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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昇:一個專門學習「黃、賭、毒」的另類中國通

龍昇:一個專門學習「黃、賭、毒」的另類中國通



文 |龍昇

讀騰訊·大家上俞天任先生的《支那通,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怪物》(原題《「支那通」以及「支那通」思維》)文,見其文述說的「支那通」是「昭和歷史書經常出現的名詞」,指的「是當時陸軍中的一個群體」。


不說讀後感,卻說讀後腦中浮出了另一類「支那通」:一批日本大正時代和昭和初期活躍於中國的文化單位和文化人。對比那一個陸軍群體,他們是一個體制外的文化和文化人群體,比如設在上海的內山書店、日本堂書店、報刊《上海日日新聞》等,比如曾居上海、南京、蘇州多年的文化人井上紅梅,引出上海別稱、寫下小說《魔都》的松村梢風,曾數十次旅行中國、寫下《支那風俗之話》等大量中國風物誌的語言學者後藤朝太郎等。


想說說的井上紅梅,有很多頭銜,其一就是「支那通」。 俞天任先生原題中的支那通是加了引號的,非常理解。說井上紅梅也免不了出現「支那通」或」「支那」之詞,我乾脆在文題中用「中國通」吧。


他悄悄而來,不善經商,由文青變成了中國通。


井上紅梅的生卒之年,公式說法是1881年—1949年,但沒有具體的生卒月日。只知他的生父是貿易商,未知姓名。只知他幼年喪父,先由祖母領養,後在七歲時過繼給了設在東京銀座尾張町開設「井上商店」的店主井上安兵衛當養子,取名井上進。此後的他才有了較清晰的人生軌跡。就是說,幼年少年的井上紅梅形象很模糊,給人悄悄而來之感。


井上紅梅的較清晰的人生軌跡的出現,除去極少的自己記載,更多地可從宮田芳三、寺田寅彥兩個人的人生軌跡和記載中找到。宮田芳三,也是1881年生,十三歲時進「井上商店」當店員,後來邊工作邊讀早稻田大學的講義,經校外考試,取得了畢業資格。


「井上商店」經營紡織品、繃帶材料、醫療器械和雜貨,面對的主要客戶是軍方,宮田芳三發明了一種「伸縮繃帶」的製作方法,成品被軍方大量採用為醫用繃帶和綁腿,他的發明為商店帶來利益,得到店主井上安兵衛的器用。作為養子,井上紅梅被井上安兵衛送進商業學校讀書,這紅梅卻因病中途退學了,原來他志不在商而願當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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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紅梅畫像


因以上原因,義父廢了他的名分,改認宮田芳三為義子。卻說宮田芳三比井上紅梅更文青,他早井上一年就在青年文藝雜誌上投稿發文,且比用了筆名的井上紅梅著文多、文采高,因此了解青年時代的井上紅梅可從宮田芳三的人生軌跡中打撈一些。


寺田寅彥,是很有名氣的物理學家、隨筆家、俳人,他讀東京帝國大學時曾寄宿在「井上商店」,成名後也常來店作訪。那時的井上紅梅正由少年轉入青年,他們之間有過一段交集,因此井上之名和事情會在寺田的日記和記事中出現。


1911年,「井上商店」店主去世,井上紅梅將商店的經營權和債權讓渡給了宮田芳三。1912年,改姓為井上的宮田芳三正式襲名井上安兵衛第二代。其間,井上紅梅曾開過中華料理店,也因不是經商的料而破產。1913年,三十二歲的井上紅梅囊中羞澀地到中國放浪去了,一去多年,他由文青變成了「支那通」,完成了自著、合著的近三十部的等身著作中的大多半。


他多年在上海、南京、蘇州居住,以親臨、親見、親感而成了中國通。


境況窘困的井上紅梅先在上海、香港、台灣漂泊了一年多後,於1915年,在日文版的《上海日日新聞》謀到一個記者之職,才選上海定居下來,先住福州路後居淡水路。住了一段時間,除去一般報道文章,他更深入到對中國風俗的觀察研究,他在淡水路的住房裡創辦了只有一人的「支那風俗研究會」和只有他一個人著文的日本語雜誌《支那風俗》。


1918年起,上海日本堂書店,將他積三年觀察研究出的報道文章結集,出版了上中下三部頭的《支那風俗》,內容大部分涉及到中國的「吃喝嫖賭戲」——吃(菜肴)、喝(酒)、嫖(女人)、賭(賭博)、戲(戲劇)。筆者曾從福岡縣立圖書館借閱到《支那風俗》的複寫版,看到書中除去作者自序里提到的那「五大道樂」外,還有對中國南方服裝服飾、方言、茶道、迷信、街頭叫賣聲等記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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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日本堂發行的《支那風俗》


