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時鮮為人知的「日本八路」揭秘

1939年1月2日，山西省武鄉縣王家峪村，在八路軍前線司令部召開的會議上，杉本一夫等3名日軍俘虜走上台，當場宣布要參加八路軍，成為第一批日本反戰士兵。

11月7日，以他們3人為核心，在山西省左權縣麻田鎮八路軍野戰總部，召開「華北日本士兵覺醒聯盟」成立大會，這是第一個日本人反戰組織。此後，日本人反戰組織陸續建立，遍及敵後抗日戰場。到了1945年8月，盟員已多達千餘人。

大批日軍倒戈，在日軍中引起極大震動，也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當時，美軍曾派「迪克西使節團」到中國考察對日俘虜工作。1944年7月1日，《紐約時報》發表評論說：這裡的日本俘虜並不是被關在集中營里，共產黨人使他們相信，幫助八路軍就是幫助日本從軍閥和戰爭的重擔下解脫。文章道出了日軍倒戈的秘密。

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和優待俘虜政策，吸引了大批日軍俘虜投入反戰的大旗下。抗戰初期，八路軍就發布了優待俘虜的6項命令。後來，又特別增加了對日俘的具體政策，如：「對待日俘須以兄弟待遇之」，「願意與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應儘可能予以方便」等。

1940年春的一次戰鬥中，八路軍俘虜了一名叫石田美喜的日軍士兵。當時他拒絕八路軍的忠告，提出把他送回日本軍隊的要求。出乎他意料的是，八路軍竟然答應了他的要求。可是回去後，他非但沒有得到日本軍官的同情和關懷，反而受到殘酷的虐待，並要將他軍法處置。面對日軍的殘酷和八路軍的善良，石田美喜追悔莫及。不久，他就逃了出來，重新回到八路軍總部，加入反戰組織。

在生活上，日俘也得到了照顧。當時八路軍的月津貼為：士兵1.5元、排級2元、連級3元，而日俘一律按連級軍官待遇。中國官兵以小米為主，連八路軍首長也吃小米，俘虜們卻主要吃大米、白面。上午是一菜一湯，下午是兩菜一湯，幾乎天天都有一點肉。根據地的群眾還把自己捨不得吃的雞蛋省給他們，衣、被、鞋襪等生活用品也優先供給。

各種戰法直插日軍心理防線

反戰同盟的反戰活動，主要是發動宣傳攻勢，瓦解日軍士氣，喚起日兵覺醒。在實際工作中，反戰盟員結合日本的民族習慣和日兵思鄉厭戰心理，創造了幾十種鬥爭方法，直插日軍的心理防線。

反戰同盟將反戰標語寫在樹榦、橋樑、岩石等日軍可能看到的一切地方。書寫的內容廣泛深入，如「親人們望眼欲穿等著你回去」、「殺戮無辜的中國平民，如同屠殺自己的父母兄弟」、「八路軍不殺俘虜，會兄弟般地接待你們」等。當時，冀南支部有個叫秋山良照的盟員，他多才多藝，不但能寫文章，還善於繪畫。在艱苦的環境下，靠著簡陋的印刷條件，和戰友們編寫印製了大量宣傳品，僅1942年就多達幾十萬份，全部散發給日軍士兵。秋山還抓住日兵的心理，經常與他們通信談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積起來有一尺多高。

後來，每當夜間反戰支部到敵人碉堡前喊話時，總有日本士兵問：「秋山君在哪裡，他還好吧？」當時日軍中紛紛傳說「八路軍中有個『秋山良照』部隊」，日軍還專門討論所謂「秋山事件」。日軍下令通緝秋山良照，並發表公告，以連升兩級和1萬元懸賞。

1940年8月的百團大戰中，反戰盟員協助八路軍行動，向日軍士兵進行宣傳喊話，給日軍士氣帶來非常大的打擊。1942年11月，太行支部對山西省潞安縣老頂山分遣隊進行喊話。喊話在敵人的碉堡下進行，非常危險，碉堡上常常飛過冷冷的子彈。

