續分享著父親的政治觀點。當然，政治還只是個附帶的興趣。這時的馬克斯·韋伯，興趣主要集中在各個學術領域，他喜歡聽克尼斯（Knies）這位經濟學歷史學派主要代言人的課，聽貝克爾（Bekker）的羅馬法，以及其他幾門法學課程，包括庫諾·費舍爾（Kuno Fischer）的課。他對埃德曼施道夫（Erdmannsdrffer）的研究生班歷史課程也非常著迷，曾在那裡專心致志於16、 17世紀的問題。韋伯在海德堡的第一學期，與同在那裡就讀的大表哥奧托·鮑姆加滕（Otto Baumgarten）的討論，喚起了他對神學問題的嚴肅興趣。除此以外，韋伯還閱讀了蘭克（Ranke）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史》（Geschichte der germanischromanischen Vlker）和《現代史學家批判》（Kritik neueren Geschichtsschreiber）。同上注。另外，他還讀了薩維尼（Savigny）、耶林（Jhering）和施莫勒（Schmoller），他認為施莫勒並不像以前自己相信的那樣是個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海德堡大學阿勒曼尼亞人兄弟互助會的酒會對他也沒有產生太大影響。韋伯是在第二學期加入兄弟會的，這讓他後來後悔不已。

和他父親的政治老搭檔、歷史學家赫爾曼·鮑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的交往，對於韋伯的政治發展更加重要。韋伯與鮑姆加滕一家是姻親，韋伯的父親就是在鮑姆加滕家裡初遇自己妻子的。51882年聖靈降臨節的假期，奧托·鮑姆加滕第一次把他的表弟帶到了斯特拉斯堡。這次逗留標誌著密切的個人聯繫的開端，這對於韋伯來說非常重要。轉過年來，他就常去斯特拉斯堡了。他在那裡完成了一年期志願兵的軍事義務，其間他頻繁出入那位歷史學家的宅邸。韋伯成了年邁而孤獨的歷史學家的政治知己。老鮑姆加滕特別喜歡推心置腹地與這個外甥談論整體的德國政治進程和具體問題。馬克斯·韋伯確實是個出色的談伴，他對日常政治事態的見識令人驚訝。他從斯特拉斯堡寫給父母的信中，一再生動地談到了和姨父的政治辯論。1884年秋天轉學到柏林之後，他依然和斯特拉斯堡的這位歷史學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即便後來在柏林任教的那些年，馬克斯·韋伯還是經常和他聯繫，儘管不是那麼頻繁了。19世紀80年代末期，他從柏林的觀察角度繼續向鮑姆加滕報告他對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

鮑姆加滕是個滿腔熱情的男人，48歲時，由於那場革命的失敗，以及屢屢和官方的檢查員發生衝突，他放棄了記者職業，成為一個歷史學家，但他繼續深切關注政治。儘管直到1866年他還是俾斯麥政策的堅定反對派，此後卻成了俾斯麥的支持者；不過，與俾斯麥時期的多數民族自由黨人不同，他從沒放棄自由主義的憲政信念。在對德國自由主義的著名「自我批判」中，他力促自由派擺脫60年來的教條主義，而不是完全放棄理想主義政治。他堅信，創建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是極為重要的德國政治目標，「國家統一、國家權力、國家獨立」是「至高無上的政治目標，是全部現世繁榮的基礎和開端」。然而，他和那個時代的許多自由派不同，並不准備滿足於1870—1871年所實現的目標，他為這個民族感到驕傲的是，它受到了一種信念的支配，即統一必須遵循道德自製和民族凈化的要求。儘管他在1871年曾熱情支持俾斯麥，但是，當他看到德國自由主義在一系列決定性的國內問題上遭到失敗後，卻敏銳地成了那位首相的反對派。像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一樣，他對19世紀70年代結束後的德國政治進程越來越感到疑慮和痛苦。

