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國家交給他一個任務，後來國家忘了
來源：人民日報
如今,有一位老人終於了了心愿,因為,國家37年前交給他的任務,他終於完成了。可是……
2014年的一天,在列印店打了幾份材料之後,車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們裝進包里,來到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務印書館。進門之後他也不知道該找誰,直到傳達室的人來詢問,他才被告知應該去外語辭書編輯室。
編輯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問他:「您要出什麼書?」
他說:「出一本詞典,《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沒聽說過。」小姑娘搖搖頭。
「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問。
「兩百多萬。」車洪才答道。
她驚訝地抬起頭,趕忙去找編輯室的主任。
當編輯室主任張文英趕到時,車洪才把列印好的詞典編寫過程、體例說明的材料交給了她。她越看越吃驚,突然發現這本詞典在商務印書館是立了項的,但她卻完全沒有印象。最後她跑去資料室查檔案,結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檔案中找到了記錄:商務印書館接全國辭書工作會議的指示,組織編寫《普什圖語漢語詞典》,時間是1978年。
這意味著,到2014年為止,這部詞典編了整整36年!
車洪才先生
被人遺忘的詞典
車洪才的兒子車然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廳里,擺了一個佔據整面牆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藥房裡的葯櫃,上面有一個個的小抽屜,「往外拉能看到裡面是一溜寫滿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
那時候除了父親,沒人能看懂上面寫了什麼,他也不知道父親的工作跟這卡片有什麼關係。
後來,車然又把這些卡片統統搬到了廈門,因為怕丟失不敢託運,只好每次坐飛機帶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這些卡片是車洪才在30多年裡積攢出來的,上面寫滿了普什圖語漢語的翻譯詞條。
這幾年天冷的時候,已經退休多年的車洪才就會到廈門兒子家裡住上幾個月。大多數時候他都對著一台電腦,把卡片的內容輸入進去。現在,這台東芝筆記本電腦是他的「寶貝」,裡面存著他積累的包括5萬個詞條、合計250多萬字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為此他曾經做過兩次眼部手術,其中一次是視網膜脫落,早上一起床發現平時個子高挑的孫女怎麼成了一條縫?結果第二天就看不見了。然後就是這些年耳朵也聽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習慣站在左邊跟他說話。
鄰居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喜歡在院子里溜達、有點耳背的老先生,即將完成國內第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但事實上,連出版社都忘記了這部字典的存在。
當初負責這部詞典的編輯孫敦漢已經80多歲,他還記得當時有兩個人脫產來編這個詞典,其中一個就是車洪才。「當時沒有規定期限,沒人知道要做多長時間。」
在他的記憶里後來又開過很多次辭書會議,有的詞典又分給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剛結束也比較混亂,加上兩人工作調動的原因,「就漸漸沒了聯繫,出版社也就忘了這回事。」
普什圖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國以來學習這種語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長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邊防和海關等。
「除了這些人,很少有人會用這本詞典。」車然一直擔心詞典無法出版,他託人打聽別的出版社,甚至考慮過自己出錢完成父親的心愿。
「我不著急,這都等了30多年了。」車洪才說,「我心裡有底,我編的東西的分量我知道。」
這些年,唯一關注他的詞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國的阿富汗人,車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麼知道的,「他打電話過來問我的情況,上來先用英語說,然後開始用普什圖語,好像在考驗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這讓他有些寬慰。
天降大任
在車洪才北京家中的書櫃里,大大小小放著他在大使館工作期間和各國政要的合影。書櫃的最深處有一個16開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圖語和英語寫著「畢業證書」,是他在阿富汗喀布爾大學文學院留學後獲得的,那裡是他和普什圖語最早結緣的地方。
年輕時的車洪才
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與亞非拉各國的聯繫,與中國建交、半建交的國家迅速增加。
這時外交部翻譯幹部數量不足、水平不高的問題日益突出,有幾個新建使館甚至派不出到駐在國的翻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從全國各大院校抽調外語系學生去十幾個國家學習小語種,即非通用語。還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念大三的車洪才就是被抽調的學生之一。