1921年,在發表了《支那女研究香艷錄》之後,井上紅梅移步南京,抱著「想進中國家庭過中國人樣的生活看看」的想法,經人介紹,與一個蘇州籍的帶著拖油瓶的小寡婦畢碧梅過了三年結婚生活,那段生活終因供不起碧梅的吸食鴉片的費用(也包括自己的沉湎於酒)而結束,他又移居到了蘇州。


不過在那三年內,井上紅梅又完成了研究土匪內幕的《土匪》、記錄中國農村紅白喜事節假慶典的《支那各地風俗叢談》、翻譯了三部頭的《金瓶梅》(《金瓶梅與支那的社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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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弘文社版《西門慶》


1924年10月5日,上海日本堂書店發行了井上紅梅的《支那ニ浸ル人》(《沉浸於中國的人》),書的自序寫於「蘇州寓居」。


筆者曾在福岡市立圖書館借閱到只供館內閱讀的《支那ニ浸ル人》原版書,見書中收錄了井上紅梅移居蘇州之前三年寫的關於南京的六個小集子:秦匯畫舫錄、四象橋日記、葷素雜誌、俚謠管見、金陵的鳥、家和塔和橋。


前三集寫的夫子廟和秦淮風月、旅店瑣事,以及其與蘇州籍小寡婦畢碧梅的被介紹及至成親的故事。後三集則增寫了絲竹之音、江南小曲(從胡琴、鑼鼓到南京歌、泗洲調、到《孟姜女》、《打牙牌》、《十八摸》)……南京的鳥——鶯、鵲、鴉、鴿、八哥、百靈、布谷鳥……江南民居廟宇建築特色、水鄉的橋與塔……


此後的他,寫了不少關於中國風俗的文章,還於1930年出版了成部頭的《酒、阿片、麻雀》(《酒、鴉片、麻將》)。



他確實是中國通,可通得很另類。


井上紅梅是頭冠「中國民俗研究家」的「支那通」。他在《支那風俗》中有不少關於牌九、骨牌、馬吊、麻將的記載,他還寫了單行本《家庭游戱 麻雀の取り方》,介紹了麻將的打法、術語、規矩,因而被評為日本的「麻將普及之祖」。 他在《支那風俗》中描述的戲(戲劇),包括了京劇,對京劇的對外介紹和傳播有著一定的文化意義。他還研究了說書和評彈、詳盡地用日文記錄下《珍珠塔》。井上紅梅不僅耳熏目染、甚至娶中國女人為妻過中國人日子地了解、記錄中國民俗,以至能熟練地使用南方女人的嗔罵「吃儂記耳光」。


和井上紅梅同時代居於中國的日本文化人和訪問遊歷過中國的日本文豪們,也寫過鴉片、麻將和女人,但他們更多地寫過其它的中國風俗民俗山川景緻。井上紅梅雖也寫過絲竹音樂戲劇小曲,但他更沉湎於書寫酒、鴉片、麻將,以至寫得精緻細膩、繪聲繪色、淋漓盡至。這使得他在同一類文化人「支那通」中顯得更另類。

龍昇:一個專門學習「黃、賭、毒」的另類中國通



再版的《酒、阿片、麻雀》


井上紅梅「蘇州寓居」一年後回到了上海,是因受聘於為《日刊支那事情》的文藝欄記者,在那欄目中介紹《今古奇觀》《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中國白話小說古典文學。也因此,他將情趣從「支那風俗」轉向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得到中國文學翻譯家的頭銜。


同時的井上紅梅,也轉向了中國近代文學的翻譯,著眼點是魯迅,後果很嚴重。



他是最早翻譯魯迅作品的日本人,但魯迅對其人及其譯著均不滿意。


最早將魯迅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人是魯迅自己和其弟周作人,而最早將魯迅作品翻譯成日文的日本人可以追朔到井上紅梅。早在1926年,井上紅梅便翻譯了小說《狂人日記》,卻在投刊雜誌過程中石沉大海。1928年,他譯的《阿Q正傳》終於在《上海日日新聞》上刊載,同年還刊載了他譯的《社戲》。1932年,東京改造社出版了他譯的《魯迅全集》,內收魯迅小說集《吶喊》《彷徨》的全作品。


