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波：忠於自我先於一切

六月中旬，收到剛從法國回來的朋友寄來的一個包裹：兩本關於聞名於世的莎士比亞書店創始人希爾薇婭的原版圖書《希爾薇婭書信集》和《希爾薇婭與迷惘的一代》；一把法國各個年代造型不一的法國硬幣；還有十幾張不同年代印刷的不同風景的明信片，最舊的一張明信片的郵戳是1904年，那些舊的明信片上有著不知名者寫下的筆跡，可惜我不懂法語，無從知曉這些明信片上寫著什麼；甚至，還有一張可能是她在巴黎某個酒吧閑坐時順出來的喜力杯墊。

其中四張褐色老舊的威尼斯風景明信片，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布羅茨基。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散文集《悲傷與理智》中的第一篇《戰利品》里，布羅茨基特別寫到了一位姑娘在他過生日時送給他的「一套像手風琴風箱一樣連成一串的威尼斯風光明信片」，這套明信片是那位姑娘的奶奶於二戰前夕在義大利度蜜月時帶回來的，也恰好是在布羅茨基因為閱讀兩部以威尼斯冬季為背景的小說而常常念叨威尼斯時送來的。這些老舊的明信片讓他感覺「幾乎就像是在閱讀親戚的書信」，翻閱了無數遍，在被列斯政權認為是蘇俄「寄生蟲」的晦暗年代裡，它們溫暖著他那沉悶漫長的冰凍生活。「有朝一日我若能步出國門，一定要在冬季前往威尼斯，我要租一間房，是貼著地面的一樓，不，是貼著水面，我要坐在那裡，寫上兩三首哀歌，在潮濕的地面掐滅我的煙頭，那煙頭會發出一陣嘶嘶的響聲；等錢快要花光的時候，我也不會去購返程票，而要買一把手槍，打穿我的腦袋。」

這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關於明信片想像所產生的頹廢幻想，也是一個有關於逃離的故事。命運垂青於這位以寫詩為理由而反抗社會主義必須勞動的詩人，讓他得到西方名人的呼籲與營救，安全離開了那個國度，不僅時常到威尼斯去，還在水面上寫下了大量的詩文。最終他長眠於威尼斯墓島，與被他戲謔調侃過的龐德做了永遠的鄰居。關於威尼斯的書，成了他銷量最大、譯本最多的散文劄記。

威尼斯的明信片，讓布羅茨基與一座城池的文化想像發生了關聯。朋友包裹中的另一張明信片，讓我也像布羅茨基閱讀威尼斯明信片那般，目不轉睛地不知凝視了多少遍。那張泛黃陳舊的明信片，是奧弗涅平原火山湖泊的景緻，這是居伊·德波晚年如同修築軍事要塞線般修築高牆的隱退之地。每每凝視著這張陳舊而乾淨的老明信片時，總想像著火山湖泊的草木深處里居住著居伊·德波，無數次想像著他在《頌詞》中所寫的那種「蔚為壯觀的孤立」和「愉快而難忘的隱居」，還想像著夫婦二人用豐盛的晚餐和醇美的紅酒款待夜來造訪的客人們，當然還有法國秘密警察和狗仔記者們是如何用雙眼監視著這位1968年巴黎風暴的領袖人物，不僅懷疑他與義大利紅色旅和德國紅軍支隊有聯繫，甚至因為德波妻子的母親是嫁給納粹逃兵的上海人，從而懷疑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來往，在高牆之類密謀著傅滿洲式的陰謀詭計。實際上，孤傲成峰的德波早就說過他不屑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伍，更不想混跡於聲名顯赫的時代群體之內。

