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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的秘密:塞爾登中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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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蔣竹山

來源:《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


摘 要:


許多歷史考察之旅迷失於大海中,無緣抵達目的地。或許我們的考察之旅未能抵達母港,但至少我們有所成:我們已替塞爾登地圖找回它在數百年前消失之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不只如此:因為在替這張地圖找回其歷史的當兒,我們已把自己寫進這故事中。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黃中憲譯:《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塞爾登的中國地圖》書影


一、地圖之謎


近年來史學界最關注的一張歷史地圖當屬《塞爾登中國地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以下簡稱塞爾登地圖)。自從2008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 leian Library)地下室被發現以來,學者專家已經投入許多經費修復此圖,而且辦過多次討論活動,也引發許多學者寫過論文,當然還誕生了與此地圖有關的著作:一本就是這篇書評的主要討論對象--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Mr.Selden??s Mapof China:The Spice Trade,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簡稱《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引用只注頁碼),另一本則是地圖的發現者貝秋勒(Robert K. Batchelor)的《倫敦:塞爾登地圖所塑造的全球城市》(London: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1549-1689,以下簡稱《倫敦》)。


在2008年之前,還沒有人知道塞爾登地圖的存在,直到研究大英帝國歷史的美國學者貝秋勒發現該地圖,才引起史學界的注意。他原本只是到博德利圖書館查閱資料,卻意外在一份古代文獻目錄里見到一個貌似中國地圖的條目,於是請圖書館館員赫利威爾(David Helliwell)幫忙調閱;威爾同時又通知漢學家卜正民一同去看。當時唯一知道的信息是,這張地圖在1659年進入圖書館,是英國國際海洋法學者、律師塞爾登(John Selden)死後捐贈的大批書籍收藏之一。這是卜正民第一次聽說這張地圖,同時開啟了他日後的塞爾登地圖研究之路。


這張在圖書館地下室躺了近四百年的中國地圖究竟有何魅力,能吸引這麼多學者關注,尤其是著名的明清史家卜正民為之著書研究?這當然與地圖的內容及其繪製特色有關。卜正民處理本書的方式有點像是在寫推理小說:先介紹一張被發現的藏寶圖,但這地圖的作者是誰?何時做的?在哪裡製作?為何而做?通通沒有答案。作者因而扮演偵探的角色,開始偵辦案件,一路抽絲剝繭,帶領讀者進入這張地圖所處的十七世紀世界。

全球史的秘密:塞爾登中國地圖



塞爾登地圖


卜正民書寫的步驟有三:第一,帶領讀者來到斯圖亞特王朝(House of Stuart)統治下的英格蘭。在這個時期,塞爾登收藏了這張地圖,及後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海德(Thomas Hyde)為地圖做了註解;第二,引領讀者來到明朝中國海域附近,當時歐洲國家與中國正打造一張共同的貿易網,將南中國海區域納入航海體系里;第三,引導讀者回到塞爾登地圖製作前的那段歷史,開始探討地圖裡隱藏的密碼。


本書採用倒敘的書寫法,除了〈序〉、〈跋〉之外,共分八章,分別是:「這章地圖哪裡不對勁」、「閉鎖海洋」、「在牛津看中文圖書」、「約翰.薩里斯與中國甲必丹李旦」、「羅針圖」、「從中國出航」、「天圓地方」、「塞爾登地圖的秘密」,另有兩個附錄:「順報航海羅盤方位」與「海岸比較」。若讀者先從前面讀起,可能會不大清楚作者的論述重點是什麼;若一路順序讀下去,又會花太多時間在細節上,而忽略全書真正要探討的課題精華。因此,筆者建議讀者直接跳到第八章「塞爾登地圖的秘密」,就能知道這本書花這麼大的功夫去解讀一張地圖到底原因何在。

二、研究重點


在研究視角上,首先,本書其實不是談一幅地圖,而是談與它有生命交錯的一些人、事、物,如同卜正民之前出版的一本通俗讀物《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Vermeer s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一樣,將十七世紀這個時代的富裕、複雜、網路全球化的情況,做了許多詳細的描繪。兩本書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是用圖像來說故事;不同的是,《維梅爾的帽子》用上七張圖像,而本書只是講述一張地圖的故事。其次,卜正民提到:「用一整本書來談單單一張17世紀的地圖,使我們不只有機會了解一張地圖,還有機會了解那張地圖問世時的世界。」(頁45)塞爾登地圖問世之時,也是近代民族國家、全球經濟企業化、國際法出現的時代,這正是本書所處理的課題的大時代背景。