鮑姆加滕批評了那個偉大首相的「愷撒式煽動行徑」，批評他害苦了中間力量並迫使社會民主黨和教皇黨走向激進。在他看來，俾斯麥的愷撒統治導致他在1866年引進了普選權。俾斯麥本人後來承認，他把普選權「扔進坩堝」是個戰術動作，以對抗奧地利「最強大的民主計謀」。鮑姆加滕擔心，這個做法會帶來破壞性的後果，受普選權威脅的「不僅是國家」，還有「我們的整個文化」，它將使「大眾在所有問題上都陷入原始的權力本能」。鮑姆加滕還激烈批評了俾斯麥在文化鬥爭中使用的手段。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即俾斯麥的行動是出於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完全不顧虔誠的新教徒情感。因此，文化鬥爭的方式具有欺騙性，勢必無果而終。根據在阿爾薩斯—洛林邊界地區的直接觀察，他對政府的政治路線發出了越來越尖銳的反對聲音。他為國內瀰漫的盲目順從氣氛、特別是它在年青一代中間的影響而憂心忡忡。伴隨這種氣氛的是政治判斷力的危險衰敗。鮑姆加滕在19世紀60年代就痛苦地指出了德國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此時談論得更尖銳、更頻繁了。

鮑姆加滕本人雖然與普魯士意氣相投，但並沒有片面看重普魯士在德國編年史上的分量，他還儘力不去忽視南德的傳統。在對特賴奇克的《德國史》（該書第二卷出版於1883年）進行的猛烈抨擊中，鮑姆加滕擺明了自己對政治局勢的批判態度。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的特賴奇克，把政治傾向擬人化，使得鮑姆加滕極為驚懼。他相信，特賴奇克的著作表現出一種頭腦狹隘的普魯士沙文主義性質，醉心於帝國的現狀，放棄了一切更深遠的憲政理想。鮑姆加滕認為，特賴奇克毫無謙恭之心，肆無忌憚地以傲慢與偏執的民族情感傷害其他民族。鮑姆加滕在與特賴奇克的爭吵中，由於少見的苛刻姿態，導致他疏遠了他的所有朋友，最終還包括他的老夥伴——海因里希·馮·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

鮑姆加滕強有力地影響了青年韋伯的政治觀點。當然，對於他那些誇大其詞的看法，韋伯並不打算引為己見。他在與鮑姆加滕陰沉而悲觀的見解的不斷對質中發展出了自己的觀點。不過，鮑姆加滕確實幫助他擺脫了得自他父母的褊狹的民族自由黨觀念，讓他看清了俾斯麥體制的內在弱點。儘管韋伯從未贊同過鮑姆加滕對那個偉大首相個人及其政策的尖銳批評，卻接受了這位老人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的判斷。尤其顯見的是，對於俾斯麥政策的愷撒式煽動主義性質，他與鮑姆加滕的看法是一致的。8例如，韋伯當時就譴責了「俾斯麥式君主政治的危險禮物：普選權，這是所有人在這個詞的最真實意義上的最純粹的平等死亡」，儘管他並不同意老人的悲觀主義看法，即實行普選權可能毀滅的不僅是國家，還有這個民族的文化生活。對於韋伯後來的政治發展特別重要的是，鮑姆加滕向他指出了俾斯麥的統治對這個民族政治判斷力造成的後果。鮑姆加滕預言說「此人身後將留下巨大的麻煩」，實際上，這在韋伯看來似乎過於悲觀了。正如他在1888年致鮑姆加滕的一封信中所說，他並不相信從長遠來看「行政機器和我們政治信仰的靈魂會土崩瓦解」，即便「君主統治不可避免將在最近的未來受到衝擊」。不過，鮑姆加滕對韋伯尖刻評論年青一代那種不加思考的盲從，卻使韋伯敏感地意識到，他這一代人確實談不上政治成熟。他本人倒是能夠避免柏林的同學們那種天真的俾斯麥崇拜，但他同樣尊重這位天才大政治家。他曾提出疑問說，為什麼俾斯麥總是忘記恰恰是「他本人激勵了黨派精神，從而毀掉了『國民的好感之源』」，但他卻悲哀地發現，這使他遭到了迷戀俾斯麥的同學們的一致責難。

韋伯深為他這一代人對政治問題缺乏興趣而憂慮：「我這一代人真是令人稱奇，他們所關心的事情無非就是，要麼與反猶主義沆瀣一氣……要麼就是達到更高的水平，認為模仿『原原本本的俾斯麥』意義重大。」他看到，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同學們在「特賴奇克講課時只要語帶反猶味道就會爆發出……一通狂歡」，其實是在釋放一種緊張情緒。他確信俾斯麥崇拜、反猶主義和天真幼稚密切相關。他這一代人「最最不可思議的」特徵，就是對「本世紀歷史那種奇特的無知」。

