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德?達爾：幽默感來自屎尿屁

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本來是一個六英尺五英寸高的「巨人」，但終其一生，他都保有孩童一般的視角。不過，對他來說，這種視角並非彼得?潘式的，而更接近於搗蛋鬼亨利（譯者註：英國著名的兒童讀物中的人物）：達爾生來就是個不守規矩的人，他厭惡權威，尤其厭惡種種規章制度所表現出的權威。他之所以養成這種性情，全拜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他在英國寄宿學校的壓抑生活所賜。在那段日子裡，他始終處在酷好施虐的校長、醉心權力的級長、遍布黴菌的寢室以及隨時可能挨皮鞭棍棒招呼的體罰的陰影之下。他的幽默感都跟屎尿屁有關，噁心的東西總能引起他的興趣；他熱衷於孩子氣的文字遊戲，尤其是「說都不會話了」之類顛三倒四的句子；他常顯得傲慢自負，到後來更是喜歡不停地抱怨別人——我懷疑，部分原因是因為冒犯別人對他來說是一大樂趣。

《查理與巧克力工廠》電影劇照

達爾很善於解決問題，他的創造力並不止於講故事。他不僅僅在兒童故事裡創造了威利?旺卡（《查理與巧克力工廠》）和大頭針姨媽（《詹姆與大仙桃》）、兇殘成性的鴨子和一心復仇的猴子（《蠢特夫婦》）、飛翔的仙桃（《詹姆與大仙桃》）和外星的蠕蟲（《查理和大升降機》）等諸多形象，在成人小說里創造出一系列獨特的人物，如賭徒、醉鬼、小偷、盜獵者、詐騙犯、二流子，等等，而且他還發明了抽取腦積水的韋德-達爾分流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達爾的小兒子西奧出了車禍，當時用來抽取腦積水的分流器常常堵塞，形同災難。受此刺激，達爾乾脆和老友韋德聯手，發明了一個更好用的工具來拯救兒子。達爾的個人經歷十分悲慘，他所持的人生無常之感很大程度也來源於此：雖然西奧最終得以從車禍造成的嚴重損傷當中復原，達爾最大的孩子奧利維亞卻在七歲時死於麻疹，而達爾的妻子，帕特里克?尼爾，也在懷上他們第五個孩子的時候患上了中風，健康每況愈下。達爾自己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之時，也險些死於一次飛機墜毀，這次事件中受的傷餘生一直困擾著他。達爾的父母生了五個孩子，他是其中唯一一個兒子，還只有三歲的時候，他在幾周內接連失去了大姐和父親。他來自挪威的母親索菲?瑪格達萊妮對自己遭受的雙重打擊表現得相當務實，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達爾形容母親是「堅忍不拔」，說起來，雖然溺愛倒是談不上，但他的確算得上是母親的心肝寶貝。

這種對母親的孩子般的依戀，貫穿於達爾每周寫給索菲的信之中，無論是在寄宿學校，還是在軍隊服役，抑或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這些信件，經過達爾的官方傳記作者唐納德?斯圖羅克（Donald Sturrock）編選、訂正（達爾的拼寫糟糕透頂）之後，簡要而又迷人地展現了達爾心智的發展過程，某種程度上，還帶有細膩的文學色彩——儘管它們常常是不加修飾的急就章，時而瑣碎無比，時而誇大其詞。閱讀《來自兒子的愛》（Love from Boy）之時，我常常驚訝於達爾討好（同時也是安慰）母親的熱情。他在信件中以令人震驚的直率講述了大量有關身體的細節，卻對自己的思想活動保持緘默。這些信件沒有透露什麼內心感受，卻極具娛樂效果。對此，斯圖羅克評論道：「你甚至可以說，達爾的創作生涯是從這些信開始的」，雖然我們對信件讀者的反應一無所知。「索菲?瑪格達萊妮的信無一倖免於時間的淘洗。」傳記作者委婉地寫道。其實說白了，就是達爾把它們都扔掉了。他一點都不了解自己的母親有多麼耐心細緻，等到她去世之後，達爾才發現自己寫給母親的六百封信全部保存了下來。達爾在1984年的童年回憶錄《好小子》（Boy）當中寫道，這些信都「整齊地用綠色的膠帶捆著」，「每一封信都放在原始信封裡面，上面的老郵票甚至都還留著，我真是太幸運了，人到晚年，還能夠擁有這些東西供我追憶」。