若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本書也算是全球史的著作,將一張地圖聯繫到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然而,就筆者而言,本書最精彩的地方還是前面幾章談背景的部分。


(一)問題的導向

一開始,卜正民就在〈序〉里澄清這本書的研究與當前的南海政治議題毫無關係。有鑒於近年來有關各國主權延伸至南海的問題爭議不斷,卜正民很擔心有人會拿這張地圖大做文章,因此還沒進入正題討論時就先澄清說:「如果有人斷定這張地圖在頌揚中國的國家認同方面扮演了奠基性的角色,它的未來可能變得複雜。」意思是說,塞爾登地圖不是中國的「出生證明」,也不是「收養證明」(頁20-21)。


為了東海、南海上數千個島嶼的主權歸屬問題,中國與東亞每個聲稱擁有釣魚台、南海的西沙及南沙群島所有權的濱海國家爭執不休。塞爾登地圖--作為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人對這片水域唯一有清楚描繪的地圖--此時的出現,或許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寄望成為中國對外交涉的致勝王牌。然而,卜正民在書中特別指出塞爾登地圖在討論這類主題上毫無幫助。


(二)塞爾登收藏地圖的動機


之所以名為「塞爾登地圖」,完全跟地圖本身無關,而是由於收藏者乃英國著名法學家塞爾登。對中國史研究者而言,塞爾登應該不是一個為人熟悉的名字,本書的「出場人物表」這樣形容他:「律師、東方學學者、法學史家、議員、憲法理論家、《閉鎖海洋論》作者。」(頁10)以往的學者之所以關注這個人,跟地圖一點都沒有關係,而是主要談他的法學著作。


塞爾登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是當時的國際海洋法專家,是主張國家可以將海洋納入管轄範圍的第一人。在十七世紀初,海洋法的創立者、荷蘭學者格勞秀斯(HugoGrotius,又譯德赫羅特)認為海洋不能納入國家的主權管轄範圍;塞爾登的看法剛好和他相反。卜正民認為塞爾登比當時大多數人更清楚,他們所置身的時代正經歷重大改變:新哲學和新憲法、新貿易路線和新式財富。卜正民根據幾本有關塞爾登的傳記,得知他曾於1653年立下遺囑,加註附件說明如何處置他的收藏,包括這張中國地圖--這是他唯一的一次提到這張地圖。卜正民撰述本書的貢獻之一,就是將塞爾登在法學世界以外的事迹做了清楚的考證。


卜正民在第二章「閉鎖海洋」中提到,把塞爾登與他尚未擁有的這張中國地圖連在一起的線,是以他和詹姆斯一世(JamesI)於1618年的一場會面為開端。當時荷蘭已經出版了格勞秀斯的《自由海洋論》(Mare Liberum),該書主張任何國家的船隻都能自由航行於其為了進行貿易而選擇的任何海域。1618年,塞爾登已經完成了批評格勞秀斯看法的《閉鎖海洋論》(Mare Clausum)初稿,該書主張聯合王國的主權涵蓋整個北海,直抵丹麥海岸;但現實政治讓聯合王國無法實行塞爾登的主張,塞爾登還一度因此與王室關係緊張而遭到囚禁。


卜正民提醒我們,格勞秀斯和塞爾登這兩本書都受到以下的立場而拖累:兩者都是為著客戶而寫,都是為了滿足本國的利益而非他們所支持的法律觀點;《自由海洋論》的客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閉鎖海洋論》的客戶則是查理一世(CharlesI)。兩人都曾經一度宣稱打贏了這場筆戰,但事實上沒有哪一方是贏家。今日的國際海洋法其實兼顧了雙方的精神--既承認航行自由,也承認合理的管轄權。因此,假設這張地圖是由格勞秀斯所收藏,我們就不難猜想他為何要收藏,因為當時荷蘭正想進入南中國海一帶,卻受到葡萄牙的阻撓,這張地圖可以表明葡萄牙沒有理由將荷蘭人拒絕於該海域之外。


但是塞爾登有可能會用這張地圖提出相反的論點,來證明葡萄牙對這個水域有管轄權嗎?卜正民認為這問題不大有討論價值,因為這不是《閉鎖海洋論》的重點。他指出塞爾登從未在著作中將他的中國地圖與海洋主權問題連繫在一起,因此我們不大容易解釋他為何要收藏這張地圖。