特賴奇克對一部分受過教育的德國中產階級的有害影響，導致韋伯步鮑姆加滕後塵，疏遠了那位大歷史學家。他並不傾向於附和鮑姆加滕那種全盤否定的裁決，而是認為，特賴奇克僅僅是沒有足夠充分地遵循學術客觀性標準。當然，韋伯不可能忽視特賴奇克給聽眾留下的強大印象，那種從他火山一般的天性中噴發出來的魔力。他認識到特賴奇克的片面性背後有著名副其實的熱誠，以及偉大人格的嚴肅性。他曾讀過特賴奇克的詩作並把它們寄給了赫爾曼·鮑姆加滕，因為他發現，「裡面那種誠摯的理想主義，是這個在許多方面都不幸的人哪怕犯下最不堪的錯誤也不會遺失的。……如果說他在講壇上聲名狼藉的影響是一種不幸的話」，他給鮑姆加滕寫道，「那首先也是聽眾的（錯）……」

俾斯麥同樣是這種情況：國民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如何對待他，如何堅定地利用他，他們給了他信任，這是他應得的——他們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白這一點，可是現在太晚了——他那些常常具有破壞性的個人政策，影響所及已經超出了他們所能把握的範圍。我的同時代人竟然如此崇尚軍國主義以及類似的所謂「現實主義」文化這種怪物，竟然藐視一切不求助於人的邪惡品質——特別是粗野殘忍——而達到目標的努力，然後是大量且往往非常刺耳的偏執看法，與別人的觀點進行鬥爭的亢奮，由深入人心的成就感引起的對今日所謂「現實政治」的偏愛，凡此種種，就不是他們從特賴奇克的教程中得到的僅有的東西了。

韋伯特別抵制特賴奇克把政治與學術融為一體的做法。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有了激烈反對學者們進行任何煽動和預言的意識。當然，他也承認，人們可能會看出，特賴奇克「就是在這些過度的黨派激情和偏見中……從事一種偉大而熱情的理想架構的追求」，但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忽視了不計後果、只求真理所需的真誠嚴肅的努力」。

然而，特賴奇克對韋伯政治觀點的影響卻不應被低估。韋伯在柏林時，可能至少聽過特賴奇克的兩次課程，其中一次講授的是「國家與教會」，這是一次談論政治的著名演說。被特賴奇克論述國家的性質時置於核心地位的大國理想，把民族國家提升到政治標準的高度，以及藐視小國寡民的生活，全都重現在韋伯自己後來的政治思想中，一定程度上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可以認為，特賴奇克積極支持雄心勃勃的帝國主義海外擴張政策，給韋伯留下的印象特彆強烈。韋伯在弗萊堡就職演說中要求德國採取自己的世界政策，就很可能與特賴奇克的影響直接有關。然而，就我們目前所知，韋伯並沒有全盤接受特賴奇克的帝國主義目標，也從未懷有特賴奇克式帝國主義那種典型的反英偏見。

我們無法確定馬克斯·韋伯在柏林就讀期間還有多少其他教師影響了他的政治發展。韋伯自己提到了格奈斯特（Gneist）、艾吉迪（Aegidi）和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但他們的影響可能並不大。韋伯對所有把學術政治化的傾向都感到不安，使他不會接受這樣的影響。另外，到柏林之後，韋伯很快就開始逃課，他寧願待在家裡大量讀書。當時他極為沉迷自己的專業興趣，因而遠離政治，師從戈德施密特（Goldschmidt）學習商法，他的學位論文就是圍繞中世紀商業行會的歷史下功夫的。他跟從邁岑（Meitzen）所做的農業史研究，同樣屬於完全非政治的領域。除了布魯納（Brunner）和貝澤勒（Beseler）的課程之外，馬克斯·韋伯還修習了祁克（Gierke）的課程，不過，祁克對他後來政治觀點的影響，與對胡戈·普羅伊斯（Hugo Preuss）的影響相比，可以說幾乎沒有產生任何重要作用。馬克斯·韋伯反對一切「有機的」法律和社會理論，哪怕它們表現為最溫和的形式；他也反對祁克與它們扯在一起的理論，儘管他承認祁克的理論作為法律史上的一項非凡成就意義重大。

