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投日，冯玉祥负有一定的责任

图注：1934年，“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又一次当上皇帝

文 | 杨津涛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囚禁曹锟后，又将溥仪驱逐出宫。对于此事，冯本人颇为自豪，宣称“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将宣统逐出宫外”，后世史书更赞他完成了辛亥革命“反封建”的未竟之功。但是，也有论者称称冯玉祥为“不识大体之辈”，“使溥仪走向极端，供人利用”，指称溥仪若没有被驱逐出宫，即有可能免于沦为日本傀儡。揆诸史料，冯玉祥此举的确弊大于利。

冯玉祥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紫禁城变身博物院

溥仪被逐出不久，冯玉祥迎段祺瑞进京，建立执政府。段对冯的逼宫之举极为反对，称：“优待条件我所手订，且各国使馆均有案，岂容一手撕破乎？”清室也希望段祺瑞能恢复被废除的优待条件，让溥仪重回紫禁城。但当时一则国民军依旧控制北京，冯玉祥支持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并不听命于段祺瑞政府；二则国内舆论大都对驱逐之举表示支持，甚至成立了“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南方的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称“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极表赞赏。

几经拖延，至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黄郛发表演讲，“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重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将保护博物院和保护民国关联在一起，等于断了溥仪回紫禁城的可能性。到了1926年，如溥仪所说，“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地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条件？”此事遂不了了之。

图注：少年时代住在紫禁城中的溥仪

溥仪出宫后，两因素致其迅速被日本笼络，最终投身伪满

其一，日人的空前礼遇，使溥仪视日本为复辟的希望所在

溥仪出宫后，回到醇亲王府上，不仅用度紧张，溥仪“每日与后妃仅用四元”；而且极为不安，害怕冯玉祥会进一步加害自己。在溥仪不知奈何之际，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请求英国公使馆收留被拒后，求见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得到芳泽首肯，表示“他和日本政府都很愿意帮助宣统帝，并且会妥善安排宣统帝的起居”。于是溥仪秘密住进日本公使馆。

在公使馆，溥仪受到“空前”的礼遇，为安排他的数十名随行人员，日方甚至特意让出一所楼房，使“‘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遗老们获许进出公使馆，以至“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显然，逊清小朝廷从上到下，都被日本所笼络了。

溥仪长期住在公使馆内，终非长久之计，外务省指示芳泽：“宣统帝愿意继续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担心国民党人的态度等等，选定天津租界为永久之地，尤为可取”，其后外务省又电示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必须设法使皇帝暂留日本租界，清室之希望善意斟酌”。如其所愿，溥仪在天津日租界一住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时间里，日方不断示好，如安排溥仪参观日侨小学，让学生们列队欢迎，高呼“皇帝万岁”；每逢溥仪生日，日本在天津的军政人员，都会登门祝贺；邀请溥仪参加阅兵、参观日舰，显示强大军力。这一切都使溥仪确信，日本是“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图：溥仪和皇后婉容在天津

其二，国民政府漠视清帝陵寝保护，使溥仪更坚定了依靠日本复辟的决心

让溥仪彻底对民国政府失望的标志，是1928年的东陵盗案。溥仪自言，听说消息后，“当时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加之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未能被依法惩治，更让溥仪心里充满怨恨，他发誓说“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其复辟思想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孙殿英虽然并非蒋介石包庇，但不知情的溥仪自此对蒋介石留下了不讲信义的印象。

东陵盗案对逊清皇室的影响，从溥杰在日本写给溥仪的信中也能看出：“惊闻昭西陵及东陵事，总之处处国破家亡之际，凡百不如意事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在身一爱者，只以之做兴奋剂，观如此等刺激物，较之卧薪尝胆，尤为惊心动魄，谨识之心而已”。这一事件显然激起了溥杰的“故国”之思，让他更加渴求“复国”。

当时国民政府刚刚建立，一方面其领袖都是革命党人，同清室没有渊源；另一方面国内战事频繁，实在无力顾及清室。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才派监察委员高友唐到北平，游说溥仪。溥仪回忆，蒋介石希望他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意外的地方”。溥仪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亵渎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去……”回绝了高友唐。

高友唐来访之事是有的，但和溥仪多年后回忆颇有出入，当时郑孝胥之子郑垂向日本人汇报的情况是，高友唐“向帝提出：对日本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皇帝以其德曾毅然予以拒绝，值此之际，如能迁居上海或北平之俄国公使馆，国民政府每月将向帝支付经费20000元。对此皇帝表示拒绝，并表示，时值当前内忧外患、形势紧张之际，中央无须顾念一介平民，应为全体国民的安居乐业而尽力”。显然，到了最后关头，国民政府依旧无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而溥仪非但没有“大义凛然”地“斥责”高友唐，还假装做了不投敌的许诺。

其实这个时候，溥仪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经不可更改，如庄士敦说的那样，有中国人“力图证明宣统帝去东北并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实际上“他们太自信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宣统帝前往东北的确是出于自愿”。

图注：1961年，奉命将溥仪驱逐出宫的鹿钟麟（左）、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右），和溥仪在一起

若溥仪未被驱逐出宫，伪“满洲国”或许不会出现

如果1924年溥仪不被非法驱逐，首先，他在宫内要遵守严格的规矩，不会被一心复辟的遗老们所包围，更不会让日本人有机会轻易接触到这位废帝；其次，有优待条件在，溥仪等人事实上也满足于和民国和平相处，在紫禁城中维持一个小朝廷，一旦没有了优待条件，溥仪成为一名“普通公民”，其恢复帝号的野心即油然而生；第三，若溥仪还在宫中，即使有东陵盗案的冲击，其在国民政府所派卫兵保护下，日本人想要将其劫走，也十分困难。冯玉祥贸然毁约，驱逐溥仪出宫，客观上确实方便了日本人利用溥仪。

另外，从时间上看，溥仪出关投靠日本前，国民政府阻拦不及，后来应当是吸取了教训，在1933年1月请段祺瑞“南下颐养”；1937年曲阜沦陷前，驻兖州的孙桐萱部奉命，连夜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接往武汉，以免被敌人利用。

图注：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补袜子

注释

沈亦云：《亦云回忆 上》，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第211页；李坤睿：《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65—265页；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01页；（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 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278页；孙殿英逃脱审判的真实原因，可参考谌旭彬：《宋美龄受贿，拿了慈禧的夜明珠？》，短史记第547期；赵雅丽：《宣统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致币原外务大臣电（1931年10月30日）》，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有关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合法性问题，可参考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ZB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TAG:短史记 |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凑齐了这副「极速同花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