在布羅茨基年輕時的頹廢幻想里，他曾想像著在無法返程時買把手槍死在威尼斯。居伊·德波的最終歸宿，就是用一顆子彈不偏不倚地射穿了自己的心臟，最終讓秘密警察失去了領賞陞官的機會。當他的死訊開始傳播時，法國媒體以為這位思想家、活動家、城市批評家、電影導演、作家和冒險家，在多年前就已經去世了，昭示著德波的隱匿是何等的成功。生前的他，將這片被火山湖泊切割得阡陌不通的隱秘之地稱為「風暴集結之地」。就像四處都是「老大哥」一樣，他所居住的尚博四處都是沉睡的火山，如同四周潛伏危機的社會隱喻，火山口如一雙雙「老大哥」的瞳孔。在火山群中擇一隱退之地，甚至藉助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把自己的居所修築出軍事要塞的強烈氣質，堡壘似的讓自己的生活看起來像是隨時被突襲的避難。他要隨時抵禦攻擊，在離群索居的同時，也大量地閱讀和思考，在煙酒生活中密謀著顛覆世界的新理論，如同沉睡的火山那般，隨時等待著噴發的一刻。

如同明信片一樣，他成為後人筆下的時代風景和話語景觀。在尚博隱匿的日子裡，秘密警察對他的監視以及他通過讀書思考甚至建築軍事要塞來抵禦外界的生活方式，恰如其分地把他的一生及其思想形象地展現出來。現代社會對個人的監控無所不在，即使隱居尚博，也隨時隨地被監視著；即使他獨處於尚博的封閉空間之內，也能感受到無孔不入的被凝視感。人們會被這些夜以繼日的外界凝視所腐化，因恐懼而掩藏，因掩藏而扼殺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從而使生活變得局促不安，進而使我們被打磨成沒有個性、沒有自我的人。

無論是他在巴黎寫下的《景觀社會》，還是在尚博自己點評自己的《〈景觀社會〉評論》，這些被認為是左派色彩的著作，對於從不歸屬於左翼或右翼意識形態陣營的他來說，更像是對現代生活的投石問路。對於讀者而言，則更像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私人課程：在逃無可逃的時代里，我們如何忠於自己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如何攀爬可以企及的高度，密謀更多的生活可能性。一個關乎倖存的偉大命題。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時，他寫下了激動人心的標語：我們拒絕用無聊致死的危險去換取一個免於飢餓的世界。在被各種資本侵襲的現代社會中，物質化的商品世界讓虛偽矯飾成為兜售情感的最便捷支付方式，既可以讓人舒適安全，也可以讓人心安理得，更讓人樂在其中，但就是沒有自我的存在。

數字比權利更重要，公司發展比市民起義更偉大，服從歸順的被動接受，如同一個現代社會的監禁噩夢，將沉睡作為人類的最終要求。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理論研究變成了技術，如同社會警察一般與國家之間簽署了學術契約，窺探著時代的心理，從而像遞交鎮壓方案似的進獻給了國家智囊團。日漸麻痹的生活方式，在居伊·德波看來，那是一樁心安理得的永久性醜聞。

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商業規則如同霧霾一樣入侵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國有亨利·列斐伏爾對「劫後餘生的資本主義」和「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反思，在美國有大衛·李思曼對「孤獨人群」的深刻論述，當然還有走進我們課堂的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就在此時，居伊·德波藉助尼采式的語調，結合了年輕的人道主義和成熟的政治經濟學、左翼的黑格爾與唯物論的費爾巴哈、好戰的馬基雅維利和理想主義的卡爾·科爾施，以及浪漫的盧卡奇和軍事的克勞塞維茨，用最為冷酷無情的語錄式寫作，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丑即美、虛偽即真實、愚蠢即智慧的生活圖景，遞交了一份通往個人自由而非集體獨裁的宣言書。「讓想像力奪權」，居伊·德波在精神危機時代喊出了這句響亮的口號。在情感日漸麻木的時代，在精神日益困惑的年頭，他用激進的話語和激進的行為來反思和抵抗被時代包裝得讓人人都感到舒適的社會潮流，希冀把個體從催眠大會中打撈出來。

在青春年少之時，德波就下定決心要過一種晦暗不明、難以捉摸的冒險生活，不願趨於社會潮流那般只是為了獲取職業技能而學習知識，也不願僅僅為了得到一份安穩舒適的工作崗位而打開書本。在大學裡，他大量地讀書，大量地抽煙，大量地喝酒，大量地撩妹，在圖書館和小酒館裡鬥志昂揚地與他人激辯著時代的命題，終生只有高中文憑。用這種離經叛道的鬼混生活進行自我教育，最終成為二十世紀法國最為迷人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說是蠱惑大師。