需要考慮的另外一個方向是,不管塞爾登對海洋的看法來自這張地圖怎樣的啟發,他的動機其實在其他地方,而證據就在《閉鎖海洋論》一書里。此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它是用金屬活字印刷出阿拉伯文字的第一本英文書。當時像塞爾登這樣的學者認為,精通希伯來語和其他古中東語是歷史研究的新方法。由於東方學改變了歷史研究、法學研究等領域的學術規則,具備看懂亞洲語言的能力成為當時能在人文學科創新的關鍵。


因此,本章的重點指出,塞爾登之所以收藏這張中國地圖,原因不在於探討海洋法,而是他認為凡是含有東方知識密碼的手抄本,都具有改變世界知識的力量。對塞爾登而言,能否看懂地圖裡的中文不大重要,關鍵是收集手抄本,為英格蘭的知識寶庫增添各種神秘語言的材料。


(三)地圖上的外文註記


在第三章「在牛津看中文圖書」中,卜正民講述了一位到英國幫忙整理中文資料的中國人沈福宗的故事。1665年,東方學者海德接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一職。海德很喜歡學習新語言,在他眼中,亞洲大陸就是一座又一座未被征服的語言高山,吸引著人們前去一探究竟。由於博德利圖書館中有許多有待解謎的中國圖書,因而他極有可能在此情況下邀請沈福宗到牛津來,幫忙鑒識及分類中國圖書。1687年6月,沈被帶到牛津,從該館的開銷檔案可以看出,這份工作曾由該館支出過一筆六英鎊的中文書編目、花費及住宿費用。


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出海德與沈福宗合作的痕迹?卜正民指出正是在塞爾登地圖上。這張地圖原本只有中文,但現在可見的地名標記旁有細長的拉丁字母所寫的註解與翻譯。此外,卜正民在大英博物館的海德檔案中,還找到一張沈德宗徒手繪製的長城圖。沈德宗在地圖長城以北西伯利亞至北海的大地上,填上二十四個河流與高山。卜正民認為這些註解可以顯示,海德出於擴展地理知識的強烈意圖而仔細研究過塞爾登地圖,他努力所要了解的,「不是中國這塊地方,而是中國話這個語言。他在塞爾登地圖上的註記和大英博物館海德筆記檔案里的詞語表,間接表明他想建立一新語言的辭彙表」(頁100)。簡單地說,海德只是在收集詞語,而非學習語言。


(四)地圖描繪的海上貿易世界


在介紹塞爾登地圖收藏時代的背景以後,開始進入地圖描繪的海上貿易時代。第四章「約翰.薩里斯與中國甲必丹李旦」的主角是薩里斯(John Saris),其重要性在於這張中國地圖可能就是經由他流通到塞爾登手上(下詳)。


英國東印度公司總裁史密斯(Thomas Smythe)曾於1609年指派薩里斯擔任東印度公司第八次遠航的指揮官。他於1611年離開英格蘭,沿著印度洋一帶做生意,隔年到達萬丹(Bantam),不久又前往香料群島探尋香料。但實際上,薩里斯此行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挑戰格勞秀斯所提出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立場--如果東亞海域是一片自由之地,英格蘭理應能夠自由進出該地進行貿易。但荷蘭人並不這麼想,他們佔領葡萄牙、西班牙的部分領土後,完全不願意讓英國來此插足他們的地盤。


1613年,薩里斯來到日本平戶港,透過大名的引薦,他認識了在日本定居的中國僑民領袖兼資深商人李旦。這位來自泉州到馬尼拉闖天下的中國人,在1603年西班牙屠殺馬尼拉華人事件後逃到日本。薩里斯的「丁香號」開進平戶港時,李旦已經是日本南端數百位華商的領袖。當時葡萄牙人已經在長崎經商,荷蘭人則在德川幕府閉關時定居長崎。李旦和這些外國商人打交道的優勢,就是能夠向他們提供進入中國的管道。然而,英國最初在日本進行貿易並不成功,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23年關閉平戶商館時,館長考克斯(Richard Cocks)留下一筆爛賬,其中許多是李旦所欠的,就連薩里斯當初在東南亞各地透過香料貿易賺取的大批銀兩也都連帶受到影響。