他異常興奮,「因為派去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比較多,而當時阿富汗還被劃為資本主義國家,機會很少。」那時候他還不是黨員,他覺得這是組織對他的信任。
剛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學什麼語種,只是被使館臨時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後一起編詞典的張敏。
最後決定的人隨手一指,告訴他們:「你們這個宿舍的人學普什圖語,另外的宿舍就學波斯語吧。」
他琢磨著國家派他來是為了取經,那就要儘快把經帶回來。於是沒休過寒暑假,花3年時間學了9個學期的課程,他覺得這是一個「歷史使命」。
回國後他先是在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教語言,培養了兩批學生,然後去了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組,其間還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翻譯成普什圖語,「那時候國家對非通用語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調來調去。」他說道。
1975年,為了增加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辭書工作會議決定,準備花10年時間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文革」後期,辭書市場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書店中公開出售的中外文詞典,僅有《新華字典》、《工農兵字典》和《袖珍英漢詞典》等少數幾種小型詞典,收詞也非常少。
「這是個非常光榮的事情」,1978年商務印書館把《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編寫工作交給了當時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是國家給我的任務,我出國所學的就是為了這一天。」
同時參與編寫的還包括他的助手——從河北文化館抽調來的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他們兩人完全脫產編字典。老同學張敏則利用在國際台普什圖語組工作的便利時常幫忙。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股衝勁,想要把這個事做好。」張敏說。
車洪才剛接手詞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國第一本優質的普漢詞典,「可以流傳後世的那種」。他和宋強民都樂觀地認為詞典的完成會在「兩三年之內」。
在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他們把能找到的相關詞典都攤在桌子上。宋強民以前學過木工,他給每本詞典都做了個托架,方便閱讀。車洪纔則開始利用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詞典為藍本進行編纂,直接在上面用鉛筆修改。
這個事情沒有任何經費。他們從國際廣播電台借了一台普什圖語打字機,先在紙上打普什圖語,再換英文打字機敲上英文。後來倆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於保存,宋強民就找到了當時西單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的一家印刷廠,廠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腳料,他拜託他們把這些紙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於是就有了統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圖詞語,然後是注音,下面是詞性,最後是釋義。
「小宋爸爸是戲劇學校的領導,小時候抄過戲文,所以他的字也寫得很工整。那真是一絲不苟地寫字。」車洪才感嘆。
他們甚至考慮到了做好以後怎麼印刷,在「文革」的時候外文印刷廠排過一本普什圖語毛主席語錄,有現成的刻好的鉛字,直接就可以拿來用。
但好景不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政府拒絕承認蘇聯扶植的卡爾邁勒政權,中阿關係陷入惡化。
他擔心政策會有變化,但還是安慰編字典的同伴:「這個時候應該更需要這部詞典,因為阿富汗的『親蘇』身份使它成為更重要的調研對象。」
結果等了一段時間,他發現沒有人過問這件事。領導從沒來看過他們,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學習上見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麼。只有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每隔大半年會打個電話過來,詢問一下進度。
為編纂《普什圖語漢語詞典》而整理的十萬張卡片中的一部分
命運不受支配
編詞典的工作繁瑣而枯燥。他和宋強民長時間地悶在辦公室里,只能聽見鉛筆「沙沙」寫字的聲音。因為過度聚精會神,眼睛會很疼,「像針扎一樣」。碰到生僻的辭彙,有時候一上午也編不出幾個。
