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舞：20世紀集體主義的歸來
2013年，我在溫哥華訪學，冬天，常喜歡去一個社區圖書館看書。某天上午，突然漫天大雪，過了大概一個小時，幾個穿紅衣服，帶著黃色絲綢摺扇的大媽，開始在遠處的廣場上跳舞。琉璃世界，紅衣黃扇，不用說，便是一幅畫。
近年來，廣場舞如同「病毒」般，蔓延到了全國城鄉每一個角落，進而延展到全世界每一個有中國大媽的華人社區。2014年，有媒體稱「中國廣場舞大媽正慢慢佔領地球」。廣場舞何德何能，竟有這樣的魅力，獲得數以億計的追隨者？中國大媽，是什麼樣的精神與動力，支撐起她們如此的執著？這裡面一定有著更為深層的歷史和社會的原因。
「病毒」般進入公共視野的廣場舞
底層民眾無法和精英階層在公共媒體平台上平等地分享話語權，廣場舞是當代中國底層民眾自發的文化選擇，一種告別個體娛樂、重返集體主義的文化與表達形式。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資料圖
有不少文章在追溯廣場舞起源於何時，何地，均無明確結果。大略來說，當代意義上的廣場舞是2000年之後的事情。大概在2009年前後，我的母親就迷上廣場舞，時年62歲的她讓我上網尋找可學之舞，當時廣場舞的網路資源並不是太多，幾乎沒有高清版的視頻。於是我用攝像機記錄，並為她們製作了高清的光碟，這幾個老太太特別高興。2013年，其中一位因病去世，她的舞伴們說，有這個光碟傳下來，也不枉她跳舞這幾年了。
正是2013年，廣場舞一下子「熱」起來，風靡全國。更為準確地說，是廣場舞在公共媒體上「熱」起來，成為熱點事件。不是說在這一年，跳廣場舞的人數激增，而是說，此前廣場舞是被公共話語所遺忘和忽略的，原因在於掌握話語權的精英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現象所具有的新聞價值，換言之，底層民眾發起的廣場舞在社會精英那裡，是被漠視的。
正因為此，廣場舞及其舞者，是以極為負面的形象進入2013年的。且看當時的幾個極端新聞報道：
2013年4月，成都一小區樓上住戶因難忍廣場舞音樂的困擾，一氣之下向跳舞人群扔水彈；6月，蘇州某小區內，一位業主不滿樓下跳廣場舞的聲音，下樓與跳舞的阿姨發生衝突,打傷跳舞者，隨後，業主還在樓下廣場鋪滿碎玻璃和磚石；6月底和7月底，紐約日落公園跳廣場舞的領隊，先後兩次被當地警方戴上手銬並被開出傳票；8月，北京昌平某小區，業主甚至放出藏獒驅趕，還開槍恐嚇；10月，家住武漢某小區的陳女士和朋友們在小區樓下的廣場上跳廣場舞，突然從旁邊樓房飛來了一大堆糞便，一群跳舞的人被渾身弄髒……
一邊是「套馬的漢子，你威武雄壯！」一邊是「天哪！天都還沒亮啊！你們這幫跳廣場舞的還讓不讓人活啊！」在潑水的帖子後面，網友紛紛表示，「要是我，我覺得我會用墨水」，也有人表示「用開水」；在「潑糞」的帖子後面，網友留言「解氣」……
在這一系列新聞中，廣場舞及其舞者，成為「擾民」的代名詞，被描述為現代社會的「他者」與「另類」，「是一種缺乏美感的噪音，跳廣場舞的大媽是不文明的、低素質的、不具有現代公民精神的群體。」
從2013年開始，廣場舞，作為社會事件，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了地方晚報、都市報的頭條，製造了一個又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新聞。這時候，學者們遲鈍的神經被撩撥了，廣場舞成為學術研究的顯學。在中國知網上，檢索以「廣場舞」為主題的學術論文，2015年有953篇，2014年有713篇，2013年242篇，而2012年才58篇，2010年僅10篇。亦可見2013年是一個轉折點。
呈井噴之勢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麼？
廣場舞背後的歷史視野與社會結構
研究廣場舞，有一個無法繞開、也必須回答的問題，即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麼多的人參與到跳廣場舞的活動中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2013年以降，以量化方法進行數據調查，成為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一脈。
2015年9月6日晚，上海延長西路志丹路，市民在跳廣場舞。 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資料圖
試舉幾例，王紅濤的《蕪湖市廣場舞的開展現狀與推廣研究》、邸曉偉的《陝西省中老年婦女廣場舞現狀與研究》、李蕊的《豫南地區廣場舞開展現狀調查研究》、馬裕文的《常熟市區廣場舞現狀調查與發展對策研究》、代敏的《武漢市主城區中老年人廣場舞開展現狀調查與分析研究》、孫敏等的《曲阜市廣場舞開展的現狀調查與對策研究》、汪聚偉的《西安、咸陽兩地城市廣場舞的現狀研究》、王兆征等《南昌市廣場舞開展現狀調查與分析》……在中國知網以「廣場舞 現狀調查」為主題可檢索得195篇文章。