卜正民最後在這章提醒我們,李旦原本想打造一個光明正大的貿易帝國,將荷蘭人、明朝、東南亞串連在一個可以長久發展的貿易網裡,但在1624年宣告失敗。翌年,他在負債纍纍的情況下回到日本並死於該地,結束了這位「中國甲必丹」(中國僑民首領)的故事。李旦所留下的或許不是大批的銀兩,而是藉由控制南海周邊的貿易以獲取利潤的觀念。只要明朝帝國不將中國近海之地納入掌控,只要歐洲勢力無法獨佔這個地區的貿易,只要擁有精良船隻、貨物及武器,並掌握該去哪裡做生意,海洋就是一片可供各國商船馳騁的天地。但當時這些落魄的商人並無法預測到未來的走向,無論東方人或西方人都看不出未來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在此,塞爾登或許更有遠見,看到即將登場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國家權力,更精確地說是帝國。


(五)羅針圖的秘密


卜正民不僅解讀塞爾登地圖的時代背景,對於該地圖的繪製技法也做了詳細考證,但第五章「羅針圖」的內容過於瑣碎,不大能吸引一般讀者,反而是中國學者對這部分的考證可能會很感興趣。在這一章中,卜正民找出另一份文獻《順風相送》(俗稱《勞德航路指南》[Laudrutter])與塞爾登地圖作對照。1638年,牛津大學校長兼大主教勞德(William Laud)將包含此著作在內的大批東方手抄本贈送給博德利圖書館。這部手抄本的中文書名可能是沈福宗1687年來牛津時所寫,四個漢字旁則用拉丁字寫下發音,書名的拉丁語翻譯則由館長海德完成。卜正民推測,這部著作和塞爾登地圖可能是一起來到英格蘭,而分別在不同時間到達牛津。它們同樣被三股力量帶來牛津:香料貿易、全球海上網路、學界對東方知識的渴望。


三、地圖秘碼的破解


卜正民繞了前述這麼大的圈子終於來到地圖本身的內容,直到第八章「塞爾登地圖的秘密」才開始明確破解這張地圖的密碼,提出以下的秘密。


第一,中國並不是地圖的重點。卜正民從明朝余象斗編的類書《萬用正宗》(1599)中找到塞爾登地圖繪製中國內部時的類似畫法,那是一張呈現二十八星宿相對應之地區的中國地圖《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總圖》。在這張地圖上,中國並非主軸,地圖繪製者可能拿一張類似的地圖填補上中國所在的空間。因此,這張圖的重點是在沿海,而不是內陸。


第二,地圖非常精確。塞爾登地圖的比例尺繪圖水平,和當時歐洲最出色的作品如英國地圖繪製家史畢德(John Speed)的《亞洲與其周邊島嶼》(Asiawiththe Islands Adjoining Described,1626)相較,兩者不相上下。卜正民推測,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看過歐洲人所畫的地圖,並且抄襲某張歐洲人的地圖,才得以解決繪製中國周邊海域的難題。不同的是,歐洲地圖運用經緯度賦予地圖始終一致的比例,但在塞爾登地圖上卻看不到。拿塞爾登地圖和近代圓錐投影圖相較,可看出有的地方太大,有些則太小,可見地圖可能是以另一組資料為本繪製的。卜正民提到,2011年修復前,這張地圖的狀態很糟糕,修復小組將原先襯底的紙張移除後,發現背面有一連串用直尺畫出彼此相連的線,與正面的線條相吻合。這說明繪製者根據手邊航路指南的航路資料先畫航線,再填上周邊的海岸,陸塊大概是後來才加上的。嚴格來說,這張不是地圖,而是航路圖。另外,卜正民根據圖上比例尺與距離及航速的關係推測,這張地圖與《順風相送》所使用的都是相同的導航資料。


第三,地圖具有磁場特徵。這位地圖繪製者不僅標出航路的方位,還按照航路的真正走向,將航線如實畫在地圖上。走向依據的是羅針圖,這種以羅盤入圖的畫法是中國的首例,直到二十世紀,附上羅針圖才成為中國地圖繪製界的標準做法。卜正民認為,這表示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見過歐洲人所畫的地圖。此外,他推斷塞爾登地圖上的航路資訊經過磁性編碼。雖然地圖上有些航路有偏離的誤差,但也有幾條相當精確的路線,如連接月港與馬尼拉、澳門與馬尼拉、越南東京灣與爪哇等,這些都是中國船隻在南海網路里的主要航行路線。


