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舍利信仰

據《日本書紀》記載，佛教最初是由朝鮮半島傳到日本的。而其標誌就是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濟國使者向當時的天皇獻上佛像和經論。而敏達天皇十四年(585年)，信奉佛教的蘇我氏造塔供養舍利，可以說是日本舍利信仰的發端。崇奉佛教的聖德太子當政時，敕令法興寺(飛鳥寺)納舍利於塔中供養。飛鳥寺(也包括稍後的法隆寺等)的整個建築是以供奉佛像的「金堂」和供奉舍利的「塔」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從這種配置中也可以看出來，日本的佛教最初就是以舍利供養和佛像供養為中心而展開的。正如日本的佛教與中國佛教有著密切聯繫一樣，在舍利信仰方面，日本的舍利信仰與中國也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在佛教的日本化過程中，受日本的社會狀況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其舍利信仰的形式和內容又呈現出日本的特色。以下，在簡述日本舍利信仰的歷史的同時，對其信仰形態和信仰特徵做一概述，以期對東亞地區的舍利信仰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有進一步的認識。

日本的舍利信仰與中國

日本最初由蘇我氏造塔供養的舍利，來自司馬達氏的獻上。據《扶桑略記》記載，「大唐漢人」司馬達522年到達日本，於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歸依禮拜。「大唐」是在唐王朝建立後日本人對中國的稱呼。可以說日本的舍利信仰從一開始就與中國分不開。之後，隨著中國僧人的東渡和日本僧人人唐求法，中國佛教的舍利信仰就直接傳到了日本。其中，對日本舍利信仰產生巨大影響、甚至可以說決定了日本舍利信仰基本形態的，是鑒真和尚傳到日本的舍利信仰。

天平勝寶六年(754年)，鑒真攜帶佛舍利三千餘粒到達日本，並奉安於唐招提寺。《唐招提寺建立緣起》云：

僧坊東有寶藏，納和尚所持舍利。分國王大臣後三千餘粒。銅多寶塔中、琉璃筒內安置之。肉骨發三種舍利。佛塔四面有金剛界四方佛形，繞佛有唐草，母葉有四種梵字，塔下有銅蓮花。

鑒真和尚帶來的三千舍利，大部分奉安在舍利殿，其中的三十顆被納於日供舍利塔，安置於禮堂的本尊釋迦如來像前，供信仰者瞻禮。此舍利塔因置於木製龜形基座之上，故稱為「金龜舍利塔」。據《鑒真過海大師東征傳》記載，鑒真初渡海時，船遇到風浪而顛覆，所載佛舍利落人海中。後來海中金色的靈龜馱著舍利回到鑒真那裡。這當然是近於神話的傳說。實際上這種造型是受中國傳統的靈龜馱碑觀念的影響。之後，唐招提寺的舍利塔和其中的佛舍利得到信徒的普遍信奉。如東福寺第三世無關普門禪師(大明國師)的墓中就發現舍利塔，上題內藏「鑒真將來舍利」，可見供養鑒真所帶來的舍利被認為有特殊的功德，以至於禪師死後都要帶到墓中。

在鑒真東渡之前，佛舍利都是直接奉安於佛塔的基座或塔身中，沒有特別的容器和講究。而唐招提寺則不僅設計了專門的舍利塔，還設計了具有很高藝術性的、專門奉安舍利的佛龕。這一追求舍利塔、舍利龕的藝術性的作法一直影響到後來的最澄、空海等，成為日本舍利信仰的傳統之一。

到平安時代，靈岩寺僧圓行曾帶到日本三千餘粒佛舍利，據說，圓行贈最澄法師百粒、靈仙法師兩千餘粒。長期滯留中國、著有《人唐求法巡禮行記》的圓仁，在大中元年(847年)歸國時，也帶回佛舍利五粒、菩薩舍利三粒。在人唐求法而帶回的舍利中，對後世日本舍利信仰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弘法大師空海帶回日本的舍利。