無論左派陣營還是右派陣營，都無從將他引以為友，又沒法將他引以為敵，他的思想和行為只屬於居伊·德波這個名字。左派因其資產階級的高傲自大而無法與之結盟，右派又因其激進的生活方式而厭惡他，以致於流言蜚語的猛烈攻擊讓必須藉助酒精來驅趕恐懼，游牧的生活方式照舊拒絕著無論是來自政府還是來自社會的勸誘歸降。

1957年，在歷經字母主義運動、字母主義國際和包豪斯印象運動等先鋒運動的興盛和衰落之後，二十五歲的德波主導了「情境主義國際」的誕生和發展，尤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直接催化了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並在「五月風暴」中帶領「情境主義國際」走向鼎盛。而德波如同軍師般，在幕後運籌帷幄。「情境主義國際」吸取並繼承了達達主義運動、超現實主義運動等先鋒運動的理念，結合戰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發起了藝術式的反抗，希望通過對生活規則的蔑視與不合作來抵達自由的生活，為生活密謀更多的可能性。「情境主義國際」的精神和《景觀社會》相輔相成：建構情境，打破景觀。實踐的具體方法表現「漂移」和「異軌」，前者利用游牧式的夜遊來尋覓經驗，抵制城市建築的僵化布局，反抗被物化的城市生活；後者則致力於對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進行反叛，重尋新的語言方式，培育新的思維方式，對媒介進行揭穿，重獲日常生活的真情實感。

那時候的他，喜歡廢墟般的城市，一如他喜歡跟底層人混在一起，喜歡與鬱郁不得志的人一起爛醉如泥。他有著蔚為壯觀的孤立，愉快而又慵懶地隱匿在巴黎的小酒館裡，卻從不與巴黎精英們廢話，反而鍾愛與「聲名狼藉」的同伴為伍，過著完全獨立的貧困生活。「我可以四處為家，唯獨不願與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共處。這當然是因為我鄙視他們，凡是了解他們全部著作的人又怎麼會為此感到驚訝呢？」德波如此說道，顯得既不安分且又目中無人。甚至，當他所有人在傳頌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時，德波冷冷地嘲諷道：拒絕諾貝爾獎算得了什麼，更需要看他是否真的配得上它。他不希求科研經費，也不需要報界精英的稱讚。

在德波看來，美好生活的敵人們早已頒布了盲目的法律，使得社會總是回報平庸之輩，回報給那些對可憎的法律唯唯諾諾之人。在朋友之間，他懶於面對著一位不具備對話可能性的人，而熱衷於冷酷無情地驅逐：「換朋友比換想法要好得多。」傲視群雄的他，或許會認同夏多布里昂的話：「有些時候，人們應該盡量節儉地使用輕蔑，因為有大量的人需要它。」儘管如此熱衷於驅逐，非凡的知識儲備與超凡的個人魅力，讓他從不缺乏迷人的領袖氣質，總是能夠輕易地聯合更多的人。在社會底層中間，德波自得其樂：「我品嘗到的愉悅，是遵從這個時代那些可悲法則的人所無法了解的。」或許，正如科涅克在《論契約》中所說的那樣：只有真正孤獨的人才配得上讚賞。

在他看來，一個充分享受人生的人，日常生活應該由醇美的紅酒、機智的談話、迷人的夥伴和激動人心的書籍所構成。那個時期的巴黎城，窮人們還尚未被趕出城市，尚未被功能分區到郊外，德波和周圍的夥伴們一起任意地墮落和徹夜地遊盪，「練習過一種晦暗不明、難以捉摸的生活」。