第四,這是一張商業性的航海圖,裡面沒有帝國的企圖或主張。塞爾登地圖的焦點雖然在海上,卻不是旨在說明該片海域島礁的主權歸屬,它純粹是一張為商人指點航向的海圖。卜正民還特彆強調,看待這張地圖不能像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那樣,主張塞爾登地圖為某一國家對海域某個岩礁的主權聲明提供了明證。


在這章的結尾,卜正民還是替地圖的身份提供了看法。究竟這幅地圖的作者是誰?在哪裡繪製?何時繪製?就作者看來,在這張地圖上,繪製者對地圖中最了解的地方是南半部。相較於明朝地圖通常把東南亞畫得相當精簡,有時甚至完全刪去,塞爾登地圖不同於之前、也不同之後兩百年的中國人所繪製的地圖。卜正民推論,地圖繪製者的所在地不是在印尼爪哇的萬丹,就是在巴達維亞(雅加達)。


卜正民還透過塞爾登遺囑中的線索--這張地圖來自「一名英格蘭指揮官」(頁238),進而推敲這人可能是前文提到的薩里斯。塞爾登大概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地圖繪製顧問哈克呂特(Richard Hakluyt)從英格蘭出版商珀柯斯(Samuel Purchas)那裡取得地圖。作者深信,透過同一批收藏者,這張地圖從薩里斯流通到塞爾登手中。他更進一步推論,薩里斯極有可能是從一位萬丹的華商處取得地圖,而這位華商以萬丹港為基地進行貿易,想看到自己的貿易版圖呈現在家中的牆壁上,於是出價請人繪製地圖。


卜正民接續探索薩里斯可能取得這張地圖的時間。他提出了三個說法,並認為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薩里斯待在萬丹的時候。1604年薩里斯被派到萬丹,1608年擔任該地商館館長,1609年返回英國。因此,卜正民認為薩里斯待在萬丹前後五年間是最有可能的時間。此外,就是透過地圖上非常精確的時間標記--令海德大感興趣的「紅毛住」三個字,指的是1607年荷蘭人建立第一座堡壘、插足瓜分爪哇島一事,因此這標記問世的最早年代是1607年,最遲不會晚於1609年。卜正民取了折衷值,那就是1608年。


推論至此,卜正民大致講完塞爾登地圖的身世故事。在本書結論里,他相當感慨地說,這張地圖輾轉流傳到歐洲一事,本來很有可能改變這個故事的發展--當年若有人將這張地圖拿給合適的人看,說不定會影響歐洲的地圖繪製者。等到這張地圖到達牛津時,它已經沒有機會引領風騷,此時地圖界的發展已經大有進展。卜正民把這張地圖失去價值的年代定在1640年,那一年荷蘭的地圖繪製家布勞(JoanBlaeu)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繪製出一幅中國海域圖。這代表了歐洲人能依賴自己製作的中國海圖,不需要再回頭拿塞爾登地圖作為繪製地圖的依據。等到塞爾登地圖被送到博德利圖書館時,它在繪製技法上已經沒有特別優越之處,它的精確性此時只剩下歷史價值,只是作為一個外國珍玩而已。


四、問題討論


塞爾登地圖自2008年被發現以來,受到各地歷史學者、地圖研究者的重視,除了本文第一節提到的兩本書外,至今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面世,以下針對這些作品一併進行討論。


(一)有限資料外的無限推論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是筆者近來所讀過的歷史著作中,使用「可能會」、「可能是」或者是各種不確定字眼最多的一本書。其中有些是有了答案而在行文上做句型的修飾,有些則是完全沒有答案,以「可能會……」來進行各種推論。卜正民這種不就事物本身去寫,而是繞了一大圈在周圍的故事上的寫作策略,關鍵還是在於他自己所說的:「我們的疑問無法從這件東西本身輕鬆找到解答。」(頁51)更明白地說,就是有關塞爾登地圖的佐證史料實在太少,作者只能憑藉非常有限的資料來寫出一本書,的確需要花費頗大功夫。


然而,太多的歷史想像與推論會大大降低本書的可信度,像是「我傾向認為地圖上那截尺和那個羅盤表明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看過歐洲人繪製的地圖,知道可拿來好好借鑒」(頁160-61);「《續珀柯斯的遠行》第三卷含有許多大概會讓塞爾登感興趣的東西」(頁189);「王爾德若看過這張地圖,大概會予以肯定,我們應該也會」(頁210);「塞爾登大概經理察.哈克呂特從撒繆爾.珀柯斯那兒取得這張地圖」(頁239);「這張地圖輾轉流落歐洲一事,本有可能改變這個故事的發展」(頁244)。