眾所周知，空海804年人唐，在長安的青龍寺遇惠果阿闔梨，得到唐密的真髓。806年回國後，於日本的高野山開創了日本真言宗。據《御請來目錄》(教王護國寺藏)記載，所帶回的法物中有「佛舍利納著佛具及佛舍利八十粒(就中金色舍利一粒)」，由此可知，空海從中國帶回了八十粒佛舍利。在同目錄中，空海還特別註明此舍利屬於「阿闔梨附囑物十三種」之一，可見這些舍利是空海從惠果處得到的。同時，竹生島寶岩寺所傳《僧空海將來目錄》在提到所帶回的「五寶五鈷金剛杵、五寶五鈷鈴、五寶三昧耶杵、五寶獨鈷金剛、五寶羯磨金剛、五寶輪」等六種法器時雲「已上各著佛舍利」。由此可見，除了以上八十粒之外，在帶回的密教法器中還內藏了佛舍利。這從流傳下來的法器實物中得到了證實。空海帶回來的佛舍利大多安奉於東寺。東寺的舍利，與唐招提寺的舍利一樣被認為具有奇異的力量，經常被全國各地新建的寺院請去奉安供養。

如果說，在奈良和平安佛教時期，舍利信仰還主要停留在日本的貴族等上層社會，那麼到鎌倉佛教時期，舍利信仰已經開始傳播到普通民眾之中，並且信仰的形式相對固定化，在各種佛教法事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特殊作用的人物是重源和叡尊。

重源的一生與奈良的東大寺相聯繫。東大寺作為國家佛教的象徵在治承四年(1180)年的源平之亂中被焚毀。養和元年(1181年)到建仁三年(1203年)，重源作為天皇任命的東大寺勸進僧，獻身於東大寺的重建事業，並最終完成了重興伽藍的壯舉。

修寺必造塔，隨著大規模的寺院的重修和新建，舍利信仰也傳播開來。據重源的《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中的記載，在東大寺及各地的別院中皆在佛像或舍利塔中奉安舍利，而且這些舍利皆有來歷，或鑒真所帶來、供奉於唐招提寺的舍利，或空海所帶來、供奉於東寺的舍利。如在東大寺中的毗盧遮那大佛的胎內就奉納佛寺舍利八十餘粒及寶篋印陀羅尼經，在肋侍觀音和虛空藏菩薩及四天王的胎內，各納人舍利六粒。

在重源之前，日本寺院的舍利供養主要有兩種形式，即奉納於舍利塔的塔基、塔柱或相輪，或者奉納於容器中、放置於金堂等場所。而從重源開始，舍利也被奉安於佛像或經軸之中，出現了多樣化的方式。這些木造的佛像等因為在胎內納人了舍利或佛經，才成為生身佛，獲得了生命，表現出各種靈異現象。

重源曾為了朝拜中國的五台山等佛教聖地而三度人唐，故有「勸進人唐三度聖人重源」之稱。但因為當時五台山地區被金人控制，重源沒能實現朝拜五台山的願望，據說不甘心空跑一趟的重源轉而參訪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寺。阿育王寺創建於西晉太康三年(282年、一說東晉義熙元年即405年)。阿育王寺知名中外，是因為寺內有據說來自印度的佛舍利。相傳，阿育王為弘揚佛教，取出王舍城大寶塔阿闍世王分得的佛陀舍利，分成八萬四千份，「令羽飛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立一塔。」在中國，共建造了19座舍利塔，阿育王的舍利塔是留存至今的唯一的一座。塔內供奉的佛舍利據說有放光、現像等種種神變。重源參訪阿育王寺、參拜舍利塔時，感得瑞光，從此對這裡的舍利極為崇信。在回國後，曾專門送木材和其他建築材料到中國，用於阿育王寺舍利殿的建造和修理。此外，重源在日本的善光寺修行時，在夢中感得如來所賜金色舍利，並尊如來之啁而吞人腹中。這樣，重源本人也被認為獲得了靈性，成為生身佛。他託人將自身的木像和畫像送到阿育王寺的舍利殿前接受供養，就與這種生身佛的理念有關。

中國宋代的錢弘仿曾效法阿育王建造八萬四千舍利塔的故事，花了十年時間也鑄造了八萬四千個寶篋印小塔，裡面放人《寶篋印神咒經》，稱為法舍利供養。此塔塔身四周雕刻著佛本生故事，具有濃郁的印度色彩，塔內有「吳越國王錢弘做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的銘文，據此可知此塔造於公元955年。當時人宋的日本僧人日延歸國時，據說帶回了數十(或數百)座這種小塔。這種小塔在現在的博多誓願寺、大阪的金剛寺以及東京、奈良、京都的國立博物館都有保存。這種奉納經典(主要是陀羅尼經)於小型塔以作法舍利供養的作法，也流行於日本。如室生寺的金堂發現的籾塔就是這種小型的寶篋印塔，此種塔高七厘米左右，一部分是彩繪，相輪多為竹製。基座奉納寶篋印陀羅尼和作為佛舍利象徵的籾。

