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加繆最痛苦的一次抉擇

文史 10-03

朱學東：加繆最痛苦的一次抉擇

文 | 朱學東

道德的進步就是視野的進步。

——艾麗斯·默多克

人總是要選邊站。

選邊站，意味著痛苦的抉擇。這種抉擇的痛苦，不是物質利益的喪失，而是自我的精神煎熬。

關於加繆，人們最熟知的選邊站，就是在戰後與薩特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同路人和共產黨的決裂。

但是，我相信，這種選邊站，除了對曾經友誼的失去的痛苦之外，並不會對加繆有更大的精神煎熬，就象當年他被共產黨開除一樣。

朱學東：加繆最痛苦的一次抉擇

薩特（左）與加繆

羅伯特·澤拉塔斯基的這本薄薄的《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選擇了加繆人生的四段境遇：阿爾及利亞的歲月，抵抗的生活，法國的悲劇，以及隨之而來的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上的態度，給我們描摹了一個置身於喧囂時代，一個「局外人」，一個祖國的「異鄉人」，一個至死都在追尋「沉默的正義或愛」的加繆。

加繆一生中，最痛苦的選擇，莫過於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上選擇了沉默。而這種選擇，自然是一種現實和邏輯結果，這種選擇，帶給加繆的精神壓力，如此沉重，如同煎熬。但對於加繆而言，這種選擇，或許就像他筆下的永不停歇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是捍衛了自己的西西弗斯，是解放了的西西弗斯。

出身於阿爾及利亞底層貧困移民家庭的加繆，童年的生活的印記伴隨了他一生，無論是對沉默的母親的愛，還是童年所受的教育。

作為「國家遺孤」的加繆，在童年時候因為仰承法國宏大的國民教育運動，而得以接受教育，這帶給他一個精神富足的世界，關於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共和主義精神，深種於加繆內心，「直到他去世，他都始終堅信法國共和主義的信條的現實和承諾」。

他後來人生中的選擇，都與此信念有關，無論是作為記者記錄並為阿爾及利亞人民鼓與呼，無論是作為抵抗運動戰士，無論是戰後對通敵者的態度，以及面對法國的悲劇，他的選擇，都是耦合了這種共和主義精神的，包括他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奔走無果後選擇痛苦的沉默，其實也離不開共和精神的影響。

加繆堅持人類尊嚴的普遍性，也不放棄人類個體的特殊性，這些不僅呈現在他的作品裡，也通過他的人生選擇呈現了出來。

無知即罪惡。蘇格拉底告誡過我們。「道德的進步就是視野的進步」，熱愛加繆作品的愛爾蘭作家艾麗斯·默多克也這樣評說道德主義者加繆。

作為一個參與者，而非置身事外的觀察者，加繆看到了比觀察者更多生活的殘酷，所以對為了政治目的使用暴力的合法性越來越持懷疑態度，就像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打破沉默，對阿爾及利亞局勢發言時，他說：「我一直譴責恐怖。但是，我也必須譴責進行盲目打擊的恐怖主義，比方說在阿爾及爾大街上，以及可能傷害我母親和家庭的恐怖主義。我相信正義，但是在正義之前，我要保護我的母親。」

這不僅是加繆面臨的困境，也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許多人會遭遇的選擇困境。

阿爾及利亞是理解加繆的背景。也是這本薄薄的加繆傳記最為出彩的地方。如同書中所言：「阿爾及利亞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他（加繆）的生命。某種程度上，這正是因為加繆是一個『黑腳』，所以他更有條件來表達阿爾及利亞的困境。」

加繆在談到斯德哥爾摩會議上攻擊他的阿爾及利亞學生時寫道：他的臉上並沒有寫著仇恨，而是「絕望和不幸。我也同樣不幸：他的表情就是我的祖國的面孔」。

朱學東：加繆最痛苦的一次抉擇

加繆領取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

羅伯特·澤拉塔斯基的這本小冊子，有助於我於理解加繆關於人性、生命、仁慈、正義、道德、真理、反叛、沉默的價值。其中，關於加繆所說的「想像力」，也有極具方法論意義的觀照價值。

生命的意義，絕對的善，絕對的價值，它們「不可能是科學，也不會在任何意義上增加我們的知識。但是，這種人類思想的傾向由來已久，我個人禁不住對它深表敬意，而且我一輩子也不會嘲笑它」。

正是這種態度，使加繆成為那個不光彩時代的良心，至今照耀著不光彩的社會。

對於我而言，我並不希望把加繆當成存在主義者來閱讀。加繆就是一個由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主義精神塑造的人道主義者，會犯錯誤，會猶疑，但是對於守護生命，守護道德，守護正義，守護人類真正普世的而非被現實政治裹挾的精神價值，無論所處多麼荒誕或矛盾的困境，加繆都為我提供了一個道德生活的範本。這本書所有的思考，包括加繆的思考，對於我們所處的社會，並沒有過時。

「在隆冬，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1954年，加繆在出版的《夏天集》里寫下了這樣的話。這就是我看到的加繆。

朱學東：加繆最痛苦的一次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