分析這些文章，可以發現基本上使用的是相同的研究框架，通過量化問卷，研究者們希望知道參加廣場舞的人的性別構成、年齡結構、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參加目的、參與方式、參與頻次、消費能力、場地情況、專業程度、培訓情況、對健康的認知……通過這些調查，建立了包括全國絕大多數城市在內的資料庫，得出的結論基本雷同，即參與者以中老年為主，性別失衡，多為女性；參與者學歷不高，多為退休人員，月收入水平不高，但相對穩定；參與者以自發組織為主，參與人數逐年上升，某些地方也出現政府輔助組織管理，舉辦比賽，有專業教練指導等；參與動機多為身體上起到鍛煉的效果，預防或減少疾病，心理上也使人樂觀開朗；場地多為城市小區或小城鎮廣場為主，因而存在擾民的情況……其政策建議，無外乎，加強廣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政府介入規範化管理，完善政策減少擾民，同時多派專業指導，增加骨幹培訓，引進比賽機制……
這一類的量化研究同質化程度非常高，但不能說它們便沒有意義，其價值在於通過大量的調查，完成了全國的大起底，摸清楚了廣場舞的發展現狀。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另外兩大支研究路徑。
其中一支，是站在政府宣傳的角度，認為廣場舞是貫徹落實黨「群眾路線」的一種方式，具有新聞效應和宣傳價值。在中國知網，以「廣場舞 群眾文化」為主題可以得到1134篇文章，其文章標題基本相似，比如《廣場舞對群眾文化建設的作用探討》《淺談廣場舞在群眾文化中的作用》《廣場舞在群眾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國廣場舞在群眾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其中引用率位居前三的期刊論文是，王芳的《廣場舞在群眾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金園園的《探討廣場舞在群眾文化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張海英的《論廣場舞在群眾文化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
那麼，廣場舞在群眾文化建設中究竟有什麼地位和作用呢？王芳認為，廣場舞有助於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能促進和諧群眾文化的建構，是檢驗群眾文化成效的重要手段；金園園認為，廣場舞增強了民眾的文化素養及生活品味，能夠推動社區文化建設，為群眾的文化提供平台載體，幫助民眾增強身體素質……張海英的觀點與前兩者基本相似，不再贅述。
另外一支，是學者站在廣場舞者的角度，用一些學術的概念來對廣場舞進行理論包裝。在中國知網，以「廣場舞 理論」和「廣場舞 視角」為主題檢索，可得247篇文章。比如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研究廣場舞，認為隨著時代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也越來越注重娛樂休閑，廣場舞應運而生；比如科塞衝突理論來分析廣場舞帶來的社區衝突，認為這種衝突對社會系統穩定發展亦有一定程度的益處；再比如利用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展開研究，認為「廣場舞的物質空間與社會空間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空間實踐。空間實踐是人們對空間的利用、控制和創造。主體的社會行動是連接空間的意義和物質形態的橋樑,主體發生社會行動,空間就開始獲得社會意義」等等。不一而足。
雖然這些研究大多是在共時性層面對當下的廣場舞展開研究，但從上述分析中可形成一個基本的判斷，廣場舞為什麼那麼火？原因呈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問卷及個案口述中，參與者的回答是，跳廣場舞既能鍛煉身體，又能心情愉快，有利於身心健康；其次，從群眾文化的相關文章1000多篇，這個絕對比重可以看出，政府支持廣場舞，並將之作為政績進行宣傳推廣，亦是一個重要原因。
而相關學術研究的主流，尚且停留在用廣場舞的本土實踐對西方理論進行在地化的驗證，單是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廣場舞」為標題的文章就有4篇。但是，這至少說明，由底層民眾發起的廣場舞，不僅得到了政府的認可，而且被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嚴肅的學術討論。這與2013年廣場舞滑稽、低俗、愚昧的媒介形象，有著很大的不同。因此，這裡政府的宣傳和學者的討論，可以看作是為廣場舞正名，去污名化、去妖魔化的過程。