舍利信仰與日本政治

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的舍利信仰傳到日本以後，首先是在天皇、貴族等上層社會中流傳，後來才傳播到民間，成為庶民的信仰。在日本的舍利信仰從上層社會向民間社會的傳播過程中，天皇和幕府政府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舍利信仰與日本各個時期的政治息息相關。

在佛教傳入日本的初期，聖德太子在佛教的傳播方面貢獻最大。在他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中，將「崇信三寶」規定為基本國策。而他本人也是舍利信仰者。據《太子傳古本目錄抄》的記載，聖德太子兩歲時，面向東方稱南無佛，掌中發現白色的佛舍利。這顆舍利據說現在還保存在上宮王院的寶藏之中。這一傳說把日本文化的奠基者聖德太子與舍利信仰聯繫起來，反映了在日本民眾心目中佛舍利的崇高性和神聖性，也反映出舍利信仰在整個日本文化中的地位。

在奈良時代，聖武天皇發願在六十六國的國府，建僧寺(國分寺)、尼寺(國分尼寺)各一所，作為祈禱寺院，為國家的安泰和國民的福利祈禱。每座僧寺皆建一塔，從而形成「一國一寺一塔」的格局。

天皇經常在皇宮舉行法會，這時候經常會奉請東寺的佛舍利供養。之所以供養東寺的舍利，是因為它與空海大師信仰結合在一起。從延應二年(1240年)開始，舍利奉請儀式都在東寺西院的御影堂舉行。參加奉請儀式的除了天皇，還有皇族、攝關家、御室、公家、武家、寺家等社會各領域的頭面人物。從列席奉請儀式的成員及其位次，可以看出當時政治權力的分布狀況。東寺的舍利，平常由天皇封存，在奉請儀式時由天皇親自啟封。

在南北朝時期，經歷了長期的戰亂之後，為了超度戰死者的亡靈，足利尊氏和足利直義兄弟在夢床國師的指導下，在六十六國各建一座「安國寺」，寺內建「利生塔」，還徵得天皇同意，在每座「利生塔」中納人兩顆舍利，其中一顆為東寺的佛舍利。作為真言宗寺院，東寺在相當長的時期享有官寺的地位，保存在此寺的舍利既是具有宗教意義的法寶，也是具有鎮護國家功能的國寶。

天皇和貴族之所以供養舍利，是相信其功德可以保佑國泰民安。如平安時代(12世紀末)周防國目代藤原季助所造舍利塔的銘文曰：

奉鑄一尺三寸金銅塔一基

右意趣者，山陽防州，院分御時，忝為眼代，奉行國務。仍為祈請，太上法皇，現世百年，後生善所。願主季助，奉公發憐，子孫繁昌，國土豐饒，諸氏與樂。於件多寶，當國守護，天神寶前，所安置也。

承安二年(壬辰)二月二十九日前筑後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季助。

藤原造塔的目的在於借供養舍利的功德，讓佛保佑天皇和施主不僅當生當世享受福報而且來生還可以往生「善所」。不僅本人受福報，子孫後代，本國民眾也咸能離苦得樂。值得注意的是，此舍利塔被安置於周防國的天滿宮，反映了中世之後，日本的天神信仰與舍利信仰合一的傾向。

另外，天皇和幕府的舍利信仰還與慰靈思想有關。即通過造塔供養超度在戰爭中陣亡的將土。最典型的例子是孝謙天皇與稱德天皇所造「百萬小塔」。天平寶字八年(764年)，惠美押勝之亂平定後，兩天皇發願造木製小塔供養。《夢窗國師語錄》對其緣起有如下記載：

茲者，征夷大將軍源朝臣、左武衛將軍源朝臣，真智內熏，靈機外發，自懷慚愧，欲謝愆尤，具陳丹悃，上達敘聞。所伸懇志，深協敘襟。乃奉聖旨，於扶桑國中，每州建立一寺一塔，普為元弘以來戰死傷亡、一切魂儀，資薦覺路。

寶龜元年(770年)，造小塔百萬座，分別送大安寺等十大寺院供養。這些小塔均為圓形三重塔(高4．5厘米)，內藏根本、慈心、相輪、六度等四種陀羅尼經。天皇的造塔供養雖然有經典依據，但顯然又與日本文化中的靈魂觀也密切相關。