同期著眼並參與翻譯魯迅作品的日本文人作家研究者有好幾位,比如傾心於中國文學的佐藤春夫、因親來上海聆聽《中國小說史略》講義而成了魯迅愛弟子的增田涉。但是,無論對魯迅單篇小說的翻譯還是合集作品的翻譯,井上紅梅都比他們早了一步。


魯迅與井上紅梅有過交集,也對他最初的翻譯作品做過指導。但看到井上改造社版《魯迅全集》後,他表示了不快感:「井上紅梅翻譯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並不同道……近來看到他的大作《酒、鴉片、麻將》更令人慨嘆。」(見1932、11、7魯迅致增田涉書簡)、「下午收井上紅梅所譯《魯迅全集》一冊,略一翻閱,誤譯甚多。」(1932、12、14魯迅日記)、「井上氏所譯《魯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來了。譯者也贈我一冊。但略一翻閱,頗驚其誤譯之多,他似未參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譯的。我覺得那種做法,實在太荒唐了。」(見1932、12、19魯迅致增田涉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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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紅梅參與的《大魯迅全集》


看得出「他和我並不同道」的意思,對中國舊習俗和風俗嫉惡如仇的魯迅,當然與寫了《酒、鴉片、麻將》的井上是兩條道上的人;看得出「我也感到意外」,是「概嘆」譯出改造社版的《魯迅全集》和寫了《酒、鴉片、麻將》的竟是同一個人;看得出「更令人概嘆」的是慨嘆手把手地指導翻譯本人作品的愛弟子增田涉,怎麼被井上搶了頭功。


作為後人,我們可以看出早於增田涉和佐藤春夫許久翻譯魯迅作品的井上紅梅,怎麼會「參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譯的」。總之,也許是投機、但並無惡意地翻譯了魯迅作品的井上紅梅,被魯迅的「實在太荒唐了」一劍封喉了。


魯迅於1936年逝世,次年,日本東京創作社便出版了七卷精裝的《大魯迅全集》,參加各卷的譯者有井上紅梅、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山上正義、鹿地亘、山田岳夫等人,編輯顧問是茅盾、許景宋(許廣平)、胡風、內山完造、佐藤春夫。它比中國最早的《魯迅全集》的問世早了一年。



他回日本後沒華麗轉身成功,最後悄悄地走了。


井上紅梅好像在1929年與1930年交接時回到日本,先住了一段日子,改造社版的《魯迅全集》便是出版於那時。之後,又以報道記者身份去過中國,而在1933年與1934年交接時回日本,此後,再未去中國。有記載說他住在東京本鄉一棟簡陋的排房裡,好像去中國時囊中羞澀,從中國回來時亦囊中羞澀。


歸國後的他仍堅持對中國書籍的翻譯,除去1937年參與了《大魯迅全集》的翻譯工作,同年他還與武田泰淳合作,將1936年陳賡雅寫的《西北視察記》,翻譯成了《支那邊疆視察記》。1938年出版了與《支那風俗》內容相似的《中華萬華鏡》。1941年,弘文社出版了他以《金瓶梅》改版的《西門慶》,1942年,清水書店出版了他翻譯的《古今奇觀》,1947年他譯的《西門慶》被柳澤書店再版。其中值得一贊的是他譯的《今古奇觀》,從二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東京,花費了近二十年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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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柳澤書店版《西門慶》


縱觀井上紅梅的寫作史,除去步入青年時發表的十幾篇幼稚之作、做記者時的報道的《上海騷擾記》《上海藍衣社的恐怖事件》《蕭(伯納)與孫文未亡人》《關於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等記事、和臨終前在日本刊物上發表的一些俳句,他傾半生之力記錄描述了中國風俗、翻譯了中國的古典白話小說和近代的魯迅作品。儘管他如此努力,但由於日本戰後對「支那通」冷眼相視等原因,他未能華麗轉身為一流作家。


儘管他對中國風俗的選項挺另類,但他的《支那風俗》曾被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大家欣賞併當作了對中國旅行的指南,他對麻將的介紹普及了日本的娛樂文化。儘管他對魯迅作品的翻譯「誤譯甚多」,但今日研究魯迅作品在日本的傳播總繞不開他。


井上紅梅1949年的卒年是推斷出來的,那年躺在醫院病床的他給報刊投稿了一首俳句。此後,音信皆無,沒有訃告不見葬禮,如同他的悄悄而來,他又悄而去。


【作者簡介】


龍昇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出版過長篇小說《血色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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