在這些學術文章中，有一些文章已經觸及到超越共時性層面的，更為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層面。比如王婕用「同期群效應」的概念研究廣場舞，分析出其中的集體主義特質，並認為「當代的廣場舞現象是一種50年代出生的人藉助廣場舞這一形式框架重構其集體主義理念的過程。」再比如李園從自我建構和社會互動的角度切入，認為「廣場舞作為傳統思維與現代行為方式的緩衝地帶，使得廣場舞群體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對社會結構系統進行調適」等等。
這些研究雖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但從中可以看出，學者們對廣場舞的關注已經具有了歷史的視野，以及對社會結構的剖析。
廣場舞的污名化
事實上，對廣場舞的污名化與妖魔化並未結束，只是從簡單直接的「擾民」升格到更為隱秘並高級的方式。
2014年4月，從某專欄作家的博客中傳出一篇文章《從「廣場大媽舞」看「文革流毒」》，迅速在各大貼吧傳播，並帶動一批從反思「文革」的角度否定廣場舞的文章。比如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到「在這些一張張自我感覺愉悅的老臉上，他們表現的是一種自我滿足的『文革』情結……這些只顧自己高興，不顧別人休息，擾民的老人們，其實我不想說你們從根兒上就壞，也不想說你們是現在才學壞，我覺得都是『文革』那個罪惡的年代把你們教壞了。……你們的這個『文革』情結該收了，都這麼大歲數了，可千萬別帶著他們去見閻王爺啊！」
2014年10月26日，巫山。市民在廣場上跳廣場舞。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資料圖
關於廣場舞的網路討論迅速政治化，表面上看是在追問廣場舞為何這麼火，根源在哪裡，當追溯到「忠字舞」時，便得出結論，廣場舞既然是「流毒」，是「餘孽」，那麼就應該被否定，被潑糞、被放狗、被潑水、被逮捕，一切合情合理，不值得同情。
什麼是忠字舞？這是1966至1968年間，民眾在廣場或遊行的隊列行進間的歌頌性的集體舞蹈，並伴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等經典歌曲。政治性是忠字舞的生命，但廣場舞不是。因此，在學術研究的層面，忠字舞與廣場舞具有一定的比較價值，藉此可以梳理中國群眾舞蹈的變遷與脈絡。但如果在大眾媒介上，將廣場舞與忠字舞畫等號，進行激烈的批判與否定，則是別有用心的。
事實上，相比於忠字舞，廣場舞與秧歌舞似乎更為接近。周星認為，秧歌舞是群眾自主發起的，民間喜聞樂見的，以追求熱鬧、紅火為目標的，節奏感強，氣氛熱烈的一種大眾舞蹈、民俗舞蹈，他還將之與「文人士大夫、貴族階層所欣賞的輕曼、領導和飄逸的特點的舞蹈」進行了比較。從這裡可以看出，廣場舞與秧歌舞何其相似？只是它們各自誕生於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時代特點與時代功能。
在文人士大夫那裡，秧歌是異類，醜態百出，或許他們根本不認可這樣一種民間的藝術形態，一如今天關於廣場舞的衝突。當年處理衝突的辦法是，劃定各自的生活空間，除非特殊邀請，秧歌大多只能在農村裡面跳。然而，隨著社會轉型、人口流動，以及20世紀革命對階級關係的重組，當代城鄉生活空間高度重合，衝突不可避免，這是古代文人士大夫與貴族階層所不曾遇到的。
研究大眾文化的學者張慧瑜將之界定為一場「爭奪廣場」的運動，表面上看，一方面是喜歡熱鬧和紅火的跳廣場舞的大媽要佔領城市廣場，高分貝的舞蹈與娛樂，進行身體的表達；另一方面是喜歡安靜的、追求個體空間自由的城市中產。兩者在同一個物理空間的廣場上發生了正面的碰撞。
但往更深處說，張慧瑜認為，前者是群眾文化，在中國語境下，常常與共產黨聯繫在一起，群眾路線是黨的重要方針，廣場舞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群眾文化，是免費的、參與的、集體的。而廣場舞所發生的場地——廣場——從五四以來，在中國也具有了政治屬性，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天安門廣場從此具有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表徵。因此，廣場舞的出現，是重新賦予廣場以人民性和群眾性。但對於後者，廣場是購物廣場、消費廣場、美食廣場的代名詞，整個城市商場化，變成了消費空間，那麼其行為規則需要遵循另一套話語體系了，在這套新話語中，私領域是被捍衛的，強調個體的自由，任何喧囂擾民的行為都必須被禁止，並被描述為「素質差」「傻X」和「有毛病」的人。並以這套素質話語去對抗和否定洶湧澎湃的群眾文化。所以，城市中產在「公共場合」，更願意舉著手機上上網，看看微信，很少和陌生人交談，沒有任何廣場式的集體的社會生活，也正是他們讓公共場合「去公共化」。因此，這場衝突，可以視為是小資文化與群眾文化的正面碰撞。
但是，也不能說廣場舞與「文革」毫無關係。第一批跳廣場舞的婦女大多是50後、60後，在其影響不斷擴大的情況下，70後、80後，甚至90後紛紛加入。因此，趙月枝認為「農村廣場舞可以看成是獲得社會主義現代主體性的一代女性帶動年輕一代的日常文化生活實踐。」換言之，廣場舞是青少年時期經歷過集體化、經歷過「文革」的一代婦女，憑藉生活的經驗，將集體主義重新以文藝的方式帶回到日常生活維度的一種主體性實踐。