此外,有些語氣看似很堅定的評論,卻不大具有史料根據,像是「我深信,經由同一批收藏者,這張地圖從薩里斯輾轉流入塞爾登手中」(頁239-40);「如果塞爾登所述沒錯,薩里斯取得這張地圖後,原持有該圖的商人向他『出很高的價錢極力要將它贖回』」(頁241),以及「我們由此可以得出可能的區間,最晚不會晚於1609年,最早不會早於1607年。我建議折中取值,也就是約1608年」(頁242)。同時,書中的很多敘述純粹是作者的想像,以疑問句的方式來表達,像是「那些航路已幾乎磨損見底露出紙質。這一損傷單純是無意間的磨損?還是個足以透露內情的痕迹,表明這是此地圖主人最感興趣的地方,其主人喜歡向友人指出此處?這是塞爾登--例如無意間用他的眼鏡--在其地圖上擺上的記號?」(頁78)上述這些僅靠推論或歷史想像的例子僅是書中的一小部分。


(二)關於地圖的種種爭議


和卜正民的上一本暢銷書《維梅爾的帽子》不同,《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無論內容、敘事手法、架構還是註腳,都看不出是針對一般讀者。反而我們透過書末的參考文獻來源,可以看出他所引用的文獻大多是當代西方研究,並未引用塞爾登地圖公開後針對此地圖所做的中文研究成果。事實上,中文學界雖然晚於英美學界接觸到此地圖,但還是透過各種方式取得此地圖的電子檔,並提出對繪製者身份、繪製時間及內容的見解。


目前所見,香港大學學者錢江2011年發表於《海交史研究》第一期的〈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一文,應為中文學界最早的研究成果。錢江發表這篇文章時,並未應用後來學者為這幅地圖的取名,僅將之描述為繪製於明朝中葉的彩色航海圖。他在文中大膽推測,繪製海圖的作者或許就是一位常年附隨船舶在海外各貿易港口經商的鄉間秀才,也可能是一位民間畫工,或者是一位轉而經商的早年落第舉子。此外,他還提到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認為,這幅航海圖應該是在福建泉州創作的。由於畫法與中東阿拉伯的地圖繪製法相似,英國學者進而推斷繪圖者可能是一位定居在泉州並早已漢化的阿拉伯人。錢江認同這一觀點,但在文中卻沒有說明這位牛津大學學者是誰。


此外,錢江還提到卜正民和他2011年在新加坡舉辦的一個亞洲歷史會議上交換意見,表示不同意他認為此圖創作於泉漳地區的看法,並認為作者一定是居住於印尼巴達維亞的福建商人。關於卜正民這樣明確的見解,並未見於《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至於創作年代,錢江根據地圖的歷史背景與所繪製的東西洋航路,推斷時間應為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因為當時是海外貿易最為興盛的時期。


在錢江之後,香港中華萬年網編輯陳佳榮在同年的《海交史研究》第二期也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將這幅地圖取名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文中進行幾項史實的分析,認為:


(1)地圖採用了1602年後刊布的西式繪圖成就;


(2)地圖所載的台灣地名應該在1603年陳第東遊後;


(3)地圖所載東北地名應在後金建立後;


(4)地圖提到的「紅毛住」等注文,應在1621年荷蘭人佔領摩鹿加群島後;


(5)地圖未反映1624年荷蘭人佔領台南的情況。綜合這五點推論,他主張地圖繪製的時間大致在1624年左右。


關於繪製年代的問題,陳佳榮在2013年發表於《海交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又重新做了修正。他將這張地圖改稱為《東西洋航海圖》,並根據萬曆三十五年(1607)的《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總〕圖》,提出地圖繪製時間的上限可推至1607年。此外,他在文章中提到曾參考貝秋勒在2013年發表的文章,陳佳榮這看法似乎就是受了他的影響。


有關塞爾登地圖受《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總〕圖》繪圖方式的影響,如前所述,卜正民在書中也有討論,但錢江與陳佳榮推斷的繪製時間明顯和他所提出的1608年有所出入。至於貝秋勒,他並不同意卜正民的論點,認為地圖可能是在馬尼拉繪製,繪製時間大約在1610年代後期,大約在1619年左右。儘管上述關注地圖細節的學者大多是基於考證並加以推論,但卜正民得出繪製時間是1608年的理由也沒有比他們高明多少。他在書中一直強調:他關注的是人物,而不是地圖本身,但到了結論部分他還是免不了要用排除法,猜測這張地圖究竟是何時的作品。