作為江湖傳奇般的隱匿酒徒，他經常嵌入一家骯髒小酒館的沙發里，與強盜和歹徒、妓女和老鴇、憤世嫉俗的激進者和拒絕世俗的逃離者、卑鄙的罪犯和狂妄的酒徒，一起在這個酒館裡抽煙、喝酒、吵架，討論哲學、藝術、電影和政治，欣賞和誘惑著身邊的女人，與那些「快樂的、光彩照人的墮落女孩」戀愛而又失戀，與「註定不得善終的叛逆者」一起潛伏在城市的黑夜裡，踐行漂移理論，密謀自由個體的集體行動。他們拒絕工作，德波更是沒有工作，也不想要工作。在德波看來，面對三點一線的機械生活和忙碌工作，不工作是我們時代早已失去的特權，失業是上天的恩賜。他在索邦大學混日子時下定了決心，在牆上以「絕不工作（NeTravaillezJamais）」作為生活的宣誓；也從來不進入任何大學體制，「至於所學內容運用得好壞與否，我把這個問題留給他人評判」；更不想被現代生活規則所規訓，以游牧式的隱匿生活，用激進的藝術行為，抵制和反思更加激進的社會潮流。

居伊·德波如同一匹叛逆的野馬般伏在巴黎城的黑暗角落，重申社會生活的勇氣和城市文化的想像，如同一個危險的破壞者撕破現代城市的一切偽裝與愚蠢。他，想用他的口舌暴力來反抗巴黎的精神暴力。他希望通過征服來改變現代城市的劣質精神。暗殺巴黎。他是個高貴的孤獨之人，從不懷疑自己而又永遠追求特立獨行，但他的話語總是具有預言的性質。他激進的言論如同戰鬥的宣言，用精鍊的理論化闡釋無情地揭露著時代的本質與人類的異化狀態。

在德波看來，現代社會的日常語言已與統治語言逐步合流，官方話語習得了撫慰民眾心理的曖昧，它不再透明，而是悄無聲息地污染、模糊和篡改了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語言。就像尼古拉·馬茲洛夫所說的那樣：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今天的「全球共和國」的區別在於，在柏拉圖的時代詩人被逐出了社會權力領域；而今天，正是詩人在嘗試把國家逐出他自身，寫作本質上是對詞語的遺棄。

詞典的語義，是時代的意識形態，曖昧地輸送著精神的霧霾。語詞的工作致力於代表生活的執政組織，而在現代生活之中，媒體服務於語言的造假，資訊已經淪為政權的詩歌，著作已經成為時代的噪音，連字典的語言也被政權收編，查閱字典都無法尋找到官方語言和真實語言的邊界，它服務於時代的意識形態催眠職責。

德波藉助激進的言論，希望傳播話語的不服從，希望將透明歸還給語言，將語言從政治操勞中解放出來。真實寫作的意義就體現於對語詞的遺棄，驅逐篡改語義的曖昧語法，奪回語言的使用權，讓話語忠於天性，告別虛情假意。說出的話語如同時刻面臨神靈審判的堅定誓言，通過密謀無限的可能性，培養或堅守我們內在的自由。現代性的流亡，不再以國界線為邊界，而是以內心為範圍。天性的堅守創造了內在的流亡，內在的流亡標註了自我的存在。城市內部的漂移遊盪和語言內部的尋覓行走，才能給予我們存在的感知。從子宮走向世界，是流亡在語言內部的旅途。在那裡，才有真正的艷遇。唯有擁抱自我的語言，才能呼喚生命的可能，才能想像生活的可能，才能拓寬命運的邊界。這對於既定政權和口炮黨式的公共知識分子來說，德波的語言批判將會導致整個社會系統的虛假謊言都被揭穿，讓弄虛作假的姿態表演知識分子焦躁不安。

作為「景觀」的冷酷批判先鋒，德波拒絕對景觀讓步，也拒絕在景觀中現身，為此過著隱匿而又在場的生活，他的生活對應了喬伊斯的那句話：「缺席是在場的最高形式。」這不僅體現在他的時代，還閃爍在我們時代。在一個知識分子爭相表演的爭權奪利時代，似乎沒人能夠真正地去鄙視權力的魅力與認可，拒絕權力魅力的人反而被懷疑為更加渴望權力。然而，正如羅蘭·巴特所說的那樣：「要想活得快樂，就得隱秘生活。」