車洪才覺得自己就像是電影《李時珍》里的人物,在經歷一個漫長的而沒有盡頭的採藥工作,「編詞典的時候看著外面的樓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們這速度怎麼上不來?」
但在車洪才的夫人學平女士看來,他們的速度已經夠驚人了,她經常去辦公室發現倆人默不作聲地一個譯單詞,一個抄卡片,滿屋子紙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來了。她從不敢打擾他們,因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車洪才的肩膀,結果他像觸了電一樣抖了幾下,「太專註了」。
到1981年,3年時間裡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製的卡片箱里,塞進文件櫃,足足裝了30多箱。
「那時的工作已經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車洪才說。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領導找他談話,讓他把詞典停一下,「讓我為新設的專業做全國調研」,理由是「總該為院里做點事了吧」。車洪才臨走前把裝卡片的文件櫃鎖在外語系的辦公室里,誰知道一鎖就是20多年。
調研回來的時候已經是1984年的春節,他心想:「這回該讓我編字典了吧。」
結果過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組織開設廣播電視的函授班——這一干就是5年,「趙忠祥都曾是這個班的一員。」
結束之後又被外交部借調去巴基斯坦大使館,那時候他已經52歲。這意味著他要從教學工作轉到外交工作,還要在當地學開車,每周都要穿上正裝參加使館的宴會。
他不樂意去,在家躲了3個月沒有回復。外交部幹部司沉不住氣了,車洪才印象很深刻,「我們家那時候都沒有電話,後面傳達室那兒叫我,喊我電話。我想誰打電話找我,結果是外交部的幹部司,哎呀能不能來一趟談一談。」
去了那兒他先是說自己身體不好,「有腎結石血壓高什麼的」,結果外交部醫務室一查沒事,可以去。結果就去了。而他的10萬多張卡片還鎖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辦公室的柜子里。他對此耿耿於懷很久,後來在寫書面材料闡述詞典工作如何停止時,他寫道:「被強行調動,這項工作由此擱淺。」
到了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經常拿一張巴基斯坦當地普什圖語報紙,在上面圈新的辭彙,他想想就心痛,「這麼多人的努力就擺在那裡了。」
他也惦記著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國前曾經發生過一件讓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語系辦公室裝修,他剛好路過那兒,突然發現自己裝卡片的柜子出現在水房,然後滿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戶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處都是。原來工人把卡片櫃中間兩個抽屜卸下來,拿出裡面的卡片,鋪在地上睡覺。
車洪才當時就瘋了,「你們這是犯罪你知道嗎?!」他沖著工人大發雷霆。「我一張一張往回撿,完了以後全部拿回家裡面,女兒幫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認識啊,有的看著像就往那兒擱在一塊。」查到最後還是少了百兒八十張,他很傷心,卡片裝在箱子里,他都不願再看箱子一眼。
普什圖語字母表
1992年4月,阿富汗納吉布拉政權垮台,游擊隊接管政權,中阿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車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沒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覺得可以為詞典搜集資料了。結果沒幾個月,阿富汗內戰加劇,中國大使館人員全部撤離。
撤離之前,大使館中了13顆火箭彈,宴會樓直接塌了,房頂也全是洞,還有一個火箭彈卡在上面沒有炸。車洪才當時正躲在一邊避彈,突然就覺得:「我的命運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國之後,已經沒多少人還記得有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需要編寫了。學院里的領導都已經更換了一批,沒有人聽他的彙報,也沒有人給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遺忘了。「檔案里都沒這段了,」夫人學平說,「那段時間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沒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續
車洪才記得,第一次聽說本·拉登的名字還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關心阿富汗局勢,他分析塔利班裡面應該有正規軍混了進去,「不然不會那麼快控制全國的局勢。」
結果不久之後就發生了「9·11事件」,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拉開了對阿富汗塔利班組織戰爭的序幕,此後自殺性爆炸事件層出不窮,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反恐戰爭」的時代。
由於長期在阿富汗作戰,美國政府感到普什圖語人才奇缺,還曾公開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語又懂普什圖語的人才。