2013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林梅村針對上述文章,做了更進一步的研究,他的結論有四點:


(1)地圖大約繪製於崇禎六年至十七年(1633至1644年);


(2)塞爾登地圖其實就是《鄭芝龍航海圖》;


(3)1633年,鄭芝龍艦隊在金門料羅灣大捷,從荷蘭人手中收繳了一些海圖。鄭芝龍不僅通曉多國語言,其部下還有許多戰俘及外國傭兵,因此《鄭芝龍航海圖》可能借鑒了那些西方海圖;


(4)現存於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東洋南洋海道圖》,繪圖者是施琅之子施世驃,時間約在1712至1721年間。該圖看似源於《鄭芝龍航海圖》,如果屬實,那麼塞爾登地圖的原名可能就是《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


透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學界對於這張地圖的繪製時間、繪製者及繪製地點說法不一,由於佐證資料有限,許多觀點都是推測之詞,因此都僅能存疑。儘管這些論著的推論有待商榷,但對於比較晚出版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而言,仍應當在文中或註腳中對這些說法有所回應。


(三)說法不一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一書有幾處小錯誤,卜正民在〈序〉中提到:「這是幅大地圖,長160公分,寬96.5公分,大小雖只有瓦爾德澤米勒地圖的一半,但肯定仍稱得上是當時當地最大的壁挂圖。」(頁19)但在第一章卻又有不同說法:「七年後,我在新博德利圖書館地下室仔細研究一樣我怎麼也料想不到其存在的東西。……它尺幅甚大,寬超過1公尺,長將近2公尺。」(頁35)這兩種說法明顯有出入。在第八章中,作者提到塞爾登地圖遍布秘密:「其中只有某些秘密會被我們解開。我算過,僅僅六個。」(頁219)但下文有標示「第幾個」的地方只有四處(頁219-36),另外兩個並未有數字的標示。這是刻意不說,要讀者自行在字裡行間找答案,還是文字上的疏忽?


此外,書中還有一些地方前後說法不一致。卜正民提到:「當年若有人將它拿給對的人看,說不定會影響歐洲的地圖繪製者,但這事沒發生。」(頁244)但這之前卻說:「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能制出如此脈絡一致且精確的地區圖,靠的是抄襲某張歐洲人所繪地圖。」(頁225)既然歐洲都已經有此技術,即使塞爾登地圖早一些被發現,究竟能有多大影響?這裡的看法似乎不太一致。


(四)從塞爾登地圖看倫敦


相較於卜正民旨在破解塞爾登地圖的秘密,同樣研究這張地圖且是最早的發現者,貝秋勒的研究方法就截然不同,他的專著《倫敦》則是透過這張地圖探討英國如何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聯繫所帶回來的各種資源,將倫敦打造成一座全球性的現代都市。兩者相比,筆者更喜歡這種非推理式的寫作風格。貝秋勒認為亞洲的貿易體系對於倫敦的文化、知識與政治形塑扮演了基礎性的角色。透過在南中國海、印度洋與東亞海域的相遇,英國商人不僅發現新的財富來源,而且還有新的王權模式與主體性。舉凡這些現代性的象徵,如合股公司、民族、法規、國家、政治革命,都被視為與亞洲的轉變有關。


貝秋勒不像卜正民一樣逐一去破解地圖裡的密碼,反而是更寬泛地去看來自亞洲的地圖、知識或觀念與倫敦的關係。書中提到塞爾登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與手稿,還有中國航海地圖與測繪羅盤。此外,塞爾登常提議如何廣泛地調查及翻譯語言、法律、歷史與科技;而所謂的「翻譯」是多面向的、去中心的,有時是跨歷史的脈絡。從這方面來看,翻譯為啟蒙、政治、經濟與科學革命的過程提供了充足的養分。《倫敦》一書讓我們見到和卜正民完全不同的書寫風格,看似在寫塞爾登中國地圖,但重點不是在這張地圖上,而是延伸出許多課題,所強調的是十七世紀的倫敦。


五、結語


同一張地圖竟可以讓學者寫出截然不同的著述,正透露出這張隱藏了數百年的地圖的魅力。不同研究背景的學者無論在有關地圖的內容、繪製者、流通過程、收藏家、時代特色,以及貿易、全球都市等方面,都有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這不僅要感謝卜正民以抽絲剝繭的方式帶領我們認識塞爾登地圖的生命史,更要對地圖的發現者貝秋勒以全球史的視角探討倫敦都市的近世發展表示敬意。