舍利的靈異與生身佛信仰

在日本佛教史上，有許多關於佛舍利的靈異故事，這些故事在擴大舍利信仰的影響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東寺舍利、睿尊的西大寺舍利以及高野山的空海大師的生身舍利。

東寺舍利因為其源於中國的惠果和尚、且由空海大師帶回日本，故被賦予種種神秘色彩，留下了許多傳說。如《法華寺舍利緣起》記載，空如禪尼在修行過程中因為對東寺所藏舍利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曾用鐵鎚去砸。在砸到第五次的時候，舍利終於破碎。但從每一個碎片中都放出光明。禪尼於是對自己的行為深表懺悔，收集起舍利碎片虔誠供養。東寺的舍利被分別納於甲乙兩個舍利壺中，因為據說佛舍利「天下豐饒之時，分布倍增；國土衰微之時，粒數減少」¨¨，故計算舍利數的增減，成為東寺歷代住持的重要工作。另外，空海在其遺言《大師御遺告》中雲「東寺大經藏佛舍利，大阿闔梨須如守惜傳法印契密語，勿令一粒他散」，故護持舍利也是東寺歷代住持的神聖職責。在天皇等奉請舍利供養時，東寺首先要舉行隆重的儀式，計算甲乙兩壺中舍利數量的增減，這種儀式稱為「勘計」。根據最早的「勘計」(950年)記載，甲乙兩壺中的舍利數為四千八百粒，比之空海帶回的數量，已經有了顯著增加。建保四年(1216)二月，這些佛舍利曾被盜，驚動了當時的後白河天皇，被視為「佛法已得衰微之期，王法又失鎮護之力」的不祥之兆，故嚴令追查。

西大寺的舍利則有湧出之靈異。《法華寺舍利緣起》記載，叡尊在住寺和法華寺講《行事抄十門》時，有僧持舍利到講堂。叡尊中斷講法，與僧尼一道虔誠參拜之時，舍利在眼前分散出無數舍利。叡尊在恢復講法之後，還有無數舍利從書本和桌子上湧出。尼眾將這些舍利收集起來，奉安於法華寺。這些舍利在奉安於法華寺之後，仍然在增長，在延長三年(1251)到文永七年(1270年)的二十年間，一粒舍利竟增加到了二千餘粒。當時的信徒認為，這些從遙遠的印度傳來的、具有悠久歷史的舍利，因為叡尊持戒堅固所獲得的靈力而重新獲得了生命，所以才表現出種種靈異。

由於叡尊嚴凈毗尼、德高望重，在法師八十歲時，弟子為其造木製壽像一尊。其胎內納佛牙舍利三粒。據腹內發現的《舍利安置狀》的記載，此舍利為名叫西佛的僧人在高野山修行時發願敬奉。此外壽像內還納人佛經以及叡尊弟子和信徒的名簿。這樣，壽像內就具足了佛、法、僧三寶，再通過僧眾念誦經文和真言，此木；像就成為生身佛，成為「一切眾生之本尊」。在文永十一年(1274年)與弘安四年(1281年)，蒙古軍隊兩次進攻日本，在國家危亡之際，信徒們造叡尊壽像，就是祈願以造像功德和「生身佛」的威神力，擊退蒙古軍隊。叡尊九十歲時，「端坐人滅」，人滅前後「紫雲西聳，音樂聞空，異香熏風，妙花散地」。被弟子們視為聖眾來迎之兆、諸天供花之瑞。荼毗之後，得五色舍利甚多，弟子們在西大寺造五輪石塔奉安供養。

作為「生身佛」接受歷代供養的，還有真言宗的空海大師。大師人滅以後，其肉身被保存於高野山的空海廟。幾十年後，信徒們打開棺木，發現大師生身栩栩如生，頭髮和指甲都長得很長。信徒們在為大師剪去頭髮和指甲以後，又重新安葬。從此，真言宗的信徒們相信，空海大師並沒有人滅，而是仍然活著。所以每天三次為大師做飯、供養，一千多年來從未間斷，以致每天的供養儀式已經成為高野山的一道風景。肉身舍利信仰在日本並不多見，而空海大師的肉身舍利確實是難得的一例。現在，空海靈廟是高野山的信仰中心，對空海大師的信仰也是日本真言宗信仰的重要方面。