多謝斯圖羅克的努力，我們也可以說自己「太幸運了」。《來自兒子的愛》按照年代編排，每一章都按地點劃分，每一節都會附上交代背景資料的導言，頗有實用價值。大多數章節的腳註數量都不多，但只要出注，就很有價值。從1925年達爾在寄宿學校「紮營」——用斯圖羅克的話來講——開始，我們得以遍覽他的早年生活：康克戲比賽、周末的外出遠行、裹在包裹里的蛋糕，以及不斷死去的同學。「我們剛剛接到通知，可憐的小福特今早死了。」達爾在一封信的附記當中匆忙潦草地寫道。前面部分他也提到「已經有二十三！！！！！！個男生得麻疹了！」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他總是保持樂觀，這些信呈現出的達爾的形象，跟他在《好小子》當中的形象相比，要美好很多，在那部回憶錄中，達爾說他日夜都為自己和小夥伴們定期會挨揍感到憂心。「讀了這麼多年書，校長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能夠隨意地傷害其他人，這件事情讓我感到震驚。」達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的信之所以如此情緒如此樂觀，可能是因為經過了雙重審查：首先，他必須提防校長們可能會偷看，其次，他也不想媽媽感到擔心。他之所以會被媽媽從此前他所在的私立走讀學校拽出來，送到寄宿學校去讀書，就是因為那個走讀學校的校長相信棍棒底下無差生。達爾的媽媽說過，「在我老家，他們可不會這樣去揍小孩子」。離開了媽媽的呵護，達爾挨的揍比過去重多了，但是他並不想讓母親知道。

梳理一下這些寫於早年的信件，我們能夠發現後來形成達爾文風的諸多線索：他愛用學校小男生之間流行的黑話，也愛用押頭韻的句子來嘲諷同學。我們還可從中窺見達爾患上鬍鬚恐懼症（見《蠢特夫婦》）的端倪：有個校長的長而下垂的薑黃色鬍子很有名，還有一個同學在他們外出遠足的時候，因為「雜亂的黑鬍子」受到了嚴厲譴責，「我們把他拖進廁所，把鬍子剃了個乾乾淨淨」。我們還可以發現達爾熱愛酒精飲料，曾經和一個朋友自己用野生的黃莓釀酒，他也熱愛惡作劇：曾經用火柴頭對準人家的屁股，還在寢室裡面放過臭彈。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動蕩，在這些信中是缺席的，他也從不談論女孩子。達爾最好的朋友因為和一些小男孩發生性關係而被開除，他沒有對媽媽如實相告，而是將這個男生離去的原因描述成「精神崩潰」。

從學校畢業後，達爾進入殼牌石油公司做銷售員。一開始他被派到肯亞，然後是坦噶尼喀（即今天的坦尚尼亞）。寫於這兩個地方的信披露了當時的他過著怎樣放浪的生活：冒著令人難以忍受的酷熱，他常常狂飲爛醉，時不時地去看一場脫衣舞飛鏢表演，好幾次還差點得了瘧疾。這個時期的達爾在寫給媽媽的信中，講了不少帶葷的段子，大量插入對各類器官的描寫。他充分展示了他在刻畫人物上的天分，這也是他後來作品的一大特色：他把一個「可怕的老妖婆」比作「一塊塗著口紅、擦了粉底的板油布丁」。他對非洲民眾抱著殖民者般的輕蔑態度，後來達爾承認他對此「略感慚愧」。他在信中的措辭，如「難以馴化的土著」、「骯髒的阿拉伯人」等等，都充滿了厭惡之情。儘管如此，他對當地人還是很有興趣，用喜愛的口吻談論他的非洲同事（絕大部分是僕人），並且表達了他對部落文化的同情。寄宿學校的生活讓他格外不拘小節，「我在汽油桶里拉了一大泡屎……周圍四碼之內有三個傢伙在做跟我同樣的事情」。

政治浪潮最終還是激蕩了起來。「一切安好——除了希特勒」，達爾在寫於1939年8月27日的信末尾如此落筆。二戰一開始，他就急急忙忙地要去參加空軍，從此開啟了長達一生的對飛行的迷戀。這為他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和兒童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這段時期的達爾在信中表現出從未有過的昂揚情緒，雖然在保衛雅典的戰役當中他扮演的角色相當危險，他卻說自己「無比開心」。在這場戰役當中，他直接展開了近戰纏鬥，而且取得了斃敵三人的成績。他講述自己在利比亞沙漠墜機時的口吻，是典型英國式的內斂克制：「我沒怎麼燒傷，但是頭上的血流得很厲害。」

達爾最終還是被判定為不適合繼續擔任戰鬥機飛行員，從這一刻開始，他的人生走上了另外一條非同尋常的軌道。他成為位於華盛頓的英國駐美大使館的空軍副武官，把墜機經歷寫成短篇小說，在《星期六晚報》發表，同時開始著手創作一部關於空軍裡面的小精靈的童話。這部童話最終引起了沃爾特?迪士尼的關注，由此他得以被介紹進入好萊塢這個名利場。此時的達爾在信中時常不大自在地提到他和好萊塢名流的往來。他和托馬斯?曼共進晚餐（「我非常喜歡他」），和老羅斯福同處一室。「我們真的攀上高枝了，」他在信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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