德波既不尋求權力，也不尋求得到權力的認可，而是選擇隱匿來維護自己的自由，小心地與迷戀或激怒保持著疏離的態度。甚至去世後把骨灰灑入河中，不留下任何遺迹，不僅消除自己在同輩作家之間的有形存在，還消除任何後人前來觀察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何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當其他知識分子開始尋覓出場機會時，他早已準備從喧囂中退場，選擇了避免重返社會、得到認可，而是繼續回歸當初那種模糊的生活：「在這個輝煌的分散時刻之後，我認識到自己必須快速置身於這個太過顯眼的名利場之外。我們知道，這個社會與最直言不諱的敵人簽署了某種和平協議，在景觀中給予它的敵人一席之地。但我恰巧是當時唯一有些名氣的人，儘管是負面和秘密的壞名聲，千方百計地沒能阻止出現在這個放棄的階段。」

在那之後，德波重走了17世紀反對路易十四的投石黨領袖雷斯的逃亡路線，德波作為那個年代的顛覆美學家，化身為景觀時代的投石黨人，告別了那個時代。無論是他的寫作，還是他的出場，他都維繫著「不予資敵」的堅定原則，不給敵人任何機會。如果自己的發言或出場有一絲被敵人利用或對敵人有幫助的可能性，他都會提前做好退場的準備。他的一生都在抗拒景觀，擅長消失隱匿的他留給世人一個面目模糊的個人形象，這種隱匿而模糊的生活方式是對景觀反抗、逃離、抵制、革命的最好方式。這才叫做真正的「反對闡釋」。

在柏林牆被拆毀之前，在全球化還只是掛在每個政客嘴邊，縈繞在自由市場論者的春夢之前，幾乎從不修正自己的居伊·德波，在1988年認真地潤色了自我點評《景觀社會》的洞察之書《〈景觀社會〉評論》，闡釋了「綜合景觀」的新時代本質。這本寫於1988年的著作，不僅預言了蘇聯解體，也預言釋了當今世界自1990年代之後的走向。

如果說，喬治·奧威爾預言了極權時代的本質；那麼，居伊·德波則預言了後極權時代的特徵。正如阿甘本所說的那樣，在《〈景觀社會〉評論》出版僅兩年後，世界政治不過是對此書所包含的話語劇本做出的倉促而拙劣的扮演而已。在德波看來，自他的《景觀社會》問世以來，連半個世紀都尚未過去，景觀社會已經變得強大得可怕：不斷完善它的媒體盛典，用它的法則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社會進程的加速度超越他最悲觀的預期，歷史迫使他再次介入時代：「身處於這個令人遺憾的時代，我不得不再次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進行寫作。」

柏林牆曾是兩種對抗的景觀統治模式之間現實存在的界限。在柏林牆的東邊，現實就像他筆下的「集中景觀」，強權統攝了一切；在柏林牆的西邊，現實就像他筆下的「彌散景觀」，即全世界的美國化，也即我們時代的全球化。柏林牆代表的不只是東西對峙的終結，它也象徵著民眾的自由流動、市場的自由擴張與思想的自由傳播。隨著柏林牆的倒塌，不僅西邊的國家逐漸地投入了全球化的懷抱，連前東方陣營也被裹挾在全球潮流之中，「集中景觀」與「彌散景觀」合二為一，成為了「綜合景觀」。

此時的德波再次預言，綜合景觀的邪惡特徵是接連不斷的技術革新、國家與經濟的結合、普遍的隱蔽、無可辯駁的謊言和一個永恆的現在。德波在福山之前就說過，歷史的終結讓當權者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愚蠢引來的不是笑聲，而是普遍的敬意：「所有的奪權者都有著共同的目的：使我們忘記他們只是剛剛上台這一事實。」「成本與收益」取代了「戰爭與和平」，這不僅僅存在於柏林牆倒塌後的新歐洲，它還存在於東西方之間。世界秩序不再通過武力來定義了，以資本為主導的新秩序，正在逐漸地消弭了兩大意識形態的對峙。柏林牆的遺產在不斷揮霍之後，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逐漸減弱，經濟建立的握手言和正在逐漸地取代極權與民主、奴役與自由之間的對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精緻的資本操控下不斷地被形塑……