舍利講與舍利會

舍利信仰傳到日本以後，就在各種佛教的法會儀式等場合發揮重要作用。如東大寺的毗盧遮那佛的開眼儀式，就是由國家主導的一次大規模的舍利奉安活動。文治元年(1185年)舉行的這次開眼儀式，後白河天皇親自參列，規模空前。儀式的中心內容就是將佛舍利與佛經奉納於大佛的腹藏。根據史籍記載，奉納於佛身的舍利包括兩部分，一是後白河天皇親自請來的唐招提寺和東寺的佛舍利各一粒，一是九條兼實通過重源而獻進的五色五輪塔的舍利三粒。這些舍利在奉納佛身之前，都曾舉行過百日法會的供養。作為法舍利的《寶篋印陀羅尼經》也經七日供養、並在清瀧宮得到百種供養。據說，經天皇親自開眼之後五日，佛身的佛舍利和法舍利就發出青白色的光明，顯現出諸種靈異。

如上所述，東寺的佛舍利在「勘計」和「奉請」之時，要舉行隆重的儀式。除此之外，在東寺還定期舉行供養法事，供養空海所帶來佛舍利。最著名的是每年10月15日在金堂舉行的舍利會和鎌倉時代中期開始的、每月的晦日舉行的舍利講。

《東寶記》卷六的「諸堂法會」條云：「舍利會，十月十五日於金堂行之，舞樂有之。始行年月不分明，康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凡僧別當忠緣為發起令，行之」。據此可知，舍利會當開始於公元1103年。另有《東寺舍利會記》一卷(藏觀智院金剛藏)，由本文和附錄兩部分組成。本文詳細記載了舍利會的準備過程(習禮、請僧、著衣等)和當日的儀式等，而附錄部分則是奉迎舍利圖、行道圖和供花圖，詳細描繪了僧人當日的活動狀況。金剛藏還有一部解說舍利基礎知識的《舍利要文》。該書為唯心上人所作，成書於鎌倉時代。其中講到舍利的佛教內涵，如舍利是菩提心體、舍利是釋迦分身、一切密法悉地依舍利成就等，同時講到舍利的種種形相，有的如指骨，有的如珍珠，亦有如芥子、麻米、稻穀、胡麻等等，體現了日本佛教界特別是真言宗對佛舍利的認知。

舍利講開始於延應二年(1240年)，是應宣陽門院的請求而在東寺舉行。根據《東寶記》的記載，其形式有「四法用式」和「解脫上人式」等。前者即梵貝、散花、梵音、錫杖等四編的讚頌構成。舍利講的開始曲則是「解脫上人式」，由（1）贊如來恩德；（2）明舍利分布；（3）嘆末世神變；（4）述事理供養；（5）致迴向發願等五段式組成。在《東寺文書》、《東寺百合文書》、《教王護國寺文書》以及唐招提寺的《舍利講式》中，對舍利講的緣起及內容等亦多有記載。

小 結

綜上所述，日本的舍利信仰雖然從中國傳入，並且與中國的鑒真和尚、惠果和尚以及阿育王寺有著密切關係，但也具有不同於中國的鮮明特色。如（1）在佛舍利之外，對法舍利的崇奉。根據《玄應音義》、《慧苑音義》、《四分律行事抄》等的解釋，佛舍利是指佛、菩薩的遺體或荼毗後的靈骨。而在日本，人們在信仰佛舍利的同時，把《法華經》以及陀羅尼經等也納人佛塔或佛像中，作為法舍利供養；（2）生身佛的信仰，如重源夢中感得舍利，獲得靈性的生命，受到信徒的敬奉。而在叡尊的木像中納入舍利，也被認為具有靈驗；（3）舍利增長信仰，如空海帶回的東寺的舍利和西大寺的舍利數量，皆有不可思議的增加；（4）佛舍利信仰的儀式化，如舍利會和舍利講成為東寺等寺院的日常法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5）與天滿宮信仰等日本本土信仰的融合，這在中世的神社供奉舍利的習俗中可以看到。

這些特色的形成與日本佛教的特徵有密切關係。如由於天台宗的興盛，《法華經》得到普遍信仰，《法華經》至上主義和經典崇拜盛行，這是法舍利信仰出現的重要思想背景。又如生身佛觀念的出現，也與真言宗倡導的即身成佛思想有著密切關係。而日本佛教強烈的護國意識和祈禱佛教的性格，也促使了舍利靈驗思想和舍利供養儀式化的流行。舍利信仰與天滿宮信仰的融合，也是佛教日本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說，日本的舍利信仰的特徵與日本佛教的特殊性密切相關，同時，舍利信仰的這些特徵也反過來強化了日本佛教的獨特性格。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摘自：溫金玉主編《釋迦塔與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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