反戰盟員石田雄是膠東支部的宣傳委員，他有一副清脆甜潤的歌喉，並且能根據日本士兵的要求唱日本各地的曲調。1943年深秋，他到山東文登縣城據點喊話。敵人正想開槍，石田雄用優美哀傷的男高音緩緩地唱了起來：夜半人靜月更明，寒光斜射照進窗。期待在渺茫異國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哀……歌聲隨風吹進碉堡，裡面的士兵不寒而

抗戰後期，日軍思鄉厭戰、反戰投誠、集體自殺之風在內部瀰漫開來。反戰同盟加緊活動，力求徹底瓦解日軍士氣。他們從日軍士兵切身利益出發，不但制訂《日本士兵要求書》，提出228條需要爭取的利益，並教給他們鬥爭的方法；還針對不同戰場特點，展開針對性宣傳攻勢。

在晉西北，某日軍據點的士兵常年以黑豆為食，晉西北支部編出了「不要讓我們吃黑豆」等傳單發給日軍士兵，並將日本歌譜譜上反對吃黑豆的新詞，寫在長長的木牌上，夜晚插到日軍據點旁邊。

在華中，蘇中支部製作的精美宣傳畫，被日軍據點哨兵看到，竟忍不住號啕大哭。原來上面畫著一輪明月，月亮里站著一名婦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形單影隻的士兵在站崗；在冀南，在反戰同盟的爭取下，還建立了一些「和平據點」。少尉分隊長津金，每次出去執行任務，都親自拿著小白旗，不打八路軍，八路軍也不打他。日軍先後5次合擊八路

慰問袋是日本戰時流行的一種風俗，當出征的士兵在前線作戰時，國內民眾將日用品或食品、慰問信等，裝在一個一尺見方的布袋子里，贈送給前方士兵，以示慰勞和鼓勵。在日軍侵華初期，日本士兵每人平均年收8至12隻，裡面裝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較精緻高檔。到1940年，慰問袋降至6隻，1941年僅為3隻，所裝物品質量也大大降低。

針對這種情況，反戰盟員動手製作慰問袋，裡面裝上煙、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問信。每逢春節、櫻花節、盂蘭節等日本傳統節日，向各日軍據點分送。開始，日軍長官以有毒為借口，不許士兵拿。後來，不但無法控制，士兵或下級軍官還友好地回贈禮物。

除了進行反戰宣傳外，反戰盟員還活躍在生產、教育、衛生等抗戰各條戰線上，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反戰盟員山田一郎原是日軍中尉醫官，被俘後自願為八路軍醫治傷員。在根據地藥物奇缺的情況下，他就地取材研製出治療肺病的代用藥品，救治了不少軍民，曾被譽為「日本白求恩」。

不少反戰盟員還在戰場上與敵搏殺。新四軍反戰同盟第五支部的十幾名盟員，曾和五師師直敵工隊一起，伏擊了從湖北黃岡姚家開往河口的一個日軍小隊。盟員森增太郎親手將日軍小隊長擊斃，並繳獲了他佩帶的軍刀。戰鬥結束後，森增太郎將軍刀贈送給李先念師長，受到李師長親筆寫信表揚。

抗戰末期，反戰盟員積極投身受降工作。他們向日軍士兵發出通電，號召他們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各地支部將通電印成傳單，大量向日軍散發，並反覆向抵抗士兵喊話，叫他們放棄抵抗。同時認真安頓解除武裝的士兵，為他們消除疑慮、安排生活、聯繫遣返。抗戰勝利後，除一部分留在中國參與建設外，大部分反戰盟員陸續回國，繼續從事中日友好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反戰盟員與中國軍民朝夕相處，手足相親。1942年5月，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對冀中根據地發動了空前殘酷的大「掃蕩」。當時，西村、淺見等反戰盟友受重傷，被安排在馬江村的郭大娘家隱蔽。

郭大娘知道他們是「日本八路」，像親人一樣地對待他們，給他們喂水喂飯、端屎端尿，在家裡掩護了近一年時間。敵人聞訊前來搜查，把郭大娘打得昏死過去，她寧死也不說出他們的藏身處。西村學會的第一句中國話就是「娘」，他認郭大娘為自己的媽媽。西村傷好後被冀中軍區接回部隊，臨走時，他拉著郭大娘的手，哭個不停。1981年，西村托赴西安的日本友人給郭大娘的女兒捎信說：他非常懷念中國，思念郭大娘及其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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