如同卜正民在書末所說:


許多歷史考察之旅迷失於大海中,無緣抵達目的地。或許我們的考察之旅未能抵達母港,但至少我們有所成:我們已替塞爾登地圖找回它在數百年前消失之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不只如此:因為在替這張地圖找回其歷史的當兒,我們已把自己寫進這故事中。(頁242)


儘管目前仍有許多疑問未能有滿意的答案,但有關這張地圖的解密工作不會到此告一段落,在卜正民及貝秋勒的努力下,我們看到了許多研究成果,日後勢必會吸引更多學者加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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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號目錄:


二十一世紀評論


徐國琦:《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戰華工的世界意義》


學術論文


《文革五十周年專輯》


李遜:《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


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


王芳:《官僚派系政治與群眾組織的產生——以上海柴油機廠為例(1966–1967)》


嚴飛:《政治運動中的集體暴力:「非正常死亡」再回顧(1966–1976)》


研究筆記


宋永毅:《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景觀


楊小彥、鄭梓煜:《杜鵑山改編過程之考察》


書評


蔣竹山閱讀地圖裡的全球史秘密——評卜正民《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李瀟雨改造的政治——評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


吳盛傑國際化視野下的太平天國史——評裴士鋒《天國之秋》


王成勉求真何其難——評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


三邊互動


編後語


注釋:


英文版參見Timothy Brook,Mr.Selden s Map of China:The Spice Trade,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London:Profile Books,2014),聯經的中譯本翻譯自此版本。本書有另外一個較早的英文版本,內容一樣,但副標題不同,參見Mr.Selden s Map of China: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13)。中國大陸也出版了一個中譯本,參見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劉麗潔譯:《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重返東方大航海時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Robert K. Batchelor,London: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1549-1689(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卜正民的著作雖然比貝秋勒的書早一年出版,但書中僅是感謝他發現了這張地圖,卻不提及貝秋勒的研究成果(他應該知道貝秋勒已經在研究這張地圖)。此外,在貝秋勒的新書中,也不見提到卜正民的塞爾登地圖研究。種種跡象顯示,兩人對於彼此的研究看法有非常大的出入。有關這點,也可以從他們為對方寫的英文書評內容嗅出一點端倪。貝秋勒寫的書評參見Imago Mundi66,no.2(2014):249-50;卜正民的書評參見Renaissance Quarterly67,no.4(2014):1379-81。


卜正民(TimothyBrook)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參見G.J.Toomer,Eastern Wisedomeand Learning:The Study of Arabic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John Selden:A Life inScholarship(Oxford;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9)。


中文著述參見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1-7;陳佳榮:〈《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繪編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頁52-66;〈《東西洋航海圖》繪畫年代上限新證--《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圖》可定"TheSeldenMapofChina"(《東西洋航海圖》)繪畫年代的上限〉,《海交史研究》,2013年第2期,頁102-109;林梅村:〈《鄭芝龍航海圖》考--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藏《雪爾登中國地圖》名實辯〉,《文物》,2013年第9期,頁64-82。西方著述參見Robert K. Batchelor,"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c.1619",Imago Mundi65,no.1(2013):37-63;Stephen Davie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den Map:Some Conjectures",Imago Mundi 65,no.1(2013):97-105。另有針對沈福宗與海德的信件往來進行的探討,參見William Poole,"TheLetters of Shen Fuzong toThomasHyde,1687-88",Electronic British Library Journal,article9(2015),www.bl.uk/eblj/2015articles/pdf/ebljarticle92015.pdf,1-28。


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頁5-6;6。


陳佳榮:〈《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繪編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頁55-58。


陳佳榮:〈《東西洋航海圖》繪畫年代上限新證〉,頁102-109。


Robert K. Batchelor,London: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1549-1689,104-105.


林海村:〈《鄭芝龍航海圖》考〉,頁79。


新近的研究成果綜述,參見龔纓晏、許俊琳:〈《雪爾登中國地圖》的發現與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3期,頁100-105。另可參見龔纓晏:〈國外新近發現的一幅明代航海圖〉,《歷史研究》,2012年第3期,頁156-60。


RobertK.Batchelor,London: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 lCity,1549-1689.


編排:@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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