在那段時間的韋伯書信中，只有一處著重提到了魯道夫·馮·格奈斯特。韋伯讚美過格奈斯特的德國憲法與普魯士行政法教程，稱其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真正的傑作」，並且（不無保留地）記述說，這位法學學者偶爾也會評論當代的政治問題，偏愛「嚴格的自由派觀點」。他作為自由主義國家法的律師，還抱有狂熱的文化鬥爭信念，這對馬克斯·韋伯可能12也產生了強烈影響。格奈斯特肯定還使韋伯注意到了普魯士東部各省那種引人注目的家長制自治體（patriarchalischen Selbstverwaltingsorgane）特性，這與德國西部各省普遍比較都市化的環境條件大不相同。另外，格奈斯特的比較法學方法論，某種程度上說，對韋伯後來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可謂意義重大。但是，韋伯極不贊同格奈斯特那種自治制優於議會制的主張，而且後來明確採取了與之相反的立場。韋伯認為，單純的地方性或全國性行政，與追求權力事業的政治，兩者的高下猶如霄壤。僅靠良好的行政，絕無可能實現這個偉大民族的全球性政治目標。

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唯一對學生時代的韋伯產生了意味深長且經久不衰的影響者，只有赫爾曼·鮑姆加滕。但是，鮑姆加滕並未深度影響到韋伯在具體政治事態上的立場。在這個領域，馬克斯·韋伯往往明顯地與這位滿腹悲觀情緒的忘年之交觀點相左。鮑姆加滕以同樣方式教導韋伯觀察政治事件，並且同樣刻板地認為這是自己的獨門秘訣。尤其顯而易見的是，對於政治領袖的成長和國民政治判斷力的熏陶，他們兩人抱有共同的看法，都認為這是一切政治現象的根本問題。他們都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性質與被統治者政治成熟程度之間的相互作用。例如，在那個著名的「自我批判」中，鮑姆加滕把德國自由主義在1862—1866年間憲法衝突中的失敗，連同自由派不切實際的教條主義政策，都歸因於缺乏政治熏陶以及德國資產階級各階層產生不出有天賦的政治家。他強調了這種局面的歷史原因。與特奧多爾·蒙森一樣，他也呼籲要造就「畢生為政治工作」的人，而且要在貴族階層中尋找這種人，如果說這些階層實際上還空空如也，那就是因為「真正的政治生涯並不是資產階級秩序的特性」。我們將會看到，馬克斯·韋伯也一再論及德國社會結構中絕大多數群體的政治不成熟問題，並將其歸因於俾斯麥統治的影響。他極為關注政治領袖的問題，反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功績原則，而是強調職業政治家作為現代大規模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權力載體的重要性。

與鮑姆加滕就俾斯麥和德國自由主義的未來進行的熱烈辯論，以及和柏林的同學們之間多方面的政治討論，有助於韋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父母家中的民族自由黨傳統，並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形成了獨立的立場。當然，即便在早期階段，他獨立做出的政治判斷也不同凡響，他在《反社會黨人法》問題上的立場大概就是最清晰的證明。他父親和鮑姆加滕都認為，這是一個必要的惡，但韋伯早在1884年就對這項措施產生了懷疑：「我有時喜歡相信，人人平等的權利高於其他一切，因此，把某些人投入牢房，還不如封住每個人的嘴更可取。」《反社會黨人法》顯然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原則，這激起了韋伯的正義感。當時他還堅稱，他觀察到了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和領導層都在發生徹底變化。儘管這在那時並不是準確的觀察，但畢竟體現了一種對社會民主黨的溫和評價，擺脫了資產階級的焦慮感，這成為後來韋伯特有的一種態度。