最偉大的革命總是在平靜與愛中實現的，在日常生活中暗流般實現，但無論如何都需要內在的憤怒來點燃想像的激情。因為，信仰產生宗教，慈善導致景觀。在遠離了革命的年代，在污化了造反的社會，居伊·德波強調藝術與社會革命以及日常生活之間的緊密聯繫，取消藝術與社會和生活的界線，主張社會革命應該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必須再一次使日常生活成為任何事情的中心。每個計劃開始於那裡並且每個認知返回那裡呈現它的真實的含義。日常生活是任何事情的標準：來自於實現，或寧可不實現；關於人類關係的；關於有生命的時間的，關於探求藝術的；關於革命的政治的。」讓想像力奪權，一個人不僅要像一支隊伍，更要像一個政府，通過想像構建自己的精神政府。

他的生活如同他的作品一樣保持著一致性，在我的閱讀視野中，文如其人只屬於居伊·德波。也正因此，居伊·德波的知行合一，使我們相信俗世之中真的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在表演時代也能夠真誠地兌現，賜予我們對生活想像的激情源泉。因為，他的一生都從未停止地按照毫不妥協的自由原則，進行創造和構建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同時還存在著與他人一起聯合作戰的可能性。

居伊·德波說，在他的一生中，看到的只有混亂時刻、社會的極度分裂和巨大破壞，一個許多事物都以飛來橫禍般的驚人速度變化的時代，幾乎所有參照坐標和衡量標準都與它們得以建立的基礎一起突然被掃蕩一空。幸運的是，德波可以大膽宣告：我曾投身其中，密謀顛覆，而非永久性醜聞般蠅營狗苟。德波宣稱他沒有遠遊的必要，他從未坐過飛機，也沒出過歐洲。他的偶像克拉凡，面對紐約時曾目眩神迷般高呼：「紐約！紐約！」德波有個蘇格蘭癮君子朋友，曾在哈德遜河上以船為家，寫出過沉迷海洛因而為存在感焦慮的暢銷書《該隱之書》，他想邀請德波與他一起在船中對飲，在酩酊大醉中漂到紐約第33街旁。德波拒絕了這場邀請，因為在知識上和政治上，思維方式和精神活動通過想像完成的跨越不遜於跋涉千山萬水，觀念得到變化並為之堅守才是最美的生活享受，在沉淪之地便可建構一座全然自我支撐、壁壘森嚴、獨一無二的迦南美地。

當下的我們，尚未擺脫集中景觀的禁錮，卻又戴上了擴散景觀的桎梏，我們終於成了綜合景觀的悲壯囚徒。在景觀社會，一切皆可消費，愛情也不例外，人不再擁有自我意識，隨波逐流。「我們如孤兒般生活，我們的歷險尚未完成」，德波用遊盪尋覓經驗，在經驗被抹平的阿爾法城重申城市文化的想像和社會生活的勇氣，拒絕平庸，再造可能，密謀生活的可能性，獻給無限的少數人。

他的孤獨也好，他的高貴也罷，會讓人陡然激發對真理的嚮往與對想像的激情。他熱愛著生活中的許多事情，充分享受著能夠享受到的一切人生，喜歡與機智而博學的人談話，閱讀著激動人心的書籍，卻與生活格格不入，並與之絕不罷休地抗爭到底，一如1959年居伊·德波電影里的畫外音：「我們需要通過聯合作戰去改變一切，或者一無所獲。我們需要與大眾重獲聯繫，但我們的周圍仍在沉睡……我們的生活是一次旅行——在冬天和夜晚里——我們尋覓著道路……這個巨大的迷宮像是務必解開的謎團，我們在其中忍受著疲倦和清晨的寒冷。這是幻象構成的現實，通過它我們勢必會發現現實可能達到的豐富。」就像布羅茨基在《寄自威尼斯的明信片》第一行所描述的那樣，抄錄這段話作為結尾，獻給困居外省的自己以及被推遲的尚未到來的事物：「為那些從未發生的事建造一座紀念碑。」

刊於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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