這時候,北京廣播學院也恢復了對非通用語專業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車洪才被請過去教授普什圖語。他偶爾會在課堂上提到那本沒編完的詞典,還有鎖在箱子里的卡片,學生們都很驚訝,覺得「不編完可惜了」。
此時中阿兩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普什圖語的需求很大。在甘肅,一個阿富汗人販賣鷹隼,審判的時候沒人懂普什圖語,還專門從北京調了他的一個學生過去翻譯；而一位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頻道工作多年的領導,剛下飛機到了烏魯木齊機場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圍住請他幫忙,因為他們不會填寫出入境表格。
這讓他決心把詞典編完。
2008年不再教書有了完全閑暇之後,已經72歲的車洪才叫上原來在喀布爾大學的同學、一起編過詞典的張敏,作為共同的主編來完成這部詞典。「前幾天我還打電話問他身體怎麼樣,他有前列腺炎,說最近還要再檢查檢查。我說不要緊,離死還早著呢,堅持把這個干出來。」
「反正也沒事。」張敏樂呵呵的,「就是想給自己總結總結。」他現在需要把過去總結的詞條重新校對一遍,還要往裡面添加新的辭彙。
當年的車洪才和張敏
為了能讓出版社印刷,他們必須先把卡片上的詞條輸入電腦。張敏不太會用電腦,這事由車洪才來做。
一開始總是出事故,不是忘記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圖文軟體和系統不兼容。
這個軟體是他在瑞典一個阿富汗人創建的網站中找到的。「他一皺著眉頭從屋裡出來,我就想壞事了,又要重裝系統了。」學平說。
他還讓兒子車然公司的員工幫忙,那時候剛好金融危機,員工閑著沒事,4台電腦五六個員工輪流輸入。「他們主要輸中文和注音,普什圖語還得他自己輸,就這樣他還不滿意,嫌人家錯誤率高。」車然說。
又花了4年多的時間,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經基本完成。車洪才覺得懸了30多年的心終於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詞典比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詞典的累不一樣。搞詞典需要一種韌勁,一種不斷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動搖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鬆,我幹嘛要這麼費勁,不幹了,也就放下了。」他說,「從個人來講,我更願意搞詞典,它有更長遠的影響。外交工作我能做,別人也能做,但是詞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編的,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去編的。」
他另一個編詞典的同伴宋強民2000年前就已經去世,但宋在美國的夫人韋力聽說了他又重新編寫詞典的事,還專門打電話過來詢問,說出版如果需要錢,「我贊助!」她覺得丈夫一輩子做了件有意義的事,就沒有白活。
車洪才說:「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現在沒拿到一分錢,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這個東西,評職稱什麼的都沒用過這個,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務印書館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來頭一次回去,他洗好了頭,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夾克——這樣顯得精神,搭著公交就來了。兒子的擔憂也並沒有出現,張文英女士當場就表示她願意接手詞典。
2015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這本辭典順利列入慶祝項目。
2月9日,承載著國家使命、耗時36個春秋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終於問世了。
車洪才說,按照合同規定,每千字稿酬80元,總共我們將獲得稿酬大約十幾萬元。很多人問我值不值?這麼多年,我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能把普什圖語帶到中國,以78歲高齡編成第一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很滿足,心裡很踏實,這就值了。
張敏也很豁達,打趣說,現在人家出書都要自己掏錢,沒跟咱們要錢就行了。
在車洪才眼裡,這個事情其實很平常,「如果放到五十年代,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我是五十年代的思想,五十年代的做法,出現在21世紀罷了」,他說。
車洪才先生接受阿富汗加尼總統授勛並向其贈送《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把詞典編完,車洪才想該養老了,沒想到商務印書館又給了個任務,編譯《普什圖語漢語精選辭典》。「我說我年齡太大,不好接受了。他們說,車老師,要是你不接受,這本詞典20年以後也出不來啊!」
「我和張敏商量,那試試吧。看來人世大義無窮期啊!」車洪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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