換句話說，韋伯也不贊同違背或放棄理想原則以迎合實際的現實政治。他在文化鬥爭期間毫不猶豫地堅持了自由主義立場，但與鮑姆加滕一樣，他也支持為自身利益進行鬥爭，而不是把它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1887年俾斯麥再次給文化鬥爭的法律打折扣時，14馬克斯·韋伯斷言，某些民族自由黨人現在接受了這個事實——唯一的「政治」目標就是讓反天主教的行動成為必須，儘管它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這種不聲不響的『和平』真是令人悲哀，無論如何，這是承認了一種不義，一種嚴重的不義，儘管人們如今都說，這場鬥爭只有出自我們一方的『政治』原因。如果它在我們看來確實不是個良心問題而只是個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就真的是由於表面的原因而褻瀆了天主教人民的良心——正如天主教徒所斷言。……因此，我們的行為並無良心，我們是道德上的輸家。這是失敗帶來的最嚴重的問題，因為它阻礙著我們再也不可能繼續進行這種要想獲勝就必須進行的鬥爭。」

馬克斯·韋伯通常也都會遵循父親的左翼自由主義立場。他不滿進步黨對待所有財政與軍事改革的消極態度。1887年他曾議論說，要是進步黨能軟化反對所有財政改革的絕對頑固態度，「那真是難以置信的明智」。他也不贊同進步黨與80年代那種非常溫和的殖民政策的對立態度。他希望，討論一切與帝國的國際地位有關的問題，都應排除黨派偏見。因此，他強烈反對把預算案和歐根·里希特領導下的進步黨反覆就國內政治挑起的爭吵攪和在一起，並深為一再出現的鬥爭結果感到痛心。這些鬥爭給俾斯麥以國家主義的花言巧語解散德國國會提供了借口。後來，他比任何人都更嚴厲地譴責俾斯麥把預算案問題推到了國內政爭的風口浪尖上。俾斯麥的政策「利用軍事問題作為武器對付令人不快的反對黨」，實際上導致這些問題變了形，「把簡單易懂、直截了當的預算問題推到了一輪又一輪國內權力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嚴重損害了軍隊的利益，不過對俾斯麥倒是大有好處。」

馬克斯·韋伯認為，進步黨的政策純粹是教條主義的。他斷定進步黨沒有能力發揮建設性作用。因此，他看不出進步黨未來能有什麼成就。自由派普遍都抱著一個希望，即弗里德里希王儲的政府會把國內政策導入自由主義軌道，鮑姆加滕和韋伯的父親同樣抱有這種希望，但韋伯相信，這是無稽之談。德國的政黨政治現狀絕無可能為又一個「自由主義時代」提供框架。自由主義分崩離析的惡劣情形，事實上已經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韋伯鄙視進步黨在這位王位繼承人面前的「奴性」投機。他給赫爾曼·鮑姆加滕寫信說，必須「完全否定這些人還能有任何建設性的政治行動，不然將造成自由主義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義將會同時遭到滿腦子成見的狂熱煽動家和盲目的俾斯麥信徒的損害。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期待著以往的團結因素及時從左翼那裡產生出來並重返建設性的合作」。

我們已經知道，韋伯並不看重民族自由黨人。最初他還曾在鮑姆加滕——後者在80年代越來越靠攏進步黨——那裡為他們進行辯護，但他逐漸認識到，民族自由黨正在變得日益遲鈍，特別在70年代先是本尼西森、繼而又有許多其他出色的民族自由黨領導人退出政壇之後。他不滿他們越來越背離自由主義傳統，那種自滿自足的狀態使他們轉而成為單純的國內政治現狀辯護士。1887年，第二次法案通過、文化鬥爭結束時，他譴責民族自由黨人「儘可能順從地享受……『我們擁有』的東西」，批評他們不肯16思考不確定的未來問題以免自尋煩惱。早在1885年他就注意到，「這個黨能不能再次贏得普遍信任是大可懷疑的。人的記性並不可靠，沒有人還會記得這個黨干出過什麼業績。」韋伯也不相信民族自由黨如果不與進步黨合作，未來還有什麼生氣，因此，進步黨走下坡路也會損害到民族自由黨。到80年代末期，韋伯對德國自由主義的未來已經極為悲觀。他對德國政黨政治的「總體頹廢」哀嘆不已，擔心最後會是左右兩翼的激進政黨交替與中央黨結盟支配德國的政治舞台，事實證明，這個預言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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