她們為什麼這麼做？為什麼她們不再如1980年代、1990年代那樣如同「沙發里的土豆」，一個人躺在家裡看愛情肥皂劇？
王芊霓2015年在《文化縱橫》上發表的《污名與衝突：時代夾縫中的廣場舞》，意識到了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多重斷裂，並將廣場舞置於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一種消弭社會結構性危機，塑造多元包容文化價值體系的可能性。沿著該路徑，黃勇軍和米莉出版的《喧囂的個體與靜默的大眾：廣場舞中的當代中國社會生態考察》一書。這本書較為系統地分析了「諸如理想主義的破滅、集體時代的殘留記憶、城市化進程、商品房小區、人口高度流動、陌生人社會、空巢家庭、原子化家庭、老齡化社會、公共設施缺乏」等社會問題，並認為廣場舞「有效地填補了社會與心靈的雙重真空地帶」，是「斷裂時代的自我彌合」。
集體主義歸來
人民群眾，尤其是中老年婦女，為什麼選擇了廣場舞作為彌合社會斷裂的方式？為什麼偏偏是廣場舞——發生在廣場上的群眾的集體性舞蹈？這有著什麼樣的深刻的歷史根源？這是黃勇軍、米莉等不可能理解，也不願意理解的。或者說，作為「辦法」的廣場舞能夠調動怎樣的歷史與現實的資源？站在廣場舞的視角，如何看待未曾遠去的20世紀歷史與當代實踐？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廣場舞的未來，還關係到能否解決小資文化與群眾文化的內在矛盾。
2014年7月31日，上海新國際展覽中心，大媽在Chinajoy動漫展現場跳廣場舞。 澎湃新聞 資料圖
對於這個問題，在黃勇軍的這本書中，他有過明確的表態，「至此，我對廣場舞的基本態度，已然明了」。即，一方面，他對廣場群體「充滿同情並理解」，另一方面，他用西方的「個體自由」否定了廣場舞所表達的「群體自由」。更為有趣的是，否定廣場舞之後，如何解決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帶來的精神焦慮呢？他提出可以借鑒歐洲「現代農夫」的方式，即在城市中尋找空地種菜，或者到城市周邊種菜。
底層民眾無法和知識精英、政界要員和商業大腕在公共媒體平台上平等地分享話語權，但他們總是要表達的，更何況是經歷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已經獲得文化主體性的工民群體和普通市民。於是，他們選擇在實踐中，用行動來表達，從這個角度來說，廣場舞是當代底層民眾的一種「史詩般的表達」，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表達了與知識分子迥異的對中國20世紀歷史的態度，以及在當代對社會主義、對集體主義的精神文化的訴求。相比於知識分子，他們顯得更為冷靜、客觀與寬容。因此，廣場舞是「蘊藏在億萬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的細膩的力量」（張煉紅）。
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是要把人原子化、個體化、陌生化，個人沒有力量抵禦資本的剝削與現代社會的種種風險。但團結就是力量，社會底層的工農惟有以集體之名，建立新的社會聯結與主體想像，才能在當代斷裂的社會結構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經濟上的聯結，表現為各種合作社和聯盟；而廣場舞，便是與之相對應的文化表徵之一，是一種對壓迫型社會結構的文化反抗與救贖。
廣場舞是當代中國底層民眾自發的文化選擇，一種告別個體娛樂、重返集體主義的文化與表達形式。他們為什麼做出這樣的選擇？又是如何通過這種選擇不斷調動他們僅有的歷史與當下的資源，試圖對斷裂的社會結構進行自我救贖？對些問題的不斷追問，有助於我們理解20世紀的中國歷史，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底層人民的真實的內心世界，也才能發掘出如張煉紅所說的那種「潛在於生活世界的實踐性能量……達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復甦、文化創造和價值重建……開顯出中國之道，真正體現吾土吾民的歷練與擔當。」
結語
2016年中秋節，我和我的岳父岳母一起度過。月上中天，清涼如水，喧囂的小鎮終於安靜下來，連國道上的大貨車都不見了。我們全家人陪著岳母去跳廣場舞，在一個中藥店的門口，約40多個婦女，在音樂中起舞。年紀最大的有80多歲，她已經不能跳舞，只是動動胳膊，動動腿，也算是鍛煉了；年紀最小的是十幾歲的中學生，放假回來，跟著媽媽來跳舞；旁邊還有10來個兩三歲的孩子一個土坡，挖石子兒；更有賣小玩具、小零食的「貨郎擔」……
在翩翩起舞中，一個世紀歸來。